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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春节街头的熙熙攘攘，大街小巷的欢歌笑语，并没有在庚子年的这个春节如期而至。空空荡荡的街道诉说着一丝丝的落寞，空气中弥漫着莫名的紧张感。与往年相比较，不觉有些冷清，但这冷清的氛围倒是十分适合让人静静地独自开始对人生进行一些思考。
年前就已听说，江苏作家陈德民先生有部新作即将上架，当时就已有一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陈德民先生一直是以一位资深的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之前我也只是有幸拜读过他的文学评论集《灯下夜读》和古风体1280行七言长诗《印象南京》，对他在文本中展现出来的那些鞭辟入里的独到文学见解和纯熟深厚的文字功底印象十分深刻。此次阅读的新作竟是一本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不由打心底钦佩陈德民先生对文学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知青一词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称谓，指的是从上世纪留十年代开始到1978年这十几年期间，去农村务农或者奔赴兵团边疆支持边疆建设的城市知识青年。对我这个年纪来说，不免显得陌生，如果硬要在我的脑海中找到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就只是背诵过的现当代文学的教材上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名词解释，还有的就是长辈闲谈中听来的一些逸闻趣事，再没有更多了。也是由于年代背景的特殊性的关系，相关题材的作品在市面上一直不多见，接触得不多。难得陈德民先生新作是这个题材，在我眼里还是十分有新鲜感的，再加上这是一部有关爱情的悲剧故事，对于感情充沛的年轻人来说，便又多了一分吸引力。
翻开第一页，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属于那个年代的紧张与压迫，而是一片草木蓬勃生机盎然的江南春意。在明媚的春光下，作者用倒叙的手法设下了第一个悬念： 在南京远东书局的二楼咖啡厅里，从北京来的青年作家文晓彤正在焦急地等待一位电话中约见的客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下午两时还有十多分钟，文晓彤便坐不住了，她不时走向靠近街面的窗口，透过玻璃向外张望。 为了见到今天这个约定的人，她已经在南京寻找半个月了。最后几经辗转，终于通过朋友的介绍，从派出所那里得到要找的郑东杰先生的电话号码。 从北京到南京，一个年轻姑娘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只为了来和某人见一面，而显然这名叫郑东杰的人与文晓彤并不熟识。文晓彤为什么要来南京？她与这个叫郑东杰的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继续读了下去，所幸作者并没有绕太多弯子，紧接着便解开了我的疑惑——原来文晓彤的母亲文澜是郑东杰曾经的恋人，而郑东杰也是文晓彤的亲生父亲。可是天底下哪有互不相识的父女俩？这一个又一个的疑云就如同神秘花园的墙角边伸出的藤蔓一般，吸引着我继续向深处探索。“文澜”——这个关键人物的名字，就像一根纽带，建立起了文晓彤和郑东杰之间的联系，又或者说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封尘的记忆之门，同时也揭开了上个世纪那个纷繁年代一出人间悲剧的序幕。
故事开始于1974年，一批响应国家号召的知识青年来到了广袤的苏北桃林公社。说是青年，却也只不过是些上了几天学的初、高中生而已，如果放到现在来看，十七八岁的年纪只不过还是孩子，天天苦恼的事情，最多也就是考试与家长。但是这批青年成长在了一个特殊的年代，大时代的政局动荡摧毁了他们的校园生活，盲目服从的口号蒙蔽了他们的耳目，他们就像漂泊在时代洪流中的独木舟，只能随着滚滚激流颠簸飘摇，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而不自知。 文澜与郑东杰无疑正是这批青年的两种代表性人物，文澜的父亲是军区司令员，母亲是大学教授，是地地道道的高干高知家庭，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绝对令人歆羡的家庭。然而，干了一辈子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功勋卓著的文父，却因在“批林批孔”的会议上说了一句大实话，便被抹煞了一切功劳，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而文母出于对爱情对婚姻的忠诚并没有与丈夫“划清界限”，便立刻被隔离审查也成了一名政治犯。这种事情放在如今是想都想不到的，但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却并不少见。原本文澜作为高干高知子弟应该度过衣食无忧，顺遂美好的年少时光，却一夕之间沦为罪臣之后，在学校被人冷嘲热讽，所有她应享有的幸福都被剥夺走了。对于她来说，奔赴农村，可以说一半是被迫，时局要求青年必须离开家乡扎根农村；一半也是种解脱，周围相识的人的白眼侮辱，早已令她身心俱疲，换个环境也许才是对她最好的选择。
