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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写作》第二卷后记 胡亮 “文选烂，秀才半”，是中国一句俗语。《文选》是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公元六世纪编就的诗文总集，凡三十卷，后世多次新注重刻，到了今天仍不断发现善本，值得注意的就有五百年来辗转于日本寺庙与宫廷之间的宋代赣州学刊本《六臣注文选》。此本半页九行，行十五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字，版式宽阔，字体大方，被一些学者指认为《四库全书》采进本的祖本。赣州学刊本的精良与珍稀自不待言，其另一个别于众本的可爱之处是版心居然镌有刻工姓名：萧廷岗、萧廷纲，可能是一对兄弟；上官奇、上官生，可能是一对父子；还有黄正、王彦、阮明等等，人数以百计。这些匠人，常年累月在刀与木之间一点点掏取妻儿买米钱，生前无非与引车卖浆者同流；但是，他们参与了文化的传承！肉身必然化为尘土；只有文化的力量，能够穿越时间的千万重帷幕，不断来到我们面前。曾经充实和壮大过这力量的，都将被这力量携带。所以，这些匠人，不，这些阅读者与艺术家，已经被铭记。 让我兴奋与惊讶的不仅如此。后来，我在那些脆黄的刻工姓名中居然发现了两个如此熟悉的汉字：胡亮。突然之间，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我好像回到了铁锤响、木屑跳的古赣州，看到布衣葛巾的宋人胡亮，正凝神刻着曹子建的《洛神赋》，或是陶渊明的《挽歌诗》。我知道，他也一定知道，那从木板上缓慢浮现出来的一撇一捺，绝对不仅仅是面目呆板的方块字，而是绝代之才华、旷世之情怀。文化就这样静悄悄地滋润和清洁了一颗“卑贱的”心灵。所以，我愿意将一千年前那个同名同姓的刻工视为自己的前生。我吸取于文化的，奉献于文化的，也许不会更多。但是，我要同样静笃，同样执著。这就是我创办《元写作》的动因。 二零零七年初，《元写作》第一卷出版后，得到了“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的关注与推荐，同时也被指出“在命名上还较为含混”，后来有多位诗人、学者参与有关讨论。去年初，唐晓渡、陈超和耿占春三位批评家联袂出版《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唐晓渡先生在《“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从大海意象看杨炼漂泊中的写作》中一语道破天机，“元写作：一种关于写作者的下临无地；诗的绝对律令：第一次，永远是第一次！”唐晓渡的说法直接呼应了海德格尔的表述，“对存在发出的第一声召唤”。是的，以存在为圆心，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提供不同的半径，与前人构成永不袭蹈的同心圆。如果诸君甚至读到过诗人杨炼的《同心圆》一文，我已大可不必絮烦于对“元写作”的自圆其说。这里只强调一句：元写作远远不是一种现状，而是所有严肃写作者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 现在，第二卷终于编成。与第一卷相比，增添了二毛、雪君、张丹、邓厚忠四位作者。二毛是莽汉主义成员。笔者遍查《非非》、《巴蜀现代诗群》等早期民间刊物，并请四川大学杨清发博士代查部分公开刊物，辑佚其早年作品。长诗《1990，在病中》展现了这样一个莽汉：曾经报复性地追求当下生活的痛快淋漓，后来因为一场病，开始敛颜思考生死终极问题，——那种率意而为的痛快淋漓终于呈现出紧迫与软弱的趋势。我相信，这件作品必将给莽汉主义研究者带来新的惊喜。二毛的近期作品，比如《暗杠之香》、《斗地主婆》和《饮食与美女》，充满了言此意彼的顽皮与逗趣，具有一种相似的喜剧风格，留待以后集中刊发。雪君长期处于边缘，以诗自娱，不为人知。十年前，笔者就在一篇未刊稿中论及其写作，“雪君早期作品关注母爱与童贞，可以范围在'冰心-舒婷’这一女性写作模式之内，其特点是中和感情与理性的冲突，温婉，沉静，恪守语言的洁癖。而雪君的另外一些作品表明，她也具备'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的才能，因此她完全可以冲击当代女性写作的另一模式：'郑敏-伊蕾’模式”。今天看来，当年的期待正在部分地变成现实。