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一本怎样的著作？

前言

陈梦雷，字则震，又字省斋，晚号松鹤老人，别号天一道人，顺治八年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自幼聪敏好学，十二岁时中秀オ，十九岁时中举人，康熙九年得中进土，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虽然少年得意，但一生却历尽坎坷。在他走上仕途之后，曾经三次因受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而被囚禁或遭流放。第一次是康十二年返闽省亲之时，适逢盘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举兵反清。陈梦雷因拒不受伪职，而被拘于福建僧舍达五年之久。第二次是在三藩叛乱平定以后，清政府错以附逆罪将陈梦雷征下诏狱，不久减死谪成奉天。

陈梦雷编撰《古今图书集成》

十六年后，康熙皇帝东巡，陈梦雷蒙恩召还，侍皇三子胤祉读书。但二十多年后，康熙皇帝去世，在诸子角逐中获胜的廉雍正皇制胤禛一上台便对政敌大打出手，陈梦雷又以七十岁高龄再次被流放塞外，终而老死于流放之地。长期囚禁与流放生涯虽然使他在仕途上极不得志，但是与宦海隔绝的客观环境却给了他读书治学以较为充裕的条件。尤其是康熙中流放奉天期间，他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读书，著述不辍。与此同时，他还热心当地教育事业，执经问业之土接踵而至。在此期间，他先后著成《周易浅述》八卷、《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书。

通过这些书籍的纂修，锻炼了他搜集材料分部划类等整理和编纂文献的基本技能，而长期的教学实践也使他进一步熟悉了治学的门径。因此，这一时期是他学识和能力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以后从事编纂《古今图书汇编》的重要准备时期。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东巡，陈梦雷献诗称旨，蒙恩召还，命侍皇三子诚郡王允祉读书，赐宅城北，安置家属。陈梦雪从任职起，即“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也就是对古代典籍按类加以整理，准备进讲。恰在这时，康熙皇帝有意要编修大型类书。因为，在他看来，“《三通》、《义》等书详于政典，没有草木虫鱼等内容;《类函》、《御览》等类书但搜词藻，又没有集天德王道等大道理，因而编修一部包罗万象通贯古今、条理分明的大类书，“以宣扬圣朝的文治”，就成为迫切的任务。

于是皇三子允祉将陈梦雷作为修书人选推荐给康熙皇帝，当蒙谕允。康熙皇帝对陈梦雷的工作“指示训海，钦定条例”，并亲幸其第，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相赐，以示鼓励。康熙皇帝的重视和关怀，使陈梦雷受到巨大的鼓舞，他迅速地将原先为“仰备顾问”而收集材料的工作进一步扩大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的活动。为了表示这部新修类书囊括了古今书籍的全部知识，陈梦雷为之取名《古今图书汇编》。从康熙四十年十月开始，陈梦雷正式编修《古今图书汇编》。他独自一人承担编选任务，从允祉处领银雇人缮写。经过数年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的劳动，到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全书初步编成，计三千六百余卷。

初稿修成后，陈梦雷把它进呈给康皇帝，希望由皇帝决定其去存分合，并要求利用内府藏书、江南别本等对所收内容加以校订、增补。但是，康熙末年，诸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拉党结派，斗争甚烈，康熙皇帝无暇及此。而且，《古今图书汇编》初稿过于浩博，它虽称三千六百余卷，但“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对这样一部大类书进行校订，显然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康熙五十一年太子胤礽再次被废，与允礽关系密切的允祉和陈梦雷都受到一定牵连，因而该书的校订、出版也被推迟。不久，雍正皇帝上台，胤祉被贬守护康皇帝墓一景陵，陈梦雷被第二次流放。

雍正皇帝下令把《古今图书汇编》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令尚书蒋廷锡等重加编校。蒋廷锡等人对其中的类目名称和卷数作了一些改动，而内容却大都仍陈氏之旧，然后宣布定稿。雍正四年，由雍正皇帝作序，将《古今图书集成》复印。在印本上，记的是蒋廷锡等“奉敕撰述”，陈梦雷的功劳被完全抹煞。出经过雍正朝改定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凡万卷，另有目录四十卷，内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ー百零九部。

