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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 ——1957年的穆旦或一个时代的灵魂史 霍俊明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北京西城德胜门外黄寺大街什坊街2号，100011） 【内容摘要】 本文对穆旦和“九叶诗派”由贬抑到经典的诗歌史转换进行反思，并以1957年的穆旦作为切入点，辨析50年代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个体灵魂的纠缠。通过对穆旦1957年诗作的文本细读和对作为知识分子的穆旦在政治运动中的心态和痛苦的心灵轨迹的反思，返观诗人在当代诗歌写作的转变的特殊语境中一代人的思想史和灵魂史。 【关键词】 穆旦；政治文化；经典；新诗史叙述；灵魂史；知识分子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 ——穆旦《智慧之歌》 从贬抑到经典：穆旦和“九叶诗派” 在长时期的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中，穆旦连同“九叶诗派” 曾长时期地遭受忽视乃至作为新诗发展的“逆流”而屡遭批判 。那么穆旦这位曾经相当重要的“新生代”诗人确实在40年代曾经闪现光辉，但50年代以来“偏见和积习遮蔽了他的光芒。其实他是热情的晨光的礼赞者，而粗暴的力量却把他视为黑夜的同谋。” 而在80年代开始的广泛的“文学化石”的发掘运动中，包括穆旦在内的“九叶”诗人被重新发掘。这种由埋葬到挖掘，由贬抑到经典的巨大转换过程是惊人的。“80年代，当更年轻的读者以陌生和惊奇的眼光打量这一群诗人及其作品，人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凉，还有历史本身的荒谬感。” 而穆旦与“九叶诗派”研究在新诗史写作和研究中越来越成为显学不能不与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在很长时期内 ，新诗和新诗史研究中现实主义诗歌（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往往作为一种主流而被反复强调，而与之相对的现代主义诗歌则被视为是一种“逆流”而加以排斥和忽略。在当代新诗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诗坛分为主流、支流和逆流，而对此的划分依据更多是一种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哲学” 的影响下，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多时候作为资产阶级的逆流而屡遭贬抑，并冠之以“反动文艺”、“颓废主义”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罪名。艾青的《中国新诗六十年》 ，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 可以说是代表。臧克家在该文中就将郭沫若、殷夫、艾青、田间、蒲风、袁水拍以及解放区诗人作为革命新诗的主流；而胡适、早期象征派的李金发、新月派的徐志摩、现代派的戴望舒都被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家的集体”而受到批判。正如孙玉石所言：“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象征主义艺术就这样与进步的向上的人类情感内容水火不容吗？难道只有把象征主义完全推给没落阶级的颓废与绝望才是惟一正确的审美价值标准吗？难道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潮流就永远被打入'逆流’，成为被遗忘了的歌声吗？” 这种以政治属性和阶级定性为指归的对新诗历史的“清理”工作极大地损害了新诗的正常发展和新诗史研究。而这种局面也只有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才有所缓解。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关注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现实主义一统诗坛的局面和研究者长期达成的“共识”有所改变。而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语境中，不仅出现了李金发研究热潮，而且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关注程度是前所未见 。在这种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张扬和强化的时代语境中，穆旦的彰显不仅与其在40年代的影响有关 ，而且与新时期对“九叶派”的挖掘直接联系。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 则将“九叶诗派”研究推到了前台。孙玉石就指出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研究者和编辑者的想象。“国内外许多诗歌史研究者将自己现代性搜寻的眼光投向这个流派和诗潮。许多博士论文将对于它的研究纳入自己的选题，并产生了令人惊喜的成果。以此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专著的出版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迅速超越了其他诗歌流派的关注。以这个诗集命名的一个新诗流派——'九叶诗派’，已经被人们用理性的眼光写进了无数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册。” 此后众多的文学史尤其是以现代主义为线索的新诗史都对“九叶诗派”进行专章或专节的叙述 ，而重要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以大量篇幅推出的“九叶”诗人的专栏研究 则大大推动了当代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对这一诗人群体的关注程度。