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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三年，有所谓“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 文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条记载，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截断为前后不相联属的两句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这种读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但不加任何限制地陡然提出“禁不得祠”，亦即普遍禁止祠祀，明显不合乎情理，而且这也根本不符合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检读《史记·封禅书》可知，在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不仅没有禁绝祠祀，而且还采取措施，统筹协调三代以来的各种祠祀典礼，“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2]，似此标点，显然存在问题。不过，溯本求源，中华书局本的句读，也是有所因承。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凌稚隆等纂辑《史记评林》，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印行《史记会注考证》，即均作如此标点[3]。又如清末人孙楷编著《秦会要》，于“郡县各祠”门目之下辑录这段文字，也是在“禁不得祠”处终止，弃置“明星出西方”五字不顾[4]。这说明该项纪事的文义，久已不易索解，人们都不过是勉强点断而已。 面对上述疑难，日本学者藤田豐八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新颖的解释，以为“禁不得祠”这句话中的“不得”二字，并非汉文固有的词汇，应属梵语“佛陀”（Buddha）的对音。盖藤田氏以为“不得”二字古音为pu-tuk,或bu-duk，与Buddha恰成对音关系。假若确实如此，则诚如藤田氏所说，这段话将成为一项不可思议的记载[5]。单纯从行文的逻辑性来讲，这种解释确实也算比较通畅，所以曾引起陈寅恪的注意，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批云：“藤田以不得为佛陀之古谓。”[6]这是因为包括佛教在内各种域外文化对华夏社会的影响，亦即所谓“胡化”，是陈氏一生倾心阐释的核心问题[7]。近年韩伟撰写《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一文，在没有引述藤田旧说的情况下，也写道：“'不得’当为佛陀之音译。”[8]然而覈诸相关史事，可见其证据明显薄弱，向达谓此说实乃迹近“神经过敏，难以据为典要”[9]。杨宪益在具体对比这两个辞语的语音后指出：
影印明万历刻本 《史记评林》中 有关秦始皇 禁祠明星的内容 刘节虽然也认为将“不得”比拟为“佛陀”的对音不能成立，但他却本着与藤田豐八类似的解读方式，以为这两个字是“扑特”的同音异写，所谓“不得祠”亦即“扑特祠”，而“扑特”是一种状若“青兕”的“犁牛”，或称“犦牛”、“犎牛”，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还另有“怒特”、“奴特”之类的写法[12]。岑仲勉起初完全信从藤田豐八的观点，后来又改变看法，先是考虑“不得”为婆罗门教之“吠陀”，后来又以为“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盖火教经名Avesta,源出于安息语之apistāk或avistāk，av与u音通，又因中国上古无轻唇音，故这几个词又都可以读如puit tāk,而这与《切韵》所切“不得”之语音puet tak颇有相通之处[13]。其实，在初拟的《史记点校后记》文稿中，本来作为典型事例，列举有这段文字，并说明是依从岑氏此说做出的标点[14]。 岑氏得出上述看法，其最为关键的论据，是他宣称“不得”在这里只能读作专有名词，假若另辟蹊径，将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么，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禁不得”，会绝然背戾秦汉时期的通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禁不得’是否为上古成语，是本题重要关键之一”[15]。尽管刘节没有做具体说明，但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然而，在看到正式出版之前的《史记点校后记》的样稿之后，邓广铭即针对这一点指出：“'禁不得’如何，乃汉律令中习用语。”陈槃对相关用例还做有非常细致的归纳，清楚显示出“'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法令诏书习用，书史亦然”[16]。此外，周一良也就其整体观点评判说：“岑氏解说不确。”[17]其实，岑仲勉本人在文中便举述有同“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模一样的用例。如《汉书·王莽传》所记“禁不得挟铜炭”，句中“挟”字本与“祠”字语法作用相当，而“铜炭”也正同“明星”或“明星出西方”的地位相对应，与岑氏所宣称“通例”直接矛盾，可见他这条关键证据不能成立，这段话也并不是非念成“禁不得祠”不可，如同汤用彤所讲的那样：“'不得’为虚字，非实字，乌能指为佛陀？”[18]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断句方式，虽然尊重邓广铭和周一良的意见，在正式出版的《点校后记》当中，删去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论述，但在正文中还是沿承了明人凌稚隆以来的断句方式。 藤田和刘、岑两氏的释读，既然不能成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段话的句读，就还要重新斟酌。邓广铭只是提出“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19]，但他和周一良都没有讲，若是不以“禁不得祠”为句的话，这段话到底该怎样读？显示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杨宪益提出的解读方案，是把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他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在这几项依据当中，第一项云明星为太白亦即金星的别称，尚别见于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撰著的《天文》一书[23]，后世习称《石氏星经》： 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征，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著的《天文星占》一书[25]，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6]。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征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 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为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为怪)。 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后，另行辑录《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8]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录了钱坫这一笺释[29]。