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之名山，壽之金石，是古人希冀記載聖言與事跡的文字世世相傳以致永恆的信念。然七朝石經鐫刻之初衷卻並非如此單純：熹平石經之刊，是爲統一各家經師歧出文本；正始石經之鎸，則因今文經衰落而古文經已成爲官學；開成石經之立，是朝廷希望消除日益紛亂的別字俗體以歸於字形純正而形成一個便於科舉的標凖經文；廣政石經之刻，意在補充漢魏經注；嘉祐石經之栞，似欲彰顯文本之淵源有自；紹興石經之樹，顯係權臣奉承聖上之舉；乾隆石經之列，無疑是高宗顯揚文治武功之心理。儘管初衷不相一致，其欲長久流傳則是人心所同。然自熹平石經刊立至今千八百年，乾隆石經刊立亦已二百餘年，至今唯清石經巋然屹立，唐石經因地震而有毀損，南宋石經殘缺而模糊，孟蜀與北宋石經則僅存一鱗半爪，而漢魏石經僅能憑藉出土殘石略窺一斑。溯其鐫刻之初衷與意圖，亦可謂天拂人意，事與願違。 若再深究其拂意違願之歷史原因，熹平今文石經刊立後，雖曾有各地學子轂擊洛下，匍匐碑前，然不久今文經本已非考試所需；正始石經尚未刻全，頃間司馬易祚，紙張普及：故漢魏石經不爲人所惜，任憑遷徙損毀，易作他用。開成石經刊立之時，李唐皇朝已走向衰敗；五代戰亂，廣政石經偏立於西南，與唐石經南北睽隔。碑石旋即爲版刻所代，書籍卷藏方便，石經只能作爲文化之象徵。緣此，唐五代以前，載籍記述石經，或語焉不詳，若陸機《洛陽記》、楊銜之《伽藍記》之記碑數異同；或顛倒漢魏一字三字，若范曄《後漢書》、魏徵《隋書》謂漢古文篆隸三體、魏隸書一體石經。 唐宋之際，六朝所拓石經打本漸次澌滅，洛陽偶有殘石出土，初不爲人所重，宋人好古，遂有收藏、傳拓者，有校勘、考證者。先是，郭忠恕、夏竦取三體拓本之古文入《汗簡》《古文四聲韻》，後有蘇望、胡宗愈翻刻漢魏殘石文字以爲懷古與觀賞。至嘉祐間再次出土，引起學者重視，董逌、趙明誠、黃伯思始加校録，著其文字異同，辨其文獻異說，推考碑式刊刻形態，糾正一字三字誤傳。惜其校録之原始文獻已散佚無存，僅一二片斷載於《廣川書跋》、《金石錄》與《東觀餘論》。南宋洪适承繼董、趙、黃之成果，將北宋出土熹平石經與唐代留存之三體石經殘拓收錄於《隸釋》《隸續》，並加校録、考證，是爲留存至今第一部綜論漢魏石經之著作。第以間厠於《隸釋》《隸續》，不爲時人重視。
宋刻龍舒郡齋本《金石錄》書影 宋代以後，已出殘石旋皆散失，又無破土新出，拓本零落，翻刻圮廢，故石經研究復歸沉寂。清初顧炎武重新校勘唐石經，著成《石經考》和《唐國子學石經》（在《金石文字記》中），開清代石經專論之先河。朱彝尊纂《經義考》，專辟五卷篇幅，輯錄石經資料。其後杭世駿《石經考異》、桂馥《歷代石經略》、徐嵩《石經備考》、李兆洛《石經考》等相繼蒐輯考辨，致歷朝石經之刊刻、書手、經數、存毀等細節越趨明白。洛陽漢魏石經殘石出土後，張國淦著《歷代石經考》一書，以綜合其研究所得，著爲提綱，將前人記載、論述之文獻一一注之於下，參證廣博，材料翔實，諸凡刻石年代、石經經數、行款、書者、字體，以及石經所立之方位、歷經之喪亂、殘字之蒐集、拓片摹本之流傳，乃至碑式之復原等，都有綜述、考證與獨見，至於七朝石經以外之唐玄宗石臺《孝經》、宋高宗《真草孝經》等，亦有涉及。是乃迄今爲止蒐集、梳理石經資料最爲全面之專著。 洪适所録存之漢石經殘字，王昶轉錄於《金石萃編》，並輯集注家題跋，彙成一卷。翁方綱得孫承澤、黃易、錢泳三家漢石經拓本，著《漢石經殘字考》，揭其行款，爲後世復原漢石經碑圖開啓新塗，並依式重鎸於南昌學府。馮登府遍考七朝石經，於漢石經尤所致力。其每注意於石本與今本之異同，故多引先秦兩漢經師訓詁、金石銘文及同時代學者新見以證石經文本。稍後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孔廣牧《漢石經殘字證異》等皆折衷群言，各有發明。上世紀二十年代洛陽大批漢石經殘石出土後，羅振玉利用其在學界友朋與學生之關係，數年中廣蒐拓本，集腋成裘，先後纂輯十多次，依循翁方綱、王國維之方法，校録殘石文字，著其行款，彙成《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成爲漢石經之經典名著。張國淦即在參考《集錄》基礎上，詳細徵別今古文文字，反覆推勘碑式行款，初步復原千八百年前之熹平石經碑圖。馬衡在羅、張書外，又益以遺逸與新出殘石，分録文與拓本兩部分，輯撰《漢石經集存》一書，爲二十世紀上半葉洛陽出土漢石經殘石之總結性著作。屈萬里在臺灣獲得《集存》後，又對《周易》《尚書》殘石作更詳細校録，重新復原碑圖，並指導學生對《魯詩》《春秋》《公羊》《儀禮》《論語》五經作進一步研究復原。 開元間所傳三體石經《春秋左傳》殘拓，經鍾紹京、王溥、蘇望、洪适等收藏、摹録，一線單傳，不絕如縷。五百年後，《尚書》學家臧琳率先剖析出《隸續》所載《左傳遺字》中之《尚書·大誥》《文侯之命》《呂刑》殘文，引起學者對三體石經之興趣。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馮登府《魏石經考異》相繼深考，三體石經行款、內容越趨明朗。