而郑东杰的家庭，相比之下就要普通得多了，父亲是南京江宁县第三钢铁厂的工人，母亲是食品公司的售货员。郑东杰的下乡显然纯粹是响应时代的号召，当然也是他作为一位上进青年在时代熏陶下上进心的一种变相体现，相较文澜的经历，他的经历要单纯得多。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常无奇的工人家庭，在那个年代，竟让文澜羡慕得有些自形惭秽，不由自主地感慨道：“当工人真好。” 这恐怕是为数不多的“权贵”羡慕“寒门”的现象了，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一种由于平等观念普及而出现的正常现象，而是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价值观偏激紊乱的年代出现的一种怪圈乱相。一位花季少女，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青年学生是遭受了多少苦难，才会生发出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惭愧的想法。这种心头始终被阴霾笼罩着的感觉，便深深地烙在文澜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文澜与郑东杰的相恋就像春天的枝头生长出绿叶、娇弱的雏鸟破壳而出、解冻的湖水淙淙流淌那样自然而富有生命力。 郑东杰显然是男知青中的佼佼者，原本在班级里就是当班级干部，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与领导才干，刚到地方便自觉引导同学们进行各项安置，并在大家都情绪低迷的时刻主动承担起调动大家积极性的责任，作诗鼓励大家： 少年励志赴他乡，投笔荷锄为垦荒。 夙尚丹心描愿景，誓将热血洒村庄。 青春无悔山河变，芳华含辛百味尝。 日后回眸诸往事，人生未负好时光。 从这首颇具浪漫主义情怀的激情之作中，不难读出郑东杰的踌躇满志，读出他那高远的眼界，读出他那异于常人的豁达与乐观。一个既有才情又敢于担责的有志青年，如何能让情感细腻的文澜不心动呢？ 而文澜是一位个头高挑、五官精致的美丽姑娘，又是能唱会跳的文艺骨干，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她的身上呈现出一种罕有的端庄气质。同时，受家庭变故的影响，她的行为又呈现出一种经历过风霜的成熟感，而她最可爱之处则是她拥有一颗善良敏感的心，能够抚慰年纪较小的乔琳的不安，能够倾听章艳诉说无处诉说的烦恼，也能对埋头苦读的陈霖给予友善的提醒。
这样的两个人似乎从相识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该相守在一起。 要论全书描写得最令我有感触的的情节要属郑东杰在“开河工”的劳作中受伤后文澜对他悉心照料的情节了。 见郑东杰背后贴满了纱布痛苦地趴在床上，文澜心里十分难受。她见郑东杰的屋里没人，就悄悄一个人走进房间问道 ：“一定很疼吧？” “嗯，疼点没关系，慢慢就会好的。”郑东杰忍着疼痛笑着说。 文澜听了，安慰道 ：“你好好歇着，我去给你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 郑东杰一听急了，说 ：“你千万不要去！比起战场上牺牲的那些战斗英雄，我这点痛不算什么。只要还活着，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馈赠，它是证明我们战胜困难的一个印记。” 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里，郑东杰的这一串串充满战斗能量的英雄主义言论，无疑像一颗颗石子儿投进了文澜的心湖，激起了一串串涟漪，情感的激流便开始在这层涟漪下涌动起来，终有一天发展成滔天的巨浪。 在听了这番言论后文澜的一番举动也激发了郑东杰心中情感的暖流向她的这颗心涌来。 她不再吱声，默默地走出房间，到大队的合作商店用身上所剩不多的钱买了几只鸡蛋，和董淑芳一起动手，烧了一碗鸡蛋菜汤。文澜将鸡蛋汤端到郑东杰面前，当郑东杰从文澜手中接过装满鸡蛋汤的瓷碗，看了一眼文澜，感动得眼中溢满泪水，半晌说不出话来。