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为，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馀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0]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陈槃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于'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槃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1]。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为“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为“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2]。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于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后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为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3]，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为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再说，像这样将“明星”二字属上连读之后，下面“出西方”三字缺少主语，已经不成文句，在行文上根本说不过去。南朝刘宋徐广作《史记音义》，曾引述西晋时人皇甫谧的看法，在“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句下注云：“彗星见。”[34]似乎是将“明星”释为彗星，宋人吕祖谦之《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魏了翁撰著《古今考》以及元人马端临撰著《文献通考》，论述秦始皇时期彗星，便都以为皇甫谧所说彗星，是指“明星出西方”之“明星”，吕祖谦甚至径行书写是年“彗星出西方”[35]，藤田豐八和岑仲勉也持有同样看法[36]。如上文所论，并不能以“禁不得祠”和“明星出西方”各自为句，因而，这样的释读显然很不准确，只是出于皇甫谧、徐广等人的错误理解，清人牛震运已经做出批驳，指出“不必明星是彗星也”[37]，汤用彤对此也做过考辨[38]。惟清人姚范尚以为乃是由于“'出’上脱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谧以证星为彗星也”[39]，意即《史记》原本在“出”字之上本来还有一“星”字，这是姚氏将“禁不得祠明星”断作一句之后，为弥缝“出”字无所归属的罅漏而做的臆测，并没有版本依据或是其他比较切实的文献佐证。 遵循同样的思路和理由，杨宪益以为“馀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杨氏且申述其内在缘由曰：“古代天文学里彗星出现主兵大起，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此年斥逐匈奴，故彗星出西方。”[40]解读历史文献，像这样想当然的说法，类同“增字解经”（此处系增改“出西方”为“星出西方”或“彗星出西方”，前面半句话则是增改“禁不得祠明星”为“禁不得私祠明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疏通手段，如陈槃所说，似此“增字以通史，实甚危险”[41]，首先还是要尽量尊重文本固有的辞句。 那么，若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来解读，不再拆分，是不是可行呢？ 首先，杨宪益以为：“太白是行星而不是彗星，行星绝没有出自西方的道理，况且太白星见于西方是每天晚上必然的现象，亦无特地提出的理由。”[42]这是他将“出西方”三字与“禁不得祠明星”数语拆分开来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可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 现代天文学上将行星、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夹角，称作“距角”。当地球、太阳和内行星处于同一直线位置上，也就是距角等于0°的时候，称之为“合”。太白星亦即金星，它与辰星亦即水星同属于地球绕日轨道之内的“内行星”，而内行星会出现“上合”与“下合”两种不同状态。“上合”即行星与地球隔太阳相对，“下合”乃行星处于地、日之间，类似日蚀时地、月、日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合”的前后，不管内行星还是外行星，因为与太阳几乎同时出没，为太阳的光辉所掩，地球上无法看到。从地球上观察，当内行星处在距太阳最远的位置时，在太阳东侧，称为“东大距”，西侧称为“西大距”。金星的东、西大距只有48°，可以说紧随在太阳左右，古人将这一与水星类似的性状并称为“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43]，或径谓之曰“金、水附日”[44]，《史记·天官书》云“察日行以处位太白”[45]，就是基于金星这一特征，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基本看不到金星，惟独或在清晨拂晓之时、或在傍晚初昏之际这两段短暂时间内，才有可能用肉眼清楚观测到金星。 经过“上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东边，在地球上观测到的星象，就表现为傍晚始见于西方的天空。这时金星在天空星座的背景上是自西向东“顺行”，速度越来越“慢”，离太阳越来越“远”，过了“东大距”以后不久，经过“留”（停止不动）的状态，转变为由东向西的“逆行”，通过“下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西边，表现为清晨始见于东方的天空。再“逆行”一段时间后，复又表现为“顺行”，由“慢”到“快”，过西大距以至“上合”，周而复始[46]。 具备上述天文知识，便会很容易理解，所谓“明星出西方”，指的就应该是这种金星夕见于西方的天象，即太白星确有出自西方的道理（陈槃似乎倾向于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通贯连读，可是却并不明白个中缘由）。《诗·小雅·大东》有句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汉毛氏传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清人陈奂对此做有疏释云： 陈氏所说，顺情入理，信而可从。《诗·郑风》亦有句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显而易见，这里同样是讲金星在天明之前升出于东方的情况[48]。由此可知，至迟从春秋时起，人们对明星亦即太白之或见于东方，或见于西方，就有清楚的认识，秦始皇时期提到“明星出西方”现象，是一件非常合理而且也十分自然的事情，即如汤用彤所说：“《史》言明星出西方，正指日既入之长庚言，其为太白无疑。”[49] 根据上述金星运行规律，亦可知其显现于西天，也并非如杨宪益所说属于每天晚上恒有的现象（岑仲勉说太白星“初昏时必出现于西方，更不烦史臣特记”[50]，差误与杨氏略同）。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有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期间金星的运行状况，谓始皇三十三年“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角晨入东方。浸行百廿日，以十二月与虚夕出西方，取廿一于下”。翌年的天象，为金星“与虚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轸晨出东方……”[51]。因为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既然先从正月讲起，后面的十二月实际上应当隶属于下一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第三个月，从而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始皇三十三年末尾记述的这一禁令，应当是直接针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年十二月至七月这次“明星出西方”天象而颁布的。