当下的新诗研究中“九叶诗派”的相关论著是很多的 。 而就穆旦而言，穆旦逝世后诗集（诗选）和纪念文集的出版以及研讨会、报刊专栏更是强化了穆旦被“经典化”的过程。穆旦的主要诗集（选）有《探险队》（昆明文聚社，1945年）、《穆旦诗集（1939-1945）》（沈阳自费刊印，194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八叶集》（香港三联书店、美国《秋水》杂志社联合出版，1984年）、《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蛇的诱惑》（曹元勇编，珠海出版社，1997年）、《穆旦代表作》（梦晨编，1999年）等。穆旦逝世10周年前夕出版了《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987年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等人编选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和1997年穆旦逝世20周年由杜运燮、周与良、李方、张同道和余世存编选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都使这位40年代的“诗星”在近半个世纪之后重放光辉。各种新诗史著作开始将视野投注到穆旦身上，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设专节“穆旦最后的诗”。蓝棣之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 （华夏出版社，1994年）对穆旦的专节论述“穆旦：用身体思考”。杨四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主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设专章“穆旦：毕生创制'新的抒情’”。刘扬烈的《中国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0年）的专节“穆旦的诗歌创作”。现代和当代新诗史上曾长期是作为“逆流”遭受贬抑与和忽视的穆旦连同“九叶”诗人一起在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的转换中也逐渐成了经典。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诗研究界的“九叶热”和“穆旦热”，要避免过度阐释的危险倾向。在一段时期内，有研究者将穆旦抬到相当高的新诗史位置，很多研究者认为穆旦是“九叶”的代表。如李怡的《黄昏中那道夺目的闪电：论穆旦对中国现代诗的贡献》 ，尤其是1994年由张同道和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大师》 以“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论者认为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是杰出的实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并将穆旦推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而近年来的穆旦研究开始有学者对穆旦有了质疑和批评之声，主要是针对穆旦诗歌的过于西化和欧化。研究者认为尽管50年代开始穆旦有过短暂的向民歌和古典诗词学习的过程，但并不成功。如黄灿然在《赞美之后的失望》一文中对建国后的穆旦诗歌写作提出质疑与批评，认为50年代之后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良铮或梁真，一个杰出的翻译家。”值得注意的是江弱水在2002年第3期《外国文学评论》发表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对穆旦的“欧化”和非“本土化”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辨析。但蓝棣之则认为穆旦50年代以来尤其是晚年的诗歌写作并非像一些不无偏激的研究者所认为的一无是处，“完全失败”。蓝棣之认为穆旦晚年表示要使他的诗歌写作民族化，“准备多读些葬歌古典诗歌和民歌，多吸收些这方面的营养。他怀疑他的诗缺乏传统的意象是否就好。事实上，他晚年的诗在思维方式、构架、句式和语言上都有些变化，比较容易读了，不再那么欧化和晦涩。这就是说，他在走过40年诗创作历程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怀疑，一个困惑。” 也就是说，穆旦以50年代为界，其诗歌写作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转变，不管这种转变是主动的还是宥于时代的限制，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辨析，而非简单的否定和肯定所能解决的。 1950-1957：诗人如何承担时代的诗歌写作 分析穆旦在1957年诗歌写作和相应的心态转变不能不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生存的整体时代语境和诗歌写作氛围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揭示穆旦在此期间诗歌写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生活、文化，还是在思想、艺术上都产生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持续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一切进入了百废待兴的和平建设时期，那么包括诗人在内的人民其喜悦与激动之情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体现在文学上，战时文化尤其是解放区、根据地的文化形态不仅在建国初的和平建设时期没有消失，反而是通过各种国家机构得以不断强化。