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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张枣 ——兼及一种美学和一个时代 胡 亮 2010年3月8日，诗人张枣以肺癌不治而逝世，享年仅四十八岁。一个朋友，也是张枣的朋友，黄彦，告诉了我这个来自德国图宾根的噩耗。我并不认识张枣。第二届罗江诗歌节，在宴饮与会议的阡陌之中，我们也许有过一面之缘。但是，我不能确凿地知道到底哪个黑胖子才是当年秀气逼人的贾长沙，正如我不能透过热烈挥霍的生活去发现内心的音乐。张枣在簇拥之中：他也不能辨识那些静悄悄的读者。后来，黄彦有意弥补这个遗憾。接着，接着就是死。当其时，我忽然念及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两行古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行古诗，是唐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的落句。试帖诗似乎并无太多杰作传世，而钱起独能流芳，“神助之耳”。查《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八·钱徽》及《唐才子传·卷第四·钱起 子徽》，均持此说：“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湘灵鼓瑟为哪般？哀楚客也：屈原，以及比他少活十五岁的张枣。当然，这两行古诗让我觉得如此趁手，并非仅仅因为死神生造出来的那种空白感；也许更重要的，是唤起了我对张枣的美学风格的仔细辨认，以及，对其诗歌的更为热烈的簇拥。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既呈现了人事与物景的突兀转换，也喻示了消逝与永恒的亲密关联，构建了几乎不可穷尽的高妙之境。1935年10月14日，朱光潜在《答夏丏尊先生》的一篇文章中，以这两行诗为典范，将此种美学风格称之为“静穆”（serenity）,并举华兹华斯《The solitary reaper》句，“Breaking the silence of the seas/Among the farthest Hebrides”,作为绝妙的异域参证,——因了郁达夫那篇《沉沦》，此诗在国内颇有人知晓。朱光潜同时认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过于愤怒，而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伟大。也难怪，唐以后诗人，比如秦少游、滕子京，乃至大才子苏东坡，都在自己的创作中直接剽用钱起。苏东坡《江城子》下阕，“忽闻筵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拟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固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却仍然得面对“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尴尬。而张枣，他不愿意抄袭现成的锦绣，却一心要掌控那无形的金针。这根金针，并非钱起的独门暗器，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机密，——可惜的是，自宋以降，这个机密逐渐失传了。正是张枣，为了让写作“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他从铺天盖地的西学语境中脱身出来，试图接近和进入这个伟大的传统。1984年，他完成了《镜中》，以这样两行作为落句：“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个让许多人先是错愕不已，继而拍案叫绝的神来之笔，同样呈现了人事与物景的突兀转换，喻示了消逝与永恒的亲密关联，让我们不能不目之为钱起再世。而“南山”，却是要将我们引领到何处？恰好正是陶渊明，——正如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他将我们引领到《诗经》、柳宗元和前工业社会。《镜中》并非孤例。就其经典性而言，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出另外一首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的短诗《木兰树》；如果仅仅着眼于一个方面，亦即现在我们所关心的静穆之美，那么大家还会留意到《何人斯》，“你进了门/为何不来问寒问暖/冷冰冰地溜动，门外的山丘缄默”；以及很少被人论及的《预感》，“真是你吗？虽然我们预感到了，/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星辉灿烂，在天上”。张枣另有一诗，大概完成于客居德国期间，《死亡的比喻》，不但构建了同样高妙的美学回廊，而且如此清晰地预言了其盛年之死。让我们稍稍平息内心的惊骇，俯耳聆听那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谶语：“多么温顺的小手/问你要一件东西/你给它像给了个午睡/凉荫里游着闲鱼”。“午睡”一词，让人心惊肉跳。夜晚还没有来临，中途的小憩已经收获了大梦。死神如此温顺，而诗人更甚。由此可见，已经不能不有盛年之死。诗人每每不避谶语：当诗神清点自己的孩子，死神也就清点着同一群孩子。这些话，说来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除了增加近来的沉痛和将来的忧虑。所以，我得回到轻松的美学层面上来，赞一句：好个“凉荫里游着闲鱼”！