郑东杰作为家中的男孩子，从小在父母跟前长大，虽说家境一般，但也少不了来自父母的关心与爱护，现在独自一人在远离故土远离父母的偏僻农村，每天早出工晚收工，从事着辛苦的田间劳作，得不到一句别人的安慰话，还要时常表现出成熟模样去安慰照顾别人，说到底，也就只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孩子，此时受了伤又意识到日后的生活也许还会有不知名的危险存在，内心必然是有些脆弱的，也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安慰的，这一碗热气腾腾的蛋花汤便成了抚慰他心灵的一剂良方。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淳朴年代，爱情不太可能会萌发于车子、房子和票子，但却可能萌发于一碗蛋花汤。也许就是这一碗蛋花汤，将那莫名的情愫蒸腾开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后面，当文澜生病，郑东杰自然义无反顾地找来平板车，将她拉到医院，承担起照料的重任，两人在这段时间的来来往往中，彻底敞开心扉，关系迅速升温，很快郑东杰向文澜表白了，而文澜也顺理成章地答应了。 饮食男女本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追溯到先秦的《诗经》中便有大量篇幅来描述青年男女的相识相恋的场景，譬如人们熟知的《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蒹葭》中“有位伊人，在水一方”，还有流传了数千年的歌颂爱情的美好的牛郎织女、天仙配、白娘子等民间故事，更不要说在现代文明影响下产生的“爱情至上”的观点，无论在哪个时代爱情都不应该被诟病。但是，事实上，在知青的年代，爱情确实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饰品，在谈“爱”色变的年代里，一切的一切都被画上了政治符号，时刻受世俗的审判目光监视。文澜与郑东杰自然也将他们的恋爱关系隐瞒了下来，但是正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荷尔蒙的浸润下如何能抵得住对肌肤相亲的渴望？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这对年轻的恋人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对方，同时也种下了日后的苦果。
年轻人的优点是情感充沛，富有激情，而缺点则是他们太脆弱了，有的时候脆弱得完全承担不起一时的冲动带给他们的后果。 很快，文澜发现她的身体里孕育着她与郑东杰的爱的结晶，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为人父母的喜悦，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这个消息分明是炸开在他们那片本就不甚明亮的天空中的一道惊雷。两个刚踏入社会的青年，稚嫩的肩膀如何能承受得住来自世俗的鄙视目光？他们的爱的结晶终究没能留在自己的身边。 也许从那一刻起，文澜心中便隐隐预感到与郑东杰的爱情终是一场悲剧。这份不安在告别先行返城的郑东杰时被迅速催化，果然，这一别便成了诀别。返城的艰难和后知青时代的曲折，命运的波涛，也会掀翻感情的小舟。不是郑东杰变了心，也不是文澜刻意怨恨，只能说，时代的悲剧也许能被修正，但是它表现在个人身上却只能被永远延续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到来。 除了责怪历史的无情、社会经济的落后与人性的叵测，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忽然想起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过一句话：“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夫妻。”这样的愿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都能够达成，但是在文澜的时代却不行。
郑东杰和文澜的爱情无疑是人生的悲剧，但小说并未就此收笔。文澜身患重病去世后，郑东杰带着他与文澜当年生下的一双儿女，遵循文澜临终时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安葬在他们当初情定终身的那棵红杉树下。为了能与初恋情人长相厮守，郑东杰嘱咐儿子将文澜的墓碑刻上他的名字，表示自己百年后将与文澜长眠于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投身企业改革的郑东杰，经过多年的打拼历练，已是一家企业的董事局主席。他从失去文澜的悲痛中振作起来，决定在山下当年插队的东山村投资一亿多元，兴建学校让农家子弟免费上学，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将农民的宅基地腾出来开发生态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既可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还可提高公司的规模经济效益。完成他与文澜插队时立下的改造东山大队旧河山的夙愿。这样的情节安排与故事设计，符合主人公郑东杰的家国情怀和性格特征，使作品始终高扬理想的风帆，艺术地再现了全程参与改革开放建设的这代人蹉跎的人生历程，讴歌了他们情系祖国的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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