从建国初期开始，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因新生而自豪的感觉。然而在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和“精神洗澡”中，诗人尤其是那些早年的现代主义诗人应该具有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内省意识已基本消失殆尽。确实，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个到处充满着革命理想主义与乐观激情的颂歌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反省的精神就有些“不合适宜”。在这场新的政治体制与文化机制以及新的国家想象的巨大洪流的冲击下，诗人们是在焦灼、紧张而又充满热望的复杂情绪中进行转换与蜕变的。实际上朱自清早在1948年就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某种忧虑，“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知道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决非是和风细雨式的，倒是暴风骤雨式的。《光明日报》早在1949年7月5日就发表了费孝通的《当前大学种种问题》的文章，该文强调改革的过程必然同教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相联系。1951年9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结束之后全面范围内迅速展开。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全国文联常委会在1951年11月17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贯彻改造思想的号召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1951年11月30日《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下发，以期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迹象和反革命分子，使教师和学生接受初步的思想改造运动 。 在历次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中，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反复得到“清理”和改造，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是跟随时代唱应时的颂歌和赞歌，或者因受难而沉默喑哑，或者因经受炼狱而继续歌唱。诚如谢冕所言每个时代都在以它的精神塑造最能传达其精神的歌者，但是每个时代在作这种选择时又都表现出苛刻。“它往往忽视并扼制诗人与众有异的独立个性和特异风格。” 建国之后，现代新诗史上的两个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集体隐没于诗坛相当能说明当时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但是二者隐没的原因还是有差异，而目前研究界对之则缺乏细致而深入地辨析。以胡风为首的“七月诗派”是以文学的方式和突出的主观战斗精神积极介入到时代漩涡中去的，而这种类似于萨特式的介入方式则在建国后激进的政治和文化时代语境中是不被接受的。那么这一诗派的消隐则更多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从当时尖锐的批判和人身攻击乃至阶级属性划分上可以看出。七月派诗人对光明和未来没有任何怀疑，他们奋不顾身地扑向未来的乌托邦远景。正如绿原的诗这是些“快乐的火焰”，但这场大火留下的却是充满时代隐痛的灰烬与尘埃。七月诗人和大多数诗人一样感受到了新时代带来的巨大的幸福感，诗人像孩童一样天真地唱着，像“快乐的火焰一样”燃烧着，跳跃着。 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我们把心投给你，我们把血浇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一部分吧。/未来的空气是无穷无尽的，/你永远不会熄灭的。/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 七月诗人，这些如孩子般纯真的歌唱者和由衷向往未来的憧憬者，在这场燃烧的火焰中没有看到大火中被点燃的正是他们自己，即将到来的只是凄凉的黑色灰烬和余烟般的痛苦。实际上“九叶”诗人唐湜在《诗的新生代》 中对“七月派”的认识是相当准确的。唐湜认为“七月”诗人“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他们“崇高，勇敢，孤傲”而“狂放”。 而与七月诗人不同，“九叶”诗人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并没有受到像七月诗人那样大规模的冲击和批判。而“九叶诗派”的消失，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诗人的气质是“内敛而又凝重的，所以表现的与贯彻的只是自己的个性” 。而与这种相对理性和怀疑精神的个性相应的写作方式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则不能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所认可，所以穆旦等“九叶”诗人的集体消失可以看作是这些诗人主动或自觉地退出诗坛的结果。代表性的如郑敏，在回国后一直到1976年结束，她的创作几乎就是一片空白，而这种空白则是诗人主动放弃的结果。文革中，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对郑敏说很喜欢她的诗，希望她能继续写诗，但郑敏仍是主动放弃了写作。