六汇编是历象、方與、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其中历象汇编包括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凡一百二十部，计五百四十四卷;方舆汇编包括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凡百八十七部，计千百四十四卷;明伦汇编包括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事、目、媛八典，凡二千百七十三部，二千六百零四卷博物汇编包括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凡千ー百三十部，计一千六百五十六卷;理学汇编包括经籍、学行、文学、家学四典，凡二百三十五部，计一千二百二十卷;经济汇编包括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凡四百五十部，计千八百三十廉二卷。

在全书层次安排上，部是最基层的单位，每部之下又包括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汇考记述大事，引证各种古书以详细介绍该部内容之源流;总论采录经、史、子、集各书对该内容的议论;图表则根据内容需要，分列图、表加以说明，但并非每部都有;列传记述人物生平;艺文则采集和该部内容有关的诗、文、词、赋等;选句多择俪句、对偶，供吟诗作文时借鉴;纪事收录不见于汇考的琐细小事;杂录收不宜收进汇考、总论和艺文的材料;外编则收录前述各项不好安排的荒唐无稽之事。

《古今图书集成》内容

《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内容，多将原书整篇、整段抄入，并一注明出处，标示书名、篇目和作者，以便读者核校原书。全书总计约一亿六千万字，规模仅次于《永乐大典》，而远在其他同种类书之上，是一部名符其实的集古今图书之大成的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分门别类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因而，它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首先，由于该书收书范围甚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古籍，而且在收录过程中，又多是不加删节的整篇、整段抄录，因而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贡献。其次，该书体例完善，分类详细，也为学者治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该书中的每一个类目;几乎都是一门专史的资料汇编。举例来说，历象汇编集中了古往今来天文学知识，其中的乾象典汇集了有关天、日、月、星、风、云霞、雾、虹霓、雷电、雨、露、雪、霜、火、烟等方面的材料，历法典则记录了自古以来历法沿革的历史，庶征典则专记历代以来的各种灾异。方舆汇编大致以历朝疆域、迁都、州郡设置之沿革和山川河流、各地矿产、边塞各族以及邻近各国的情况为主要内容;明伦汇编则记载了自古以廉来不同身份的人，包括帝王、后妃、太子、公主文臣、武将等的活动情况;博物汇编之禽虫、草木二典，专记与动植物有关之事。对于这些不同方面的专门资料，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治学方向，阅读其中的有关典、部，了解其大致沿革，然后再由该书中注明的出处，寻检相关书籍，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因而，它不但可以作为专史资料汇编使用，而且可以作为治学的向导，起着资料索引的作用。再次，《古今图书集成》在辑佚和校勘等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由于《集成》成书较《永乐大典》晚了近三个世纪，因而未被《大典》收录的有明一代和清初的不少佚书赖此得以保存如明未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学界周知的古典科技名著，但清朝中叶以后，此书隐而不闻，以至《四库全书》及《揅经室集皆未收录。近代以后，该书始由本翻刻本稗贩回来。但日本翻刻本不仅误字很多，且图画粗劣，已失宋氏之真。学者陶湘因思及《集成》书曾有引用，遂据该书所载，临摹重印，使《天工开物》得复旧观。

解放后，明崇祯十年原刻本《天工开物》已由北图访得，此书再也不算是佚书。但将原刻本和后出的《集成》本、日本营生堂翻刻本相比较，《集成》本更近于原刻本。除此而外，还有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生前曾著有《农遗杂疏》书，其中收有《甘疏》、《芜菁疏》等农学专著数种。此书清初尚存，分见于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和《明史艺文志》。但后来该书失传，迄今尚无发现，而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五十四里，却载有徐氏的《甘槠疏序》，使读者由此可以窥见《农遗杂疏》一书的一半。不仅如此，该书对辑录明初以前的一些已佚著作和文章也有它的作用。

