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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马克弟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中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日本是如何成为世界强国的。他的研究发现，皮条客-人贩子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协助日本军队建立慰安妇体制之前的三四十年，就已经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在亚洲获取霸权、占领市场的核心力量。 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遭到拐卖、被迫卖身的日本女性成了男性和国家的双重受害者：为了成就日本男性在中国人面前的男性气概，成就日本帝国的发展，她们成了男性和国家在东亚市场争夺战中商品化的、低贱的女性身体。 1887年，村冈伊平治受日本驻沪领事馆雇佣，做一份为期六个月的调查，研究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市场环境，他逐渐意识到，是中国人在买卖日本女性，这让他大为愤怒。 日本驻沪领事馆看重村冈在东北的工作经验，聘用他协助领事馆成员上原靖国（Uehara Yasuku）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上原是日本军队中尉。从1877年6月至11月，他花了总共五个月时间，搜寻日本在东北的发展机遇（比石冢英藏的调查早将近20年），这是东北地区的首个大型商业调查。村冈和那位军官注意到几件事情。首先是，按村冈的话说，“我们没瞧见一个日本男人”。其次是，他们在城镇中发现大量日本性工作者，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村冈惊讶于妓女的出身背景之复杂，“侍女”（1960，17）的数量与来自贫苦农村的女孩数量相等。而似乎没有让他惊讶的是，他们采访过的几乎所有日本女性都向他们求助回国。我们对那些女性知之甚少，其中一位女性说，她是被迫由中国商人“陪伴”从长崎来到满洲的，中国人以400美元将她高价出售。还有两位女性诉说，她们被一个中国商人带到满洲，那个人在神户已经做了四年的生意（19）。 村冈从日本男性的缺席这一点推测，几乎所有这些日本女性都是“被中国人带去”中国的（1960，18—19）。除了几个为中国军阀工作的日本男人，以及五六个在北京的三井营业部出口大豆的人员以外，在这儿就没有别的日本男人了。村冈推测，中国人把日本女人带到东北，然后要么直接卖给俄国恶棍或中国军阀，要么卖到中国人经营的窑子。上海的日本调查团还注意到一些在东北泛滥的其他商品：当地种植和贩卖的鸦片，以及大豆种植贸易。在调查报告的结尾，村冈盘算着满洲的那些日本女人、鸦片和大豆为日本男性商人提供的种种机遇（19—20）；和中国商人争夺市场领导权，他们只需要一点初期支援。 虽然日本领事馆只要求他调查满洲的商业环境，村冈在他19世纪90年代调查的每一站以及后来的（上海、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尼拉）地点，都要记录当地华商的势力范围。他觉得，如果日本要成为亚洲霸主，日本人必须意识到，中国商人是他们的最大敌手。对村冈来说，欧洲人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贩售商品的消费者对象，而不是商业战场上的真正竞争者。村冈自视为日本新一代的充满进攻欲和竞争性的商人代表——福柯所强调的重要特征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得到了体现——他向读者吹嘘自己对付中国资本家的各种手段，其中有两次，他在街上用日本武术战胜了中国商人（1960，8，23）。 第一批去亚洲各地卖身的日本女性，她们的出发地要么是中国人长期掌控市场的长崎，要么是短期掌控的横滨和神户。在村冈的自传中，他插入了一些关于被卖去亚洲各地的日本女性的家乡、年龄、买家的调查报告；几乎所有人都是从上述三个日本城市出发的。只有等到日本皮条客开始控制人口买卖行业并且在全国大肆拐卖女性以后，妓女的来源地才扩充至日本其他地方。中国的人贩子使用各种花招拐卖女性，而老板则用金钱贿赂航运公司、港口及领事馆的官员，有时还雇用欧洲男子假扮女性受害者的丈夫陪伴出国（FMA，“Verification Record for Passports”）。雇用欧洲人运送日本女性的例子很少；中国商人和军阀雇佣日本“不良行为少年”陪伴的例子则在中国东北和东南亚地区比比皆是。  作者: [美] 马克弟 译者: 朱新伟 出版: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村冈的民族主义意识第一次浮现出来。1887年12月，他从满洲回到上海，决意改变中国人全盘控制日本性工作者的屈辱现状。他没有陈述日本领事馆和军队官员的意见，但是从后来领事馆对日本人贩子在上海和香港活动的实际支持来看（他们从中国人手里夺走了对当地日本妓女的控制权），这些日本帝国的官员不可能否决村冈的企图。 七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必须直接挑战厦门的华商。