古代厌胜钱上的 朝见启明 与夕见长庚[52] 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地提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也自有其特殊缘由，这涉及到天文占验观念伴随着战国至嬴秦间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太白星司“甲兵”而“主大将”、“主兵革诛伐”、“主杀”，这是战国秦汉间占星家普遍秉持的观念[53]，故其位置所在，常常被视作一项重要征兆，来占测不同地域间相互征伐的胜负成败，即《石氏星经》所说“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54]。 《史记·天官书》记述太白星所对应之地域方位云： 又有语曰： 书中还有以十二地支中的卯、酉来分别表示东、西方位的说法： 清人钱大昕以为“史公《天官书》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非龙门所能自造”[56]，所说很有道理，《天官书》所记星占，至少可以说是战国以来的传统说法。稍后，刘表在汉魏间所撰《荆州占》亦有句曰： 可见太白星福佑所出东西方位这种观念，前后持续很长时间。 星占家们有时也用阴国、阳国来表示太白星所表征的地域，如《史记·天官书》记云： 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也记有同类说法： 居西居东，或是居阴居阳，其吉凶祸福，与太白星之出西出东，显然存在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 东国与西国，自然是指两国间的相对方位，阳国与阴国亦然。马王堆出土《五星占》对此做有说明云： 可见当时大致是以西或西北为阴，东或东南为阳，所谓太白出西方有利于阴国，实际上依然是西方之国的吉兆。 后世在军事行动中应用这一观念实施占测，有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见于西晋平吴之役。《华阳国志》记云： 当时，王濬是“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61]，即从蜀中出夔门，由西向东进军吴地，《宋书》也记载正值咸宁五年十一月西晋出兵东征之际，“太白始夕见西方”[62]。出于西方的太白，其福西祸东的神灵效用，在此得到了很好的应验。类似的例子，还有南朝萧衍在襄阳决计反齐，当行将发兵东取建康之时，有人以为“时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萧衍断然斥之曰：“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63]其西负金星以东施兵戈的态势，正与晋人灭吴时的星象人事，如出一辙。 与东部诸国相对应，迄至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一直偏处西陲，太白夕现于西方天际，自然是秦国兴兵征伐关东诸国的吉祥征兆。《石氏星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73]如上所述，酉表述正西方位，申则属西偏南，明星见西方，显然对秦国并吞诸国的军事行动最为有利。 尽管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留下秦伐六国时明星出现在西方的事例，但是，在按照五行学说配置五大行星并为各大行星划定地面上的“分野”范围时，太白被“处位”于西方，是“主西维，主金”的西方之神[74]，本来就与秦国所在的方位相对应，故《汉书·天文志》记云：“秦之疆，候太白。”[75]《乙巳占》亦云：“太白主秦国。……太白大，秦、晋国与王者，兵强得地，王天下。”[76]梁刘昭注《续汉书·天文志》引《星经》乃谓之曰：“太白主华阴山，凉州、雍州、益州。”[77]同样还是以关中为主的西部地区。 西汉时人邹阳上书梁孝王，内有语云： 曹魏时人苏林释之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乃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蚀昴。昴，赵地分野。”同时人如淳复有语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败赵之兆也。食（蚀）谓干历之也。”[78]旧题唐李淳风所撰之占筮家书《观象玩占》，对这一天象有更为简洁的表述，径称“太白食昴”为“赵地受兵”之象[79]，自然也是沿承战国以来的说法。这一情况，具体反映出至迟从战国时期起，太白就是佑护秦国出兵作战的吉星。又史载汉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几幾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后二年，汉灭楚”[80]。汉高祖刘邦据关中而与项羽争夺天下，同秦王政统一山东诸国时的东西地域关系，恰相仿佛，因此，同样能够说明太白星对秦地用兵关东的重要佑护作用。 假若考虑到太白星出现在东、西不同方位所体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那么，这种护持秦国的太白星，恐怕只能是在傍晚悬挂于西天。由此进一步推论，在战国时期，秦国为祈求作战获胜，应当存在经常祠祀“明星出西方”的情况。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81]，这本来是上古以来的传统。司马迁尝述及春秋战国时期星占术的流行情况，谓之曰： 孟子谓列国争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说“天时”，就是指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83]，而孟子这种有为而发的议论，恰恰显示出此等“天时”观念在各国君王和统兵将帅之间正受到普遍尊奉。《尉缭子》中记载有一个具体事例，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虽然作者在这里是用以阐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其首要者只是在于“人事而已”[84]，犹如孟子所说人和重于天时，但楚公子心这一违逆常规的战法，也正说明当时两军交战，乃普遍遵信彗柄所在者胜不可击。再向前追溯，则《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论律，其间尚谈到武王伐纣时星象因素对周人决计出兵的影响： 可见顺应星象以用兵作战，在中国古代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86]。
清汪远孙振绮堂 道光丙午自刻本 《国语发正》 有关武王伐纣 天象的内容 候望星气既然已经成为列国之间竞相趋从的一种普遍风气，其中最为“争于攻取”的秦国，自然无由置身事外，尤其应当重视像太白星这样司职兵事的星官。在这次颁布禁祠西方明星诏命之后两年的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人谈及，当时秦廷所豢养之“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87]。众多星占家麇集于秦廷，更不能不占测与祠祀太白星出于西方这一上佳吉兆。《史记·天官书》有相关记载云：“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88]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秦、晋两国为占候太白，做出过怎样的祠祀，但依据上文所述当时人们的观念，显然只能祠祀现身于西方的太白星（其实，秦始皇诏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恰好可以反证这一点，此即清人姚范所说：“当是前祠而秦皇废之也。”[89]）。 “明星出西方”特别有利于秦国这一局面，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战争完成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如秦始皇在峄山刻石中所自诩的那样，他成功地终结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的战国时代，“壹家天下，兵不复起”[90]，这时的战争，已经转化成为统一的秦王朝与周边各部族的冲突，而北面的胡人亦即匈奴是秦人最主要的征伐对象。如同前引《五星占》所显示的那样，与西北边境之外的“狄”人亦即匈奴等族相比，秦国的地位已经变换成了“阳国”，亦即东方之国。《史记·天官书》云“及秦并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91]，讲的也是这一新的天地系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祠祀作为西方之国瑞应的西出太白，只会给自己带来破军杀将的厄运。