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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本来是《艺术与设计》杂志约稿关于中国秀的历史进程，结果写完后不过瘾，重新写大了，所以与该刊原文不太一样。涉及所有品牌和个人均不含任何广告植入。 1.从崔健说起 1987年，26岁的崔健穿着军绿上衣，在北京马克西姆餐厅进行表演，他唱了被认为是开启中国摇滚乐年代的《一无所有》。现场观众相当HIGH，他们多半没料到，这位年轻人日后在中国乐坛的地位。
吃一顿人均两百块，在多数人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的年代，崔健和身边一些中国滚圈“先驱”自然是吃不起这个昂贵的西餐厅。作为北京城最有名也最多外国人的餐厅，马克西姆无形中拉了摇滚一把。崔健过得并不那么顺利的时候，时常在此演出，火了后他也时常来参加各种“趴儿”，一如娱乐圈顶流演员和幕后。哦，那会还没有娱乐圈。
马克西姆餐厅的负责人是宋怀桂女士，时尚行业年纪大点的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代表一个时代的传奇。 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宋女士再一次证明了艺术是相通的，无论是音乐还是美术，或者时尚，良好的审美或者说具有前瞻性的审美，注定会在一个刚刚开放的国土绽放异彩。 马克西姆幕后大老板是皮尔·卡丹，而宋女士则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首席代表。这个“代表”的意义，已经超出今天任何顶流奢侈品中国代言人的价值。
2.皮尔·卡丹来了 1978年，一位身穿宽肩毛呢大衣的“老外”跟随自己公司组织的旅行团来到中国，他们登上长城，走上北京大街，走进故宫，看着这个神秘的东方世界。 他们身边的中国人穿着军绿或藏蓝用劳动布做成的简单衣裤，色彩单调、质朴。与世界时尚完全脱节的中国，却让这位国际知名设计师皮尔·卡丹看到了巨变的前奏。
那一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4月，国务院提出了要加快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轻工业。 皮尔·卡丹对中国服装行业甚至是对中国的判断是对的。
1978年，登上长城的皮尔·卡丹 时尚史中关于六七十年代的描述一定有皮尔·卡丹这个名字，以太空风格享誉国际。1970年他以一名设计师的身份访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甚至试穿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Neil Armstrong所穿的原始宇航服。1977年，他被法国高级定制业授予卡地亚(Cartier)金顶针奖。但在1978年的中国官员口中，他还只是一名裁缝，因为大家不太明白服装设计师这个概念。
已经准备好迎接全世界的中国，需要一个引爆点点燃中国人对时尚的欲望和想象。 皮尔·卡丹点了这把火。 1979年他接受了商务部的邀请，带着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再一次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T型台，上演了新中国的第一场服装秀。台上色彩鲜亮、略显奇形怪状的服装与台下观众整齐划一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看过这场秀的记者李安定曾描述：“当金发女模撩起长裙时，观众齐刷刷往后仰，像在躲避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这一次，法国模特之一的玛丽斯·加斯帕德跟着皮尔·卡丹一同登上长城，她穿着红黄绿紫交融的衣服，在长城上起舞。周围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有人好奇，有人捂着嘴笑。