如嘉、道年间著名学者张金吾曾至吴兴鲍氏知不足斋，借读朝廷颁赐的《古今图书集成》，先后从中发掘出金代遗文多篇，并将之录入《金文最》一书。此外，该书成于清初，所录各书内容由于使用了较早的版本而多存古籍原貌，而没有像乾隆中修书时因忌讳多端而对古籍律加改窜的情况。因此，在校勘此后流行的一些古籍时，《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也有重要的作用。《古今图书集成》虽然有着极高的价值和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一是作者未阅“秘府之藏”，因而并未将清初传世之书悉行收录。试将该书和《永乐大典》相比较，该书成书虽晚三个世纪，但其份量，尚不及《大典》之半。这便说明，《永乐大典》中半数以上的书籍内容未被《古今图书集成》收录，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编修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在《大典》未供之前，两书同行于世，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可使学者得知古往今来全部著述的概貌。而在《大典》散佚之后，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书籍也随之亡佚，我们不能不因当时编修此书时虽有可能但却没有使用《永乐大典》中的材料而感到极度惋惜。二是由于该书正式编修时间较短，又系由陈梦雷一人主持，所雇书手在抄录有关篇章、段落时，脱漏、错误之处不少，而陈梦雷本人也未覆核改订原稿便被夺走并仓促刊印成书。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现存类书中一部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也最完整的类书。康熙皇帝编修群籍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

康熙皇帝编修的典籍，虽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但是由于阶级局限和个人识见局限，却没有编修过话本小说、充满反清色彩的诗文以及治河之书等。康熙皇帝编修群籍，一方面是为了标榜其稽古右文，更主要的却是要借此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现固封建统治。因而，在编修成的群籍中，程朱理学之书占有了很大份量，其他经部、子部史部、集部之书也无不贯穿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同时，对于流行于社会下层的民间文学和话本小说，对于反对清朝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明季未造野史”和“国初伪妄诗文”，康熙皇帝不但不予编修刊印，反而严厉禁毁。在位期间，他两次下令査禁“坊肆小说淫辞”，数兴文字狱以镇压著、刻带有反清色彩诗文的人。对于治河之书，康熙年间曾廉有人要求编修。

振兴教育

康熙四十年三月，河道总督张鹏翮请求将康熙皇帝有关治河的谕旨敕下史馆，纂集成书，使后人“永远遵守”。康皇帝接疏后，指出治河应因时、因地制宜，不可用定法束缚后人，而且治河尚未取得彻底成功，汇编谕旨不应太急。『因而，宣布，“纂书之务，著不必交翰林院，即令张鹏编辑呈览。由于康皇帝反对，编辑治河谕旨成书之事未能得行。有关治河之书，以后再也无人敢提。我们认为，康熙皇帝反对编辑有关谕旨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治河颇有成效的康熙朝，把有关谕旨汇编，进而对治河工作加以回顾和总结，不也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些经验和教训吗?

而且，由于反对汇编治河谕旨，到无人敢提编修治河之书，就在编修的群籍中留下一段空白，这个副作用更令人遗憾!在封建社会里，教育事业对于巩固封建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积极方面而言，教育为各级封建官僚机构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大量的统治人才;就消极方面而言，教育也能消泯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思想。因而，康熙皇帝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心，使当时的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因康熙初年，清朝统治虽然已经大体上巩固下来，但是经过长期战乱破坏，教育事业仍然是一片调敝景象，“所在屠灭，郡邑为墟”，“文学诸生，谋生犹恐不给，奚暇诵读?”各地学舍普遍废坏，师席久虚。教育事业的凋敝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时，不只各级政府机构中官吏奇缺，不得不借资前明降官和捐纳官员，致使官吏素质低下，而且因为长期未在广大百姓中进行教化，也为清朝政府统治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据时人所见，当时各地的普遍情况是:“丰稔之岁，则相与赌博酣歌，沉湎荒淫，流荡而忘返;饥凶之年，则但见鸠形鹄面，扶老携幼，逃散而无归，人民流离，田地荒芜，盗贼窃发，狱讼繁兴。”面对这种情况，康皇帝感廉到，广大百姓就像一座活动频繁的火山，如果不向他们灌输封建仑理道德观念，一旦火山爆发，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因此，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广设学校，倡建书院，整顿科场，重视八旗教育，使得教育事业走出了明末清初以来的低谷，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一直是教育事业的主要机构。振兴教育，首先须从学校入手。

结语

有鉴于此，早在亲掌政权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即亲作《学校论》，对学校在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予以高度重视。他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正人心、厚风俗更重要的，而其根本在于推行教化。学校是推行教化、将百姓纳入治轨道的地方，因而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生到八岁，自五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都要小学;到十五岁，则入大学。因此，自家至于国莫不有学，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学，自幼至于长莫不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