实际上，“九叶诗派”的诗人较之七月诗人，感染的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浸染较深，并且他们普遍放弃了一种“时间神话”的乌托邦幻想。即并没有简单而廉价地认为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崭新的更加“高级”和“进步”的美好世界就会降临。也正如诗人布罗茨基在《第二个自我》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会程度不同地损害或者缩小诗歌的权威，因为“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之外，还会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质疑。”所以包含穆旦在内，他们尽管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了新的社会生活当中去，但是在诗歌写作这一点上他们的选择是一致的，没有一起加入到集体的颂歌和战歌当中去。这也是为什么在回国之后，迟至1957年穆旦才集中发表几首诗作的原因。 时代转折点上穆旦：当代心态与知识分子际遇 对40年代的穆旦研究已多少有过度阐释的危险倾向，所以笔者避而不谈。从1949年到1977年近30年时间里，穆旦只有4年在写诗，1951年2首，1956年1首，1957年7首，1975年1首，1976年27首。由于51年、56年诗作太少不具代表性，而76年的诗作在文革的地下诗歌越来越受到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的倚重热潮下的今天已经成为热点，再分析也有重复叙述的嫌疑。而之所以选择1957年的穆旦诗歌写作，则可以从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中发现穆旦在建国后作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和复杂性的一面。而这正是长期以来的“穆旦研究”所缺乏的，如邱景华在《穆旦研究“漫议”》中所认为的在穆旦研究中很少看到对穆旦思想演变的细致分析，“以至我们对他一生的思想变化，还缺少足够的理解。”所以笔者希望对1957年穆旦的诗作以及这种写作与时代语境的纠缠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困难的，那么在50年代之后的中国写诗是可能的吗？正如谢冕所言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挟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产生。” 穆旦在5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否像谢冕所说，这个天才受到伤害，或者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而要辨析穆旦在50年代尤其是1957年的诗歌写作不能不对建国后穆旦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进行梳理。正如程光炜所强调的研究当代诗歌不研究诗人的灵魂史和思想史是不可思议的。 建国前夕，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学，艰苦的求学生活加之不能很好的写诗 ，加之对新时代的向往穆旦一直有回国的冲动。尽管诗人没有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新中国成立的气氛，但远在国外的穆旦仍通过各种途径在思想上不断“充实“自己。1950年穆旦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俄国文学，并背诵下整部俄语辞典。他时时关心新中国的情况，即使是在撰写学位论文的紧张阶段仍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1952年年底回国后的穆旦在其诗作中表达了作为知识分子抛弃“旧我”迎接“新我”的转变意愿。 需要强调穆旦1956年写的《妖女的歌》，由于该诗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由家属整理出来的，这都给研究者提出了难题。该诗是否写于1956年，还是写于1957年？为什么偏偏在1956年写了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这首诗确系写于1956年，那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下，穆旦却写了这样一首明显充满怀疑和自省精神以及沉痛经验的诗作是多么不合时宜。而这种知识分子的立场也自然延伸到1957年他的诗歌写作当中。穆旦在《妖女的歌》中呈现的妖女意象，无疑是那个时代语境的恰切隐喻。而那些追寻者只能是“把已知未知的险峻都翻越”并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成了一群毫无个体主体性而不自知的盲目的人群，这些人群被巨大的卡理斯玛迷狂形象所牵引而走上祭坛。 《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和其他5首诗 一起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发表的穆旦这7首诗，只有《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注明了写作时间是1951年。而这两首诗在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那么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是否像穆旦标明的确实写于1951年？在1957年这样的环境下，穆旦是否有着其他的考虑？对于有国外背景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都会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而穆旦将这两首诗标明写作时间是1951年，其时诗人又在美国，穆旦是否有着为自己澄清“历史”问题和避祸的意图？ 