秀的第二年1980年。新中国第一本时尚类刊物《时装》创刊，皮尔·卡丹的时机抓得非常好。 3.一个野心很大的“老外” 皮尔·卡丹并没有打算将中国当成惊鸿一瞥的过客，他要的是从生产到销售全方位的深入，甚至帮助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他想做时尚界的马可·波罗。 无法事无巨细的在中国操办各项事宜，于是，他委托了一名中方女性来执行，她就是宋怀桂，也就是后来马克西姆餐厅的负责人。
宋怀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涉及涉外婚姻的中国人，当年她与外国男友想办理结婚证受阻，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总理特批被传为佳话。 她与同为艺术家的丈夫在巴黎一个艺术展参展时遇到了皮尔·卡丹，由此开始了几十年的合作与友谊。
80年代初的中国要组建模特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皮尔·卡丹和宋怀桂都认为很有必要。一来自己在中国的发布会可以启用这些模特，另一方面，中国想要扩大服装进出口，中国模特就必须走向世界。 对于还穿着中山装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并不清楚什么是模特，甚至会认为这是个羞耻的职业。 宋怀桂想尽办法从卖蔬菜、地毯工人、纺织厂女工、学生等群体中，挑选了12人组成模特队。他们需要抵挡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阻力，偷偷参加模特训练。
1981年10月，北京饭店里上演了第一场由中国模特表演的皮尔·卡丹发布会。秀后，有香港媒体发表文章名为《外国人的屁香》，指责中国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没必要搞时装秀。 各种阻碍中，皮尔·卡丹还是依照设想的那样深挖中国时尚的可能，这支模特队在1985年穿着旗袍去巴黎走秀，这是巴黎人第一次看到训练有素的专业中国模特队，其中石凯成为80年代中国模特的骄傲。
中国人的时尚进程就像改革开放一样，不走回头路。 除了秀，马克西姆餐厅成为皮尔·卡丹投放到中国市场的第二颗炸弹，从1983年开始营业起，就成为北京城乃至全国最“洋气”的地方。宋女士卓越的艺术审美和社交圈，将刚刚萌发对艺术、对美蠢蠢欲动的中国撕了一条闪着五颜六色光的口子，萌芽在往外冒，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80年代末，崔健将《一无所有》唱火起来，他穿着军绿上衣，有时候在外面套个皮夹克，灰色略微修身的牛子裤，脚蹬皮短靴，很帅。他走在街头，即便脸长得不咋样，也注定是最有时尚味的那个。 时尚这东西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就像皮尔·卡丹与宋怀桂与崔健无形中成为各自领域在中国的开拓者，又彼此粘黏。
90年代初，中国时尚已经走在追求“洋气”的路上，夸人好看最佳的词语是“洋气”，服装个体户推销衣裳也会猛夸“洋气”。不难理解，毕竟中国的第一场秀算是舶来品。 1997年，香港回归，举国欢腾，经济情势一片大好。当年年底，首届中国服装设计博览会在北京贸易中心开幕，这便是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前身。 122 名时装设计师和80家企业参展，共举办9场时装发布会，许多奖项的设立以及相关协会的成立，都帮助时装周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快速落地。那一年进行了“金顶奖”等奖项的评选，获奖者的名字都是今天服装设计界的OG，比如首届的“金顶”张肇达，最受媒体青睐的设计师吴海燕等等。 此后，时装周的概念种在了服装行业人的心里，去北京走中国国际时装周的秀成了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 1997是中国的时装周元年。相比法国，迟了数十年。法国，这个记载世界核心时尚史的国家，在1911年制定了高级时装周协会的入会章程，上世纪30年代，高定协会开始着手制定发布会日程表，有助于青睐巴黎时尚的国内外人士看秀，可以说，这是时装周（高定）的雏形。 一直想跟法国抢时尚生意的意大利，在1951年，由杰奥里尼伯爵在自己位于佛罗伦萨的宫殿里，邀请了15位设计师联合走秀，另外还邀请了50多位国内外买手，到了当年7月的第二季发布，买手与媒体多达250人，可算是意大利时装周的开端。从此，每到时装季，媒体和买手去巴黎之前都会途径佛罗伦萨看看。 