张丹只有十九岁，终日耽读萨特、加缪、金斯堡、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和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个“提前”来到的诗人，患了语言的癔症和思想的热病，诗歌之水已经决堤而出，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邓厚忠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其古典文学修养和知识分子精神让人钦佩，如果置身于一个稍微像样的学术场域，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重要批评家。但是，就像大多数情况那样，造化小儿总是迫使我们不断降低对自己和世界的要求；他也没有被放过，最终大幅度地缩小了理想的尺寸。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一天，他走进教室，神色黯淡，对我们说，“顾城死了”，然后就开始朗诵。奇怪的是，他朗诵的并非顾城诗，而是北岛的《回答》——也许他认为，此诗更能传达他们那一代人的启蒙主义思想？除了上述四位作者，本卷还收入了第一卷部分作者吕历、何弗、白鹤林、安遇、胡应鹏和胡亮的近作。 原拟编入第二卷的还有文金和胡志国的诗文。在定稿前，胡志国突然请我撤下阿什贝利诗译稿及相关文论《后现代的荨麻草——论阿什贝利的诗歌》，因为他已经很不满意其译稿。为此，我专门请教了美国现代诗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赵对胡译表示认可，同时指出可译的美国现代诗人还很多。言下之意，胡志国不必赶热闹，因为自赵毅衡等人筚路蓝缕以来，阿什贝利已经成为至少两代中国翻译家的重要功课。我们知道，诗人马永波甚至翻译出版了上下两册《约翰·阿什贝利诗选》，并在自己的写作中，以独特的“伪叙述”诗学承继了阿什贝利“写作的难度”。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胡志国向我指出了马译中的一些误读。可见，胡志国的自珍并非迫于马译之压力，只是“一个人”的精益求精而已。这让我充满信任与期待，希望他能早日改定包括名作《凸面镜中的自画像》在内的译文。文金是一位市井诗人。十五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他的小酒馆里吃完面，爬上夹层木楼，发现无数现代主义名著堆叠在屋角与床上。当文金随手拿起七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我感觉到阴暗逼仄的夹层木楼突然变得无限辽阔。现在，文金已经放弃写作，蛰居民间，卖药，吹箫，继续暗恋思想、人性和文字之美，就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喀西莫多，宁愿化为白骨，也要呵护那被毁灭之美：吉普赛舞蹈精灵爱斯美纳达。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文金诗的整理工作也要延后。第二卷的这些遗憾可能会在第三卷中得到弥补。 本卷选用了英国唯美主义画家奥勃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的若干黑白画。扉页画《哈姆雷特追随父亲的鬼魂》是其早期作品，继承了纤弱、虚幻而迷离的前拉斐尔派风格。正文画共有十二幅，除第一幅和最后一幅分别选自《坡·摩》（Pall Mall）和《黄面志》（The Yellow Book）外，其余皆是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名剧《莎乐美》(Salome)的原版插图。这些插图从前拉斐尔派风格中游离出来，用一种可怕的想象力，将印象主义、招贴画、装饰艺术、巴洛克、日本浮世绘和希腊瓶画整合进一个怪诞而颓废的新秩序，展示了“地狱般的美学”。自鲁迅自费印行《比亚兹莱画选》以来，田汉、郁达夫、叶灵凤、吴兴文、钟鸣、洁尘等众多中国文人均曾沉溺其中，流连忘返。当然，自十四年前初见比亚兹莱迄今，他也一直是笔者的至珍至爱。现在，终于有机会向这位二十六岁时就死于肺结核的天才表示敬意。 著名书法家陈硕先生篆刻了刊名，陈红霞女士承担了部分电脑录入工作，诗人安遇、张丹参与了校对，老友苟保民提供了很多生活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像一个刻工终于完成了第十块雕版，我将诵读俄罗斯诗人维·伊万诺夫的《石橡树》作为憩息和补偿，以此回应那渐渐逼近的，深刻的共鸣、肤浅的认可、恶俗的讥讽与冷漠的抛弃，并结束这篇稍嫌冗长的后记： 我这阴郁的缄默者，又在悄悄地低吟着诗句： 石橡树也希望五月的树叶铮铮作响。 它身披铠甲在隆冬寒风里沉沉入睡： 春天以一点嫩绿洞穿幽暗的幕障。 瞧一瞧黑色的枝条：在树叶痉挛的金属之下， 柔嫩的新芽正嘲笑着锈迹斑斑的监狱。 胡亮， 二零零九年五月，遂宁-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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