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讲述太白与辰星（水星）并出于一处的天象时，星占家对这一观念做有明确表述云： 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 。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影印宋蜀刻本 《王摩诘文集》 之《陇头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2010年9月24日记 刊《文史》2012年第2辑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上述引文之“三十四县”，为《史记》原文，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乃遵从清人张文虎的主张，依据《史记》之《六国年表》和《匈奴列传》，改作“四十四县”，但传世古本《史记》，如南宋绍兴初覆刻北宋景德刊十四行单附《集解》本、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附《集解》、《索隐》本、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附《集解》、《索隐》本、以及比较通行的百衲本影印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合编本，都是镌作“三十四县”，而“三十”（卅）与“四十”（卌）的字形极易混淆，孰正孰误，目前尚难以强作判断，还是姑且保存古书原貌较为适宜。又“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的“阴山”，原文为“陶山”，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亦从张文虎说改作“阳山”，实际应当订正为“阴山”，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下篇第一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页226～230）对此有详细考述，请参看。另外，“筑长城，戍南越地”之“戍”字，原作“及”，清人梁玉绳和张文虎都认为与史实不符，主张改为“取”字，但“取”、“及”二字字形差别明显，并不易致讹，若记作“取南越地”复与上文“略取陆梁地”事重复，此依拙文《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之“卤地”抑或“恶地”与合理对待传世文献问题》的考订，改书为“戍”。文见拙著《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76—277。又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5]藤田豐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页445～447。 [6]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之《史记之部》，页5。 [7]案陈寅恪氏对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亦殊为关注，在1926年曾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生开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之研究”这一题目，惟同时列出的其他题目，如“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和“鸠摩罗什之研究”，都已概述基本思路和目标，而对这一天文星历问题，却只附有说明云：“愿研究者，请约期面谈。”说明至少在当时，他对从哪里入手以及主要研究什么问题，还没有明确想法，这也显示出他对天文星历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所谓“胡化”问题。以上情况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1926年12月）之“研究所国学门通告”，页458—459。 [8]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刊《文博》2009年第2期，页18~19。 [9]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万有文库》本）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页28。 [10]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11]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2010年8月10日），页45～46。 [12]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四章《图腾层创观》，页104～105。 [13]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文章撰述于1947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85～191。案岑仲勉对这段话的解释，还引发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议论，请参看容甫《关于“不得”的后话》，刊《书品》2010年第3辑，页6～12。 [14]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整理附记》，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47。 [15]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7。 [16]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见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90～95。 [17]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周一良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 [1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5～6。 [19]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5～46。 [20]《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7。 [21]案事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7。 [22]杨宪益《译余偶拾》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23]《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并唐张守节《正义》引汉刘向《七录》，页1343～1344。 [24]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北京，中国书店，1989，影印清官修《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说，页335。 [2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并唐张守节《正义》引汉刘向《七录》，页1343～1344。 [26]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6～187。 [27]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清同治十二年番禹陈氏刻本）之女部，页260。 [28]清钱坫著、徐松集释《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二，页1040。 [29]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671。 [30]《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5，页1377。 [31]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据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页94，页96～97。 [3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6。 [33]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图版三七之第296～308号简，页47，图版四三之第365～366号简，页53；又同书《简牍释文与考释》之《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日书》，页124～125，《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病方及其他》，页134。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语，页253～254。 [35]宋吕祖谦《大事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七，页94；又同人著《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七，页492。宋魏了翁《古今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影印明万历甲申王圻刻本）卷一七“有星孛于大角”条“附论秦始皇彗星”，页66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重印《万有文库》之《十通》本）卷二八六《象纬考·孛彗》，页2265。案明人黄道周在《洪范明义》（明崇祯刻本）卷下（页64b）论列历代“星辰失紀”事，书有“始皇三十三年彗星出西方”，应当也是依据皇甫谧此说，不会别有可靠史料，所以，同样不可信据。又宋人章衡在《编年通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宋抄本）卷三（页236）记该年“彗星出东方”，应属同样性质的谬误，只是错上加错，又将“西方”误书为“东方”。 [36]藤田豐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页446。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6。 [37]清牛震运《读史纠谬》（清嘉庆空山堂刻本）卷一《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条，页9b～10a。 [3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6。 [39]清姚范《援鹑堂笔记》（清道光刻本）卷一五，页9b。 [40]杨宪益《译余偶拾》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41]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据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页101。 [42]杨宪益《译余偶拾》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43]《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八《高允传》载高氏引述《星传》，页1068。案《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页377）谓“黄帝创受《河图》，始明休咎，故其《星传》尙有存焉”，而《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载（页1513）西汉时人刘向即曾引及《星传》，东汉人班固撰著《汉书》时，在《天文志》和《五行志》中更屡有征引。 [44]清方中履《古今释疑》（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影印清康熙汗青阁刻本）卷一二“金水附日”条，页23a～25a。 [4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46]案以上金星运行规律，系摘录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一文所做叙述。该文见席氏文集《古新星表与科学史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166～168。 [47]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南园扫叶山庄原刻本）卷二〇《小雅·谷风之什·大东》，页9b～11b。 [48]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四《郑风·女曰鸡鸣》，页51。 [4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6。 [50]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6。 [51]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中篇第三章第八节《金星行度》，页92。 [52]采自清李佐贤《古泉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影印清末刻本）贞集卷二，页1582。 [53]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甘氏以及巫咸说，页335～336。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57。《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54]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说，页337。 [5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4～1326。 [56]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三〇《跋星经》，页1a；又卷三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二，页15a。 [57]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荆州占》，页338。 [5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6。 [59]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62。 [60]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86。 [61]晋常璩《华阳国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卷八《大同志》，页612～614。 [62]《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三《天文志》一，页694。 [63]《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一《武帝纪》上，页4～5。 [64]《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一《高祖纪》上，页8～9。 [65]《梁书》卷三《武帝纪》下，页92。 [66]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嘉庆进呈写本）卷一二五《凤阳府·建置沿革》之“寿州条”条，页5472～5473。 [6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一〇五《江南西道》三之太平州当涂县，页2b～3a。 [6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八宣州当涂县“采石戍”条，页684。 [6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上元县“石头城”条，页596。 [70]《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二四《食货志》，页689。 [7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之昇州（页3a）引《金陵记》云：“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馀戸，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 [72]《陈书》卷一《高祖纪》上，页9。 [73]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语，页337。 [74]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说，页335～336。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57。《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75]《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289。 [76]唐李淳风《乙巳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夷门广牍》本）卷六《太白占》，页104。 [77]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上梁刘昭注引《星经》，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一〇，页3213。 [78]《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并刘宋裴骃《集解》引苏林语、唐司马贞《索隐》引如淳语，页2470。 [79]题唐李淳风《观象玩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卷一五《昴宿》，页319。 [80]《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302。案“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句，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曰：“幾中，近逾身。”清人杨于果《史汉笺论》（清道光乙巳非能园刊本）卷九（页9a）谓“晋说未详，'幾中’谓幾于中天也。太白上而疾过参天，病其对国，故占为汉灭楚也”。所说自明晰可从。 [8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2。 [8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4。 [83]《孟子·公孙丑》下并汉赵岐注，据宋孙奭《孟子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四上，页72。 [84]《尉缭子·天官》，据八六九五五部队理论组、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合注《尉缭子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2～3。 [85]《国语·周语》下，据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1985，影印清光绪庚辰会稽章氏式训堂刻本）卷三，页338～354。 [86]参见清汪远孙《国语发正》（清道光丙午汪氏振绮堂刻本）卷三《周语》下，页21a～页27a。 [8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8。 [8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7。 [89]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一五，页9b。案原文“祠”字讹作“洞”，此据上下文义径改。 [90]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四《峄山刻石》，页1a。 [9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7。 [9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5，页1328。 [93]案《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唐张守节《正义》（页1348）引《星经》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国败；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国不败。”所说中国与外夷的方位关系，虽然是南、北对立，与东、西相对者略有出入，但正如前引《史记·天官书》本文所说：“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南与东同属中国所在的阳国，而北与西同属胡、貉等族居处的阴国，此太白在北抑或在南，实质上亦犹如其在西或者在东。 [94]《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页2981。 [9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96] 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1986, p 79, p 97. [9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9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3。 [99]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三〇“天文”条，页2203。 [100]唐官修《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刻本）卷三《职制律》，页4b。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北京，中国书店，2008，重刷民国徐氏退耕堂刻本）卷九《职制》上“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条，页26b。案清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曾阐述天文知识之演变大势云：“古者农夫戍卒，皆知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特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因知天文之学，系与顾炎武氏并世复兴，而援之破解疑难史事，尚有所不足。奕说见清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影印清光绪元年刊本）卷五恭亲王《酌议同文馆章程疏》，页36b。 [101]唐张说、李林甫等监修《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〇“太史局”条，页303。 [102]唐王维《王摩诘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影印宋蜀刻本）卷一《陇头吟》，页6a。 [103]案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影印日本杏雨书屋旧藏南宋刻单疏残本）卷二〇《小雅·大东》（页223），就已经弄不清楚金星的出没规律，以为“启明是太白矣，长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东、西而异名，或二者别星，未能审也”。至南宋建阳书坊所刻《纂图互注毛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影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卷首《毛诗举要图》（页2b），竟谓“启明者，辰星也，位生于北而先于东，启明之谓也；长庚者，太白也，位主于西，长庚之谓也，而朝夕迭见”。对星象的认识，愈加错乱。此等经书，唐宋间人类皆幼而习之，所作疏释既已如此暗昧，词人骚客舞文弄墨，自然难以切合实际。 [104]案明人严衍弄不明白个中缘由，在所撰《资治通鉴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印本）当中（卷七，页638），依据皇甫谧的错误理解，为《通鉴》补入“彗见西方”四字，实则徒增新的谬误，还不如司马光之避而不录，要更显稳妥一些。 【附案】此文收入拙著《舊史輿地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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