发展迟不完全是坏事，好处在于可以尽数吸收前辈的经验，加之那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时尚行业跟着腾飞。 到2001年，中国国际时装周发布会的数量已经扩大到29 场，还召开了协会四届一次理事会，会议采取投票方式评选产生协会年度大奖。 十佳设计师、金顶奖等奖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服装人的香饽饽。许多地方协会都积极带领本省企业和设计师“上京”。中国时尚大奖最红火的年月里，在评选酒会上，大家一边寒暄一边议论接下来最关键的投票环节，谁会胜出。尽管所有候选人都有上台拉票的机会，但是在台下，设计师还是含蓄很多，模特行业最为直白，经纪公司拉着自家模特给熟悉的设计师、媒体问好，希望能被“多多照顾”。
今天年轻的时尚媒体人估计很难想象，在中国国际时装周最火的那些年，领礼品的媒体就可以排出几十米长队。在这个平台的亮相可能是许多品牌一年中最重要的营销事件。品牌需要行业的嘉奖，专卖店播放这些资料很长脸面，尤其很多品牌将代理商及VIP顾客请到现场看秀，让大家感受秀的氛围，很给品牌加分。 当时，还有服装大省在引进专业人才项目的时候，会明确“十佳设计师”将获得怎样的条件，“最佳男女装设计师”是什么样的条件，“金顶奖”又是什么条件，白纸黑字，极具诱惑力。而你想要获奖，首先要去中国国际时装周走秀。 真香。 引进来，走出去，是客观规律。 相比在国内走秀，去国外走秀这个原本遥不可及的目标，随着经济的提升和整个产业的进步，变得近了。 1999年中国与法国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中法互办文化年，之后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从十佳设计师中挑选了六位代表中国去巴黎联合走秀：武学凯、房莹、王鸿鹰、顾怡、梁子、罗峥，秀场位于卢浮宫地下方厅四个展示大厅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厅——勒诺特厅。 之后，2006年，谢锋成为第一个登上巴黎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他带着JEFEN By Frankie首次叩开了世界顶级时装舞台的大门。没有过份强调中国传统元素，优雅略微可爱的形象让巴黎认识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中国品牌。
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解放报》在这一天关于巴黎时装周开幕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是聪明的。当欧洲人正在担心被大量来自北京的低档纺织品所淹没的时候，一个中国的时装设计师，将他的脚，也坚定地用他的针，踏足在巴黎时装周高雅的地毯上。这一幕就发生在星期天，巴黎2007春夏时装周的开幕秀上。”美联社记者问谢锋为什么来巴黎时装周展示时装，他回答：“我想告诉世界，中国人不仅仅擅长制造，我们也会设计。” 从此以后，谢锋连续五季出现在巴黎时装周的T台上。
6.上海上海 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想要进入中国，他们都需要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服装，上海的经济地位在中国举足轻重，相对北京这个略显沉重的政治中心，会更有活力。 2003年10月，首届上海时装周举办，参与品牌不少来自国外，如SALVATORE FERRAGAMO、Vivienne Westwood、Vivienne Tam等等，中国消费者开始有了奢侈品品牌的概念，由此批量生产的炫耀性消费一触即发。 依靠海外大牌力量吸引关注度一开始是可以的，但是仅仅如此生命力不够，大牌也不可能老在那演，数量很有限，除了国际大牌，其他秀并没有吸引足够多的媒体关注，摄影台上长枪短炮的数量是远远不及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而且，对媒体而已，这边并没有多少“油水”。