同时，在东北地区买卖日本妇女将获得的巨额利润前景，加上从中国人的魔爪中“拯救”日本妇女的雄心壮志，这些因素刺激了他，他用军队付给他的调查报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卖淫团伙，其中共有13名日本女性，有几个是他自己从日本绑架到上海的。1889年4月和5月间他正在巩固自己的人口买卖生意，这时，他听说了日本商界的传言，称厦门有人“监禁”日本女性作为中国商人和海员的性奴（1960，28）。村冈从不同渠道获得了消息，包括日本领事馆官员、海员和上海的龟公，他决定把生意转移到厦门，以“拯救”无助的日本女性摆脱那些中国人的魔爪。 1889年6月末，他把全部妓院生意迁到厦门，准备拯救那里大约500名被奴役的日本女性（1960，28）。他很快发现，那里所有的中国妓院的日本女人都是被绑架来的，每一个人的贞洁都被中国人“糟蹋”了。他对中国人的皮条生意愈发愤怒，于是向英国领事馆警察署求助，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国警察诉说日本女性的悲惨遭遇。终于，英国领事馆同意他8月份一起去突击检查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妓院。这项行动“解救”了六名日本女子，这六名女子已经被中国人监禁了至少一年时间。让人震惊的是，村冈取得了这六名女子的监护权，然后，他马上把其中五个人卖到香港，留一个做自己的“妻子”——准确地说，是在村冈的妓院里卖淫，当时村冈的妓院是厦门唯一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妓院（30）。数月后，又展开了另一项“解救”行动，村冈带领的一伙人连同中国警察一起，成功地从中国龟公手里救出55名日本女子（30）。而村冈再次获得了那些女子的监护权。 这时候，当地的中国皮条客忍无可忍，开始威胁他。而又经过一次突击检查以后，连光顾中国妓院的欧洲顾客都开始不满了。于是，村冈想全身而退。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成功地卖掉了第二次突击检查收获的55名妓女（这桩零成本的生意利润颇丰），然后，1889年12月，他离开厦门，到新加坡开店，因为他听说英国当局在那里营造了友善的商业环境。他带着数名在厦门雇佣的男子以及从上海带过来的“妻子们”（其他女性都被他卖给了欧洲人，或者重新卖给中国人的妓院），用大量资本筑建起当时最为庞大的卖淫网络之一。村冈称，他用四年时间绑架并偷运了3122名日本女子到新加坡，其中大部分女子来自于日本西部地区，这些女子要么在当地卖淫，要么在被转运至更加遥远的孟买或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妓院。 学者森克己采访了许多当年被中国人买去的日本女性，她们在厦门或厦门附近地区被监禁过一至三年，据这些妇女的叙述，村冈的回忆录是真实的（1959，102）。其中有些女性说，她们在厦门被人贩子卖给中国的有钱人，然后迁往内陆当作小老婆。其中有些人可能被村冈和他的下属“解救”过。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三年之内，这些女性中的一部分人要被绑架或转卖三到四次。资料显示她们在日本被中国人、或中国人贩子的日本手下绑架或买走。接着，她们被卖去香港或厦门的中国人经营的妓院。除了少数人留在他自己开的妓院，村冈“解救”或再次绑架的61名女性再被他卖到新加坡或香港，最终往往是落到了日本人开设的妓院。而有些人或被中国或欧洲的有钱人单独买去。作为一名男性，我无法想象这一过程对日本女性同胞所产生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但至少我们在思考这些血腥暴力的市场交易时，应该抛开文化偏见（日本文化召唤温柔、顺从的女性主体），而应该以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来考虑，为什么日本的性工作者在亚洲赢得了顺从和温柔的美誉，愿意与任何付钱的客人上床。村冈与中国皮条客的战争反映了欧美国家的枪炮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剧烈冲突，这一冲突生产出低贱的、商品化的女性身体，“创伤”一词已不足以形容日本女子为此遭受的痛楚。然而，遭到连环绑架的女子所获得的创伤，却催化她们成为“非人的客体”——戴安娜·索梅维尔（Diane Sommerville，2006）用这个词指称遭到绑架的黑人女奴。皮条客和人贩子——亚洲的第一批男性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残暴地贩运和买卖日本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生产出来的日本男性气质，他们被视为日本主权的刚毅象征。另外，性工作者之动物的、肉体的主体性由男性资本家所操控，这也预示了后来日本帝国资本主义者贬抑殖民地劳动力主体的手段。  …… 我们假设给村冈的估计数字打个七五折，那么在19世纪90年代，他的手下一共绑架了2500名日本女性至亚洲各地。这一方面是积累资本，一方面是在救赎那些（他手下的）强奸犯和盗贼。还有一点不能忘记：这只是一小部分数据。园枝幸子估计，从1870年至1930年，亚太地区共有超过10万名日本妇女被迫从事色情业（2000，104）。