当然说这两首诗写于1951年也有合理之处，如穆旦深受“粉红色诗群”奥登影响思想不无激进有关，这从穆旦留美期间学习俄语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看出。 1957年9月号的《诗刊》发表黎之的评论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对所谓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进行批评，而对穆旦的批判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文章认为穆旦在这一时期（1957年）所写的为数不少的诗作，流露出比较严重的灰暗情绪，并且这种情绪表现得相当晦涩费解。 “葬歌”好像是他那种灰暗悲哀心情的解剖。“葬歌”是作者埋葬故“我”的挽歌。他把知识分子的改造比着一条“长长的阴暗甬道”，而作者似乎还在这个“甬道”里彷徨。……作者的心情充满了毛度，既说旧“我”“七窍流着毒血”——这种描写本身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描写得那样阴森可怕，而又怕“希望”欺骗了他。这难道是对旧我的“葬歌”吗？我看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污蔑了。 论者认为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穆旦自然会歪曲甚至污蔑和攻击新社会和新生活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满。穆旦在建国后一度停止诗歌写作，诗作甚少，而在1957年却集中地发表7首诗作并且受到主流诗坛的激烈抨击，这就不能不说明穆旦的诗歌写作与当时的主流写作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尽管穆旦所处理的也是当时普遍的知识分子改造题材，但处理的方式仍是穆旦式的。充满矛盾、差异和盘诘的文本正体现了穆旦的特殊性。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那种既渴望迎接崭新的生活又希望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的矛盾状态，体现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最典型的无疑是何其芳的《回答》和穆旦的《葬歌》。二者的共通之处都在于真实地呈现了内心世界的挣扎和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灵魂史和思想史。杜运燮就认为《葬歌》“朴实地表达了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决心改造旧世界观的真诚心情”，但穆旦“不是简单化地表达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决心，而是细致地形象化地剖析他下这个决心的'曲折’思想斗争过程。” 在《葬歌》中穆旦的初衷是希望真诚地表达自己与旧我决裂改造自我的愿望。穆旦晚年时谈及此诗仍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这首长诗通过“我”（新生）与“你”（旧我）的对话展开，二者之间的对话和矛盾是那么的强烈而不和谐，正如盛夏与严冬，白天与黑夜。诗一开始，在思想改造的“温暖”的歌声中诗人却想到了过去的“自己”。这就为全诗奠定了基调——矛盾的，挣扎的，尴尬的，痛苦的，游移的。而在当时的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的二元对立的美学视阈中这种具有“双声话语”性质的文本就不能不被目为“异端”。尽管穆旦在这首诗中试图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和解”而最终抛弃“旧我”完成向“新我”的转换，但是，诗人却呈现给读者的是对“旧我”的怀念和“旧我”对诗人思想的影响。“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纷纷高举的手臂和向下陷落的内心正揭示了诗人的孤寂和清醒的灵魂。全诗充满了对立语词，而这些语词又是如此激烈的相互争辩。如阴影/天空，欣然/冷漠，寒战/热火，岛屿/洪水，阴影/阳光，小资产阶级/先进生产者，骷髅/希望，留恋/埋葬等等。诗人正像茫茫大海上的小舟，在不断地向彼岸靠拢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波浪冲荡回来，前进，倒退，倒退，前进……“'信念’在大海的彼岸，/这时泛来一只小船，我遥见对面的世界/毫不似我的从前；/为什么我不能渡去？/'因为你还留恋这边！’”而穆旦的这首诗的重要就在于诗人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诗人对未来持一种廉价而盲目（不自觉或主动的）的乌托邦幻想和对时间神话充满向往，而是以一种相当可贵的怀疑精神和知识分子立场为一个时代写下了“墓志铭”。穆旦在写作这首长诗的时候，已经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决非彻底也不能令读者满意的“埋葬”旧我的对时代的“回答”。因为，诗人正视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而他又不愿意用谎言和面具将其掩盖起来。这也只能造成穆旦式的悲剧，而不是臧克家或冯至式的悲剧。“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没有太多值得歌唱的：这总归不过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就诗论诗，恐怕有人会嫌它不够热情：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也就因此……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1957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穆旦的《问》，共两节8行。