转机出现在2006年。上海时装周制定新方向：挖掘并支持年轻中国原创设计。这条路的正确性要在七八年之后才得以完整展现，但是如果没有一开始摆正方向，中国设计师品牌的发展很有可能要往后推个几年。 这可是上海呀。 正值中国设计师品牌的崛起，集合店虽然不多，但是冒头了，相比北京那边设计师更加“舞台化”的表现，年轻设计师们走的路线更有活力，也响应了一部分市场需求。 2013年9月，设计师集合店栋梁接受上海时装周和BFC的共同邀请，参加Design By Shanghai在伦敦时装周的海外推广项目，带去了合作的五位设计师。有了这次铺垫，2014年，栋梁在上海时装周拥有了专场日，5位独立设计师撑起“栋梁一日”，这件事情对后来整个上海时装周的影响非常大。我个人认为，这个举动对日后中国的时装周版图起了非常绝妙的作用。
2014秋冬栋梁专场，万一方 直接对接买手，这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没有的。 此时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走秀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年轻的设计师们需要一个性价比高的平台展示作品，平台方也需要真正能代表中国新锐设计的设计力量，双方一拍即合。说直白点，如果上海时装周没有颓过，就不会那么便宜，如果不会那么便宜，年轻设计师也走不起，这不是绝对条件，但是是必要条件。有年轻人，就有活力，就有创造，就有热闹，就能吸引目光。
2015春夏栋梁专场：王海震 摸准道路的上海时装周很快有了商业性更强的showroom，正愁无处可买货又希望进入设计师集合店行业的年轻人以及大型传统企业，都开始来此寻找新设计师，买和卖在秀场外得以完成，几年中，就让上海时装周成为国内最有吸引力的时装周，成为中国原创力量的发源地，这更接近国际时装周的样子。 7.危机 这几年，上海时装周的热闹程度似乎胜于中国国际时装周，因为这里的一切更加有潮流感，而北京的秀场总有股子陈旧的气息，在商业上的探索又晚了好几步。 但是，到今日，两边都潜伏着问题。 2018年，上海时装周旗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部分LABELHOOD时装艺术节，与国内知名设计师集合店长作栋梁完成合并，合并之后栋梁的一些店铺更名为LABELHOOD蕾虎。
2018秋冬LABELHOOD：SHUSHU/TONG 似乎是非常完美的一步，从栋梁一日，到蕾虎，这个时装周分支变得越来越重要，经过删选，虽然发布数量少，但质量相对稳定，加之乐于配合其他艺术来塑造整体的视听效果，让这个平台极具人气。 而上海时装周的主秀场，随着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来这里办秀，多就容易杂，一杂含金量就不那么纯了。 说得严重点，上海时装周有被自己瓜分的风险。
另外，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持续走秀的品牌越来越少了，放眼四大时装周，如果哪个惯例品牌离开官方日程就变成了新闻，而我们这边的时装周平台，暂时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凝聚力。一场价格不菲的秀是不是一门合算的生意，大家都要掂量支出与收入能不能达到平衡。早就过了看秀是超时髦的事情的年代，营销作用在减弱。那些已经通过平台获得关注度的品牌，也不都会将更多的营销支出投入到时装周，新品牌希望来此“一炮而红”，但后继乏力。 专业类别的平台效应被谁瓜分？ 互联网。 互联网爆炸造成话语权的分散，从网红与知名时装评员一同坐在头牌看秀开始，就预示着专业与大众之间的天平开始出现摇摆。中小型品牌花30万走秀，还是花30万投放在能直接带货的流量主，这是个大问题。有钱的品牌可以选择花几百万走秀，再花几百万推广，但这样的大手笔在今天也越少。这个市场早已不是几个主流品牌能填满的，越来越多的后起之秀、越来越多的小众领域都开始将蛋糕切得更小，更分散。 再看看四大时装周的境遇，纽约和伦敦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就连中国品牌也都不那么拿纽约时装周当香饽饽了，更加古老的米兰和巴黎因为门槛够高，还一直保持着足够强硬的地位，当然，他们秀的质量确实好。 8.那我们的时装周还能走多远？ 前面写的是梳理过去，接下来写的是一点小分析。 尽管就连中国国际时装周上的常驻品牌卡宾，也是比较舍得花钱办秀的品牌，都在2020春夏季转投上海时装周办了闭幕秀，但是捋一下名单，不难发现有钱的主还是聚集在北京那边，毕竟有这么多年的积累。 