而在所有的日本皮条客之中，村冈据称最有经验，精于绑架和迅疾转卖，并热衷于传授经验。 村冈的实际经验指导比较简略。人贩子“专门在乡下绑架妇女”，尤其盯准穷人和文盲群体。他警告手下：“注意掩人耳目，勿留文书，勿签真名。”（1960，57）由于运送妇女的过程中女性免不了要反抗，这可能引起警察的主意，所以他的手下必须“极度小心行事”。“你把女人送上船之前，必须先确认已经买通了警察、领事馆官员以及船长。如果无法买通，你就向他们诉苦，给他们看自家茅草屋的照片，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偷偷地把女人搬到船舱底下。”（57） 花三至四周时间将妇女偷运到香港和新加坡，这通常需要串通日本海关官员和船长，以及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和英国官员。有详实的记录表明，英国官员虽然表面上不支持人贩子，暗地里却协助运送那些被绑架和转手的日本妇女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殖民城市活动（Miyaoka 1968；Warren 1993；Hirakawa and Shimizu 1998）。大众流行话语确认了她们的精神创伤，将日本妓女塑造成温柔顺从、娴静端庄的主体（例如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典型人物）。所以，英国嫖客们大多喜欢日本妓女胜过中国和东南亚妓女。英国当局考虑到日本性工作者的温顺性格，加上她们积极配合健康检查的生命政治统治，也就不急于限制绑架日本女性的数量了。  村冈没有在他的自传中解释偷渡的具体方式，但1885年至1915年间，大约3万至4万名日本女性被绑架和偷运，我们由此可以总结出他的套路。尽管性工作者有时合法地从日本前往亚洲各地，但绝大多数是偷渡，因为直接贿赂官员和船长要比走正规程序便宜和简单得多。但首先，人贩子要把她们送上船。 人贩子千方百计唆使女性出走。他们通常到自己家乡附近地区，这样他们能相对容易地获得信息，查到哪些家庭最穷困，然后与家长谈话，或者更普遍的方式是直接和女孩子聊天。人贩子利用乡亲关系拉近距离，编织美好的梦想，吹嘘新加坡和香港的新兴欧亚都市如何具有异域风情，在有钱人家做佣人如何幸福。一位住在天草的老妇人说道，1890年，有一个皮条客伪装成贸易商人，诱骗贫苦农家的女孩儿，说有一个“理想世界”，那里样样都比九州的生活要好：“一天，一个伶牙俐齿的男人出现在我们那儿，他销售的是长崎的海产品。他在镇上的店里不断跟人讲外国的趣闻轶事。符拉迪沃斯托克有许多许多鲑鱼，孩子在渔船上嬉戏时，就会有鲑鱼自动跳上来。满地黄金。我在祖母的家里遇见了他。”（引自Ichioka 1977，6—7）1904年，一位名叫“南春”的少女遇到人贩子，人贩子告诉这位17岁的天草姑娘，她如果去国外做酒吧侍女，每月可以挣得将近7日元。她自己解释了去异地闯荡的原因：“那时候女人一个月连挣1日元都很困难。我父亲是打短工的，家里除了我，还有5个小孩。所以我接受了那人的建议。我乘小船跟他来到口之津的港口，然后被送上一艘外国船。在货舱里我还见到大约20个女孩子。我们坐了29天船，每天只能吃一点点面包，终于到达新加坡。”（Waren1993，216） 人贩子和皮条客常常成群结队作案，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接触女性，有的负责将她们从乡下运到港口，然后把她们塞进煤船或商船。由于每次装载的女人都不少（每次大概运送50个人），所以人贩子必须全程陪同，以防她们逃跑或报警求救。这套绑架手段大概是日本人贩子的创新举措（Miyaoka 1968）。这些陪伴者驯服女性忍受严酷环境（通常煤船上能装人的地方靠近火炉，酷热难当）的方法包括甜言蜜语、强奸以及谋杀。 名叫多田龟吉的人贩子奸杀了他从长崎带往新加坡的一名女子，然后抛尸入海。显然，这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女性不要做出格的事情，乖乖配合船上男人们的凌辱（Warren 1993，219；Hane 1982，221）。幸存下来的女性集体给日本外务省发了封血书求助信。这些女子可以说是幸运儿，因为有许多人最后死得很惨，被装卸的货物压死或者扔进锅炉烧死。后来一次事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迫使日本政府关注偷渡问题。日本邮船伏木丸于1890年3月26日抵达香港，人们在溅满血迹的密封煤仓中发现12名偷渡客。他们至少被关了两天，其中8名已经由于缺氧而死，剩下4名奄奄一息。其中一位男性死者是名叫油谷的人贩子。4名幸存者协同长崎港口当局撰写了一份报告，现在这份报告藏在外务省档案。她们声称，油谷引诱自己上船到香港掘金。他强迫女子乔装打扮成煤工，一上船就被关在很深的煤仓。第二天，煤仓的铁门被锁，整个内部空间变成大烤箱，因为煤仓边上是蒸汽机火室和锅炉。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油谷和其他七名女性晕倒并流鼻血，最终窒息而死（FMA，“Collection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 外务省档案中有若干份报告，描述的情况是，妇女在船上试图自救，被船长发现了。加藤久胜报告了一起发生于长崎至香港航线的事件：“我的工程师去检查一根水管水压降低的故障，然后他发现一群女孩子，几乎快缺氧而死，原来是她们咬开了水管想喝水。