逮及光緒十八年（1892）洛陽發現三體石經《君奭》殘石，王國維取以與《隸續》殘文作參照，撰《魏石經考》二卷八篇，從漢魏石經碑數、經數、經本、經文、篇題、書法等全方位考證，奠定了石經學之基礎。五年後洛陽出土大塊《尚書》《春秋》殘石，王國維又草《魏石經殘石考》，而吳寶煒、陳乃乾、章太炎、白堅等競相傳拓考證，各有著作傳世。期間雖有王小航、孫次舟對殘石或古文字體持有疑慮，撰文嗤點，卻非主流意識。及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面世，三體石經研究暫告一段落。上世紀五十年代，馬衡在完成《集存》後有意重新集錄三體石經殘字，終因不假天年而止。之後又陸續有三體殘石收集與發掘所得，臺灣呂振端和邱德修都曾匯集最新殘拓撰寫新著。 自顧炎武校勘唐石經文字，其後王朝
《魏石經考》書影 蜀石經是七朝石經中經碑最多，而其消失後所存鱗爪亦最爲希珍者。清代在學者間輾轉流傳之殘拓與影寫文字，僅《毛詩》與《周禮》聊聊數紙。其先爲黃丕烈所得，而吳騫、陳宗彝、馮登府各有校録，近代繆荃孫亦曾有校記，雖皆有遺略，猶可參考。至劉體乾匯集諸家所得，輯成《孟蜀石經殘存》，遍請名家題跋，亦爲一時盛舉。 北宋石經存者亦希，乾隆間唯彭元瑞所得《周禮》《禮記》數百行而已，後李遇孫又從徐壽魚家得十葉。馮登府著《攷異》，考其真書、篆文與傳本同異，猶足可致思嘉祐石經與源於長興本之景德刊本來源。咸豐間，山陽丁晏又從書肆購得《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周禮》《孟子》諸經共三百九十一紙三萬餘字，遂著《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紀其事。民元初年，王秉恩避地滬上，取此拓本，溯其始末，據依《説文》，考其文字。察其所論，多有愈於馮、丁之説者，爲治嘉祐石經所不可或缺之書。南宋石經係高宗所書，其所據依猶爲北宋國子監刊本，以較元明以下之傳本，仍有其價值；即其點畫之別，亦可察書法習慣。清代杭州所存碑版，已模糊不清，馮登府《南宋石經攷異》，詳記各碑起訖，並校其文字異同，足爲研治紹興石經者參覈。 乾隆石經之原本係蔣衡書寫，其所據本至今難以確指。方其乾隆初年進呈御覽，曾有勵宗萬爲之校勘，及五十六年開館鎸刻，由彭元瑞領銜校勘，刊成後遭和珅批駁。今存《陝拓十三經考異》《石經考文提要》《石經考文提要舉正》《欽定石經改正字樣》諸書，可以研考乾隆石經刊刻始末與彭、和爭端。馮登府即曾取唐石經及宋以下諸刊本勘其異同，證其是非。清季又有蔡賡年《奏修石經字像冊》，參校彭、和意見及阮元校勘記，提出擬修文字八百餘，是皆讀乾隆石經不可或缺之著。
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 石經叢刻，向少其著。昔馮登府遍考七朝石經，乃於道光八年（1828）匯而刊之，曰《石經補考》，是其獨著。光緒十六年（1890），王秉恩在四川，取顧炎武《石經考》以下十種，包括《石經補考》十一卷，成《石經彙函》，由尊經書局刊之，此皆清人著作居多。一九七六年，臺灣許東方刊《石經叢刊初編》二十一種，兼取近代洛陽石經殘石出土後之名著，較之王氏《彙函》，更爲實用。然流傳頗少，閲者不便。二○○五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印行《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匯集五十五種石經著作，兼有國家圖書館所藏稿本，然亦偶有張冠李戴者，如誤將一九二八年（戊辰）劉體乾所抄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上“益郡石經”文字，題作“清曾宏父纂述《石刻補敘》”收入。以上所輯，皆直接影印，未作校覈處理，故有不盡如人意處。今所輯《石經文獻集成》，不僅有愈於以上諸家者，更於每書撰寫提要，敘其源流、內容，俾讀者不僅讀其書而知其人，更進而知其書之要。今所輯之外，仍有未收入之石經專著，第以作者版權、館藏條例種種原因，不克盡收，願俟諸異日。 二○一九年九月於榆枋齋 編輯 / 卜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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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石經考正》、錢大昕《唐石經考異》、嚴可均《唐石經校文》、馮登府《唐石經誤字辨》、李祖望《唐石經箋異》等皆有事於斯，於顧氏所業，或證或駁，皆有功於“今本之祖”之開成石經文字，其中尤以嚴可均一書用功最深且最負盛名。諸家皆究心於文字，魏錫曾則關注其碑式。《唐開成石經圖考》以圖表形式圖示十二部經典之文字分佈與各經起訖並予以描述，爲研究經碑碑式和唐代經折拓本形態提供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