一场发布会除了展示品牌新款还能展示什么？ 展示的是整个时尚设计领域一切创造，除了衣服本身，观众也会想看一出大秀。 因为场地和品牌规模问题，上海时装周很少有大秀，除了大牌单走，但是北京有。 卡宾把偌大的游乐场搬到秀场，现场有棉花糖有小丑表演，绝对的盛宴；东北虎2012发布会，邀请了敬善媛现场演唱，配合大型的背景装置、灯光，视听很震撼；这类例子蛮多，品牌的这些需求会促使这类创意人才的成长。 得有钱，还愿意买单。 如果时装周牵头，能够将有钱金主与创意人才撮合在一起，再制造一些早年间的大秀，强调艺术性的整体呈现，从硬条件来说，中国国际时装周最有可能办到，现在那些有钱缺创意的品牌依旧不少。 中国国际时装周如果只想依靠增加针对买手集合店的商业手段效果非常有限。后面是东三省靠地缘优势吸引品牌和买手？那边经济不起来时尚也好不了，上海轻轻松松辐射市场最好的整个包邮区，买手首选。南边还有个深圳时装周是另一个硬茬，加之香港问题，政策上肯定倾斜深圳，保不齐会促进深圳时装周的飞速。 相比较之下，这里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别人都没有的传统资源，这才是平台效应最好办事的核心：帮钱找对合适的创意力量。 年轻有年轻的玩法，那年纪大的就不玩了吗？还是太年轻，金主不是白叫的。 再看上海时装周。蕾虎在2019年夏天，居然举办了蕾虎呦桃青年学生时装艺术节，50多位学生设计师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而执行这项看似庞大的幕后竟然是学生团队，蕾虎的收编让学生能近距离与成熟设计师交流，又锻炼能力，真是一桩喜事，最大的喜在于，不是以经济为导向，而是能让人看到热爱和热血。在“中华杯”消失后，上海时装周早就没有了针对学生的设计大赛，蕾虎呦桃弥补了这个空缺，毕竟这里非常需要稚嫩的、不成熟的、有冲劲的年轻血液。 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个时装周非常具有竞争力，只是暂时还不明显。 从时尚史来看，我们经历的基本都是欧洲、美国经历过的，比如从面料商发展到以设计为主的品牌商，比如投资、收购年轻设计师品牌，比如时装周的发展，等等，我们只是迟了一些，但到今天大家的经历基本一致了。 那当我们在硬件接近之后，有没有中国和海外强国基本零时差经历的？ 有，有互联网。 全世界人民都成为网民，这件事情上我们时差不严重。 全球网民所带来的危险和机遇，我们占了一条后天优势—— 电子商务。 中国的电子商务普及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 所以，只有中国的淘宝会去干时装周这件事。2018年，淘宝联合上海时装周推出了“云上时装周”的概念，然后又搞了断桥时装秀，这几季还带着国内品牌去海外走秀，比如李宁第一次去纽约时装周走秀就是天猫组局。
对于年轻品牌来说，淘宝的优势实在明显，直接销售，如果给与更多流量和曝光量，这会是很有竞争力的平台。 当然，现在还槽点很多，做得不专业，时尚行业最专业的幕后团队还是北京多，中国国际时装周和上海时装周的品牌除了设计以外，要说团队水准差别明显，就连接待这个事都是北京那边稳，毕竟多少年积累下来的。 不过，现在有现在的玩法，就看淘宝能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把这个局组得更好了。 传统时装周代表的是专业是行业，线上因为其特性代表的是大众化和流量，大众和专业不是对立面，而是应该在彼此需要的同时，保持自身优势。 看起来我们时尚行业在走低，本土时装周的气力也减弱，但我们从1979年开始分析起，就不难发现，这才40年啊，我们40年完成了别人上百年完成的事情，因为站在别人的经验上，刚好又遇到中国经济腾飞的这四十年，所以快又猛。 总之一句话，中国的时尚行业依旧好，有些人不好，不是所有人不好，结构转移而已。平台也好，品牌也好，花花肠子多了其实用处不大，归根结底还是创造力。2020年，继续加油哦。 我居然写完了... 参考资料：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出品时尚20年纪念册 《皮尔·卡丹》石静 《亲临风尚》戈巴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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