旁边埋在煤堆下面的是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死者是她们的绑匪，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们对他采取了疯狂的报复。”（1924，33）第二起事件是：1892年9月25日，4名日本女子现身新加坡警察局报告一名日本男子死亡，他在一艘发自香港的船上坠海身亡。这几位女子都来自长崎，她们声称对男子在香港登船这一事实毫不知情（FMA，“Matter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事件37）。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倾向于将被绑架的女性描绘成品性残暴的人。然而，学术界对绑架事件中女性的参与度和主动性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在几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日本学者中，女性主义者森崎和江（1976）的意见尤其引人注目，她认为不能低估女性希望逃离贫穷家庭、通过卖身汇钱回国养家的欲望。虽然我尊重森崎女士的立场，但我更相信森克己和山崎朋子（1999）的估计数字，即大约90%被绑架和偷渡的女性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人贩子每每使用花招勾起女性的欲望，捕获她们的异域想象，将她们对“某物”的欲望置换成对一切物质占有的欲望：自由、激情、汇钱养家的自豪感。另外，这些女性的家庭有时会从人贩子那里得到一些报酬，一方面可以诱惑女性顺从，另一方面可以当作封口费，防止她们报警。 这些男性人贩子的主体性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由放任的生命形式，一种日本资本积累急需的生命政治生产，而贫穷的日本男性希望在亚洲大陆寻求殖民发展，他们的致富心理为生命政治生产火上浇油。日本的人贩子，如村冈和松尾，正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隐匿真理：它只能通过暴力产生，其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奇异的、猎奇的（grotesque and grotesqueing）。具体以日本西部的贫困女性为例，15世纪以来季节性或永久性的移民风俗被奇异化得面目全非，而罪魁祸首即资本主义对满怀憧憬的移民的形式吸纳。 马克思认为，形式吸纳作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借助于资本与劳动力的直接联系，其特点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边缘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国家的文化支柱和习俗网络土崩瓦解。虽然工人依靠的是资本家，但在边缘地区，这种“依靠关系是人为制造出来的”（1977，937）。换言之，一种崭新的（性别的）支配和剥削结构必须在日本的殖民边缘建构出来。人贩子与皮条客的主体性正是从资本的需求中脱胎而来，以协助巩固这种新的宰制模式。 经过村冈伊平治和其他日本人贩子的苦心经营，村冈1887年在满洲所目睹的境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逐年改变。渐渐地，中国男人和女人开始为日本人买卖人口。《满洲日日新闻》的一份报道揭露，许多中国夫妇在为日本人贩子工作，把女性从长崎带到满洲来，这种状况以前在满洲从未发生过（MNNS，1915年1月12日）。这些由日本人控制的人口买卖网络也依靠中国人拐卖中国女性，以发展他们在东北的生意，将原来中国人雇佣日本人拐卖日本女性的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MNNS，1908年2月17日）。作为战争之延续的资本主义商业，由新一代满洲地区的日本人贩子（例如内海岩男）发展壮大，这些人贩子中有许多曾经在村冈手下干活，从他那里学来肮脏的经营手段。因而资本主义商业的快速发展还是要归功于生命政治主体性的欲望生产的关键一环：边缘地区的皮条客。 本文作者 马克弟（Mark Driscoll），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日本与国际研究系副教授。译有《佳楠与火之档案：两本日本殖民小说》（Kannani and Document of Flames: Two Japanese Colonial Novels）；并曾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等刊物发表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领域的论文。 ▼本文摘自▼  作者: [美] 马克弟 译者: 朱新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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