而值得注意的倒是《穆旦诗全集》中在1976年收入的同名诗作《问》。而1976年的这一首《问》原稿并未标明写作时间，只是穆旦的家属提供了未发表稿，编者推测为诗人1976年所作。而不管这种写作时间是否确信可靠，两首《问》实际上可以比照阅读，都呈现了诗人在新时代的可贵的怀疑立场和发问精神。在新的生活面前，穆旦并非盲目乐观屈从，而是仍秉持着自己内心的悲哀，这支尖细的笔并没有去“聚敛起空中的笑声”。诗人排拒了毫无个性可言的颂歌对自己的规范，而真实或真诚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多么可笑而荒谬。在这点上，说穆旦是用良知与时代的风车大战也许不失准确。同期《人民文学》的《我的叔父死了》也是诗人在平衡与冲破之间挣扎的结果，一个人不能大胆地哭，不能流出眼泪，而只能在在“幽暗”与“明亮”中寻求平衡。而实际上，穆旦却恰恰不能达到这种平衡，他想做的只是一个人，一个诗人正常的说话权利，而这在当时的语境之下竟然是这样的艰难异常。 在1957年发表的诗作中，《去学习会》 是采用相当明朗和朴白的“民歌化”语言写成的，全诗所呈现的诗人的内心潮汐也较为平缓，全诗的格调也较为轻松。所以这首诗当时被主流批评界所接受，而今天读来则在艺术和思想的复杂性上都几乎没可圈可点之处。当然，这首诗中两次出现的“烟雾”意象 也揭示了诗人在外在事物与内在情感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 从标题即可看出尽管穆旦时时处于新旧的冲撞和痛苦之中，但诗人还是渴望投入并赞美这个时代。同当时的众多诗人一样，穆旦也情不自禁地对新中国的变化进行“赞美”。 呵，我欢呼你，“科学”加上“仁爱”！ 如今，这长远的浊流由你引导， 将化为晴朗的笑，而它那心窝 还要迸出多少热电向生活祝祷！ 《“也许”和“一定”》 ，该诗显然是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项，“也许”/“一定”，“我”/“敌”。对“敌人”则是完全肯定的语词和理解的斗争情绪，为敌人写下“墓铭”。而尽管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和谐因素 ，但诗人认为这些不和谐的“也许”都是可以克服的。 穆旦在1957年遭受批判最多的诗就是《九十九家争鸣记》 ，光看题目就有些“大逆不道”。“百家争鸣”，诗人却偏偏来了个“九十九家争鸣”，“百花齐放”，诗人却偏偏设置了“一百零一个人”。穆旦以讥讽的笔法和诙谐的语调通过对一次会议的典型描述，揭示了“百家争鸣”并非是真正的争鸣，“百花齐放”也非真正是文艺创作的的自由。尽管穆旦在该诗的“附记”部分有为自己的意图澄清的企图 ，但这首诗已经大大越过了当时主流诗歌写作范围的底线（明显与“双百方针”有抵触的成分”），而招致批判也是必然。 事实上，穆旦之所以在1957年集中写出这些诗作是错看了当时编者的目的或当时的形势（引蛇出洞？）。编者的目的并非是想让诗人进行真正的“争鸣”，而是为后来的批判竖立靶子。正如昌耀因两首小诗而受难，当时《青海湖》的编者在编发《林中试笛》时并非是看中了该诗的真实的倾吐知识分子内心的一面，而恰恰是看到了该诗的“毒害”。“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 而当时的《人民文学》之所以是在1957年第7期发表穆旦的5首诗作，正是需要深入辨析的。影响甚大的综合性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同时刊发穆旦的7首160余行的诗作，可见编者的重视程度。实际上，早在4月份，4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刚刚发布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中共中央即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5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发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提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而1957年7月份，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诗刊》1957年7月号即已推出“反右派斗争特辑”，发表臧克家的《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等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此后该年的《诗刊》发表了大量的反右文章和诗作，对当时的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7年的穆旦，他所写出的诗歌为那个时代做了最好的注脚或是墓志铭。在那个政治运动席卷一切角落的时候，穆旦同样不能幸免。主动参与也好，迫于形势也罢，穆旦以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分裂在那片荒原上留下了生命的色彩和良知的震撼。这色彩是红色，这震撼是永恒…… 【简介】 霍俊明（1975-），河北丰润人，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与文学研究。任《新诗界》副主编，《南京作家地理》编委，“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副秘书长。已在《文学评论》、《中国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万字，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和各种报刊转载，曾获新锐批评（诗歌）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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