表面看，这行诗还不仅仅是旁逸斜出，而与上文语势完完全全地割裂了；暗地里，诗人摘叶飞花，再次将有我之境切换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均常境也；由动之静，方得至境。当然，张枣之静穆，既古雅，又清新，充满了唯美主义的甜味和南方的阴冷之香，与朱光潜之所谓，又有大不同。惟其如此，很多年前一个初冬的黄昏，诗人柏桦——在一首诗中，张枣称之为“和谐的伴侣”——在读到《镜中》和《何人斯》之后，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后来，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柏桦说得更加明确：不再仅仅是中国品质，而是“中国身份”。 中国传统之伟大，能够配享任何赞美之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易于滋生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无数活生生的生命被彻底俘获：他们安于这座富足的高墙大院。而张枣之为张枣，恰好在于一种新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能力：深入，浅出，在历史语言、个人经验和异域文化之间，求得了完美的平衡：一边是“吴刚的怨诉”，另一边则是“色米拉恳求宙斯显现”。当然，对于精通多种语言、精研多种文化的张枣来说，求得这种平衡，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他有更加让人惊奇之处，比如，即便言及“皇帝”，也能够赋予一种新鲜欲滴的现代性。同样让人惊奇的是，张枣后期那些以异域文化为背景或材料的作品，比如《惜别莫尼卡》、《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一个德国间谍的爱与死》、《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希尔多夫村的忧郁》、《卡夫卡致菲丽丝》、《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和《纽约夜眺》，即便采用一种英式和意式相混的十四行诗体——在一些作品中，他前八行用莎士比亚体，后六行用彼特拉克体——也同样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汉语的心跳。紧箍咒早已经被解除：是的，自由！是的，自由的张枣！到了1997年，诗人臧棣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赞叹，他在一首“为张枣而作”的《解释斯芬克斯》中写到，“你仍然是最棒的：伟大到令人/能有机会暗自庆幸”。 就在同一年，张枣也写了一首诗，“赠臧棣”，唤作《春秋来信》。诗中那个声音，“我，就是你啊”，到底是谁发出的呢，臧棣还是张枣？这个似乎已经没有分辨的必要。张枣和臧棣，像两面对照的镜子，也就是说，他们从对方遭遇到自己，就像美少年那喀索斯，冷落了林泽仙女，只管痴情地凝视着水中倒影。所以，我已经在张枣那里看见过臧棣，正如我在臧棣这里看见了更多的张枣。2006年，在蜜一般的东京——世事多么难料，这蜜，现在已经窖成苦酒——臧棣完成了他的“丛书”系列，比如《生日快乐丛书》、《天知道丛书》、《两茫茫丛书》、《花心丛书》、《活见鬼丛书》，共计21首。至于他的“协会”系列，很难说不是缘于相同的形式感。是的，就这样，臧棣为他险峻的玄想、名贵的知性觅得了一只神秘的托盘。当这种形式感呼啸而过，我们要问，那个扳机究竟握在谁的手里？——大家不会没有注意，早在1992年，张枣就已经完成了一首诗，恰好就叫《祖国丛书》。“他正穿上我的形象冲锋陷阵”，很多年前，张枣在诗中谈及那条唯美主义的金鱼，邓南遮，也就是徐志摩倾心折服的丹乌雪农，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这感慨，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个，对，有点像个安排。所以，张枣是不是孤独的呢？诗人树才曾经对我说到，张枣自去图宾根，其旋风般的才华就开始承受德语的压抑，所以他转而翻译一个法语诗人：陡峭的勒内·夏尔。他曾说服树才将夏尔《红色的饥饿》的汉译文，“你太美了，没有人意识到你会死。/过一会儿，就是夜，你同我一起上路”，改为“你太美了，没有人意识到你会死。/然后，就是夜，你同我一起上路”，认为这样才算达到完美，——其精细敏感如此。树才还说到，有一次，张枣去巴黎看他，通宵谈论音乐和诗，但并没有谈及似乎应该谈及的荷尔德林，反而纠缠于通灵者兰波，——此前，我就已经在张枣的《断章》一诗中找到过蛛丝马迹：“梦的醉舟驶进秋天”。“醉舟”，正出自兰波，已经成为法兰西的活词，而非德意志的死字。是的，张枣独居语言和天性的异乡，冷得发抖，闷得发慌，却在千里万里之遥，在一些美学密友——比如臧棣、柏桦，也许还有钟鸣——的手心里，渐渐捂热了。这种呼应的陆续达成，说明张枣之水除了被耗损，也被汲取，被添注，最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流域。 斯人已逝。流光溢彩的80年代也已经磨成“芬芳的尘埃”。《唐才子传》的作者，元人辛文房，曾经这样羡谈钱起时代： 缅怀盛时，往往文会群贤毕集，觥筹乱飞，遇江山之佳丽，继欢好于 畴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此能并矣。况宾无绝缨之嫌，主无投辖之 困，歌阑舞作，微闻香泽，冗长之礼，豁略去之，王公不觉其大，韦布不 觉其小，忘形尔汝，促席谈谐，吟咏继来，挥毫惊座，乐哉！ 现在，让我们用以羡谈另一个时代。 2010年4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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