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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在新中国古籍工作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之下，古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承担起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而新的信息化时代又对古籍工作提出了诸多挑战。由此，两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可谓正逢其时。 摸清古籍家底、重保护更要善利用 文 ｜ 刘玉才
刘玉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新近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在新中国古籍工作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1981年，基于时任中央领导陈云的讲话精神，形成《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共中央[1981]37号文件），开启了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和人才培养的全新局面。笔者即在“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的指示精神鼓励之下，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此后又留校在新组建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亲眼见证了四十年全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之下，古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承担起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而新的信息化时代又对古籍工作提出了诸多挑战。因此，两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可谓正逢其时，相信必将成为第二份纲领性文件，指引古籍工作迈上新高度。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相较于1981年中央文件的宏观指导性质，内容更为全面，涵盖了古籍调查编目、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开发、普及传播、人才培养等多方位的工作，而且对古籍工作的组织体制、规划设计、资源保障进行了具体布局。此仅就个人所见，略谈几点认识： 首先还是应摸清古籍家底。传世古籍存量有10万、15万、20万种诸说，都是概括统计，虽然以种数计量未必科学，但是我们总要建立相对可靠的底账。目前，多数公共图书馆都编制了古籍目录，善本古籍有《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基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中华古籍普查计划”也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条目。但是，仍然存在文保、博物、寺庙、海外、私人等方面的缺口，已经著录的条目，也存在著录项目不规范、卡片目录与实物不匹配、采集信息不全等方面问题，而且收藏单位条块分割，严重影响了书目信息的互联互通。此次《意见》提出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履行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而且要求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加强基础信息采集，完善书目数据，就应该借机理顺关系，依托既有中华古籍普查计划平台，组织编纂修订《古籍总目》。有关部门可以《古籍总目》为基础，建立古籍版本信息资源库，进行全品种的高清图像样本贮存与善本仿真复制。《古籍总目》还可划分经典古籍、基本古籍和普通古籍，分别设计整理出版与开发利用规划。 其次要明确古籍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古籍具有文物属性，但是文献价值同样重要，不能因为强调保护修复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文献利用。古人谓“纸寿千年”，保护修复无疑可以延长古籍的寿命，但是总归还是会变成无法触碰的文物。“深藏若虚”，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也是古籍工作的重点，正如《意见》的指导思想，要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再次应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之后，相关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文献学专业和古籍出版社纷纷设立，对于促进古籍事业的繁荣，解决人才培养青黄不接状况，功不可没。但是，在学科格局没有改变，学术成果评价唯论文愈演愈烈的情形之下，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日趋萎缩，一些已经撤并，或者名存实亡，文献专业的招生情况也不乐观。《意见》要求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我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古典文献学科的地位，设立为一级学科。 数字让人文更新 文 ｜ 刘石 孙茂松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共五个方面18条，内容全面，要求明确，指导性强，鼓舞人心。对于我们来说，其中的第12条：“推进古籍数字化。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支持古籍数字化重点单位做强做优，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统筹古籍数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特别让人感到振奋。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得大数据时代不期然而至。中国大陆古籍数字化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但相对于20万种现存中国古籍来说，得到数字化的古籍尚属很小一部分，这项工作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当是亟待加强的工作。《意见》提出的“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当其时，非常重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以此为契机，抓紧落实。 技术的发展，倒逼我们提出更高和更激荡人心的目标。随着计算机深度学习能力、文本挖掘等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在继续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同时，呼吁古籍由数字化向知识化转变。这也正是上引第12条最后两句“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所表达的内容。它充分体现了《意见》对于古籍数字化领域发展前沿的深刻把握，对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高度关切，具有极为重要的前瞻性和方向性，值得我们重视。 数字化和知识化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仅可提供简单的字词检索，后者则是基于现存所有存世古籍的关系性、结构化、知识再生型的超大数据库。几年以来，我们已在构想建立“中国古典知识库”。所谓“中国古典知识库”，简单地说，就是运用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前沿技术，开发适合不同古籍类型的文本分析模型和工具，实现针对古籍文本的词汇抽取、分词和关联分析；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应的技术工具和手段，借助过往一切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周密地设定主题词表，专业地提取各种实体，如年代、地名、人名、书名、篇名、职官、社团、思潮、事件以及各类语言和文化要素，多维度地构建不同实体间的关系，并通过这些实体及相互关系，在保障古籍文献内容完整性及内部逻辑性的基础上突破文献原有结构，对文献进行深层组织和知识管理，构建为体系化的“中国古典知识库”（Chinese Classics Knowledge Base，简称CCKB）。 “中国古典知识库”是关乎中国古典知识整体的宏大构想。它的建设，有望给与古代文化研究相关的众多学科带来决定性变化。这些变化，《意见》表述为“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可谓言简意赅。首先是古籍整理的转型升级。大数据技术引发了传统文献生产的创革、文本形态的新变和文献获取方式的拓展；其次是古籍利用的转型升级。碎片化、标准化、结构化、关系化与可视化的古典知识库，可以知识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以链接方式表达特定联系，随时根据需要组成非线性网状结构的各种文本集、数据库等“宏文本”或“超文本”，最大程度地促进了文献的关联与知识的再发现。网络分析、文献计量、主题模型等文本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人文学术的整体性、实证性、求是性与科学性，从根本上促进了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 现在国外的某些名校已经在开展局部的中国古典知识库的工作了（比如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简称CBDB”）。因之，它的建设不仅关乎古籍整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推进，也关乎我国的信息安全和文化自信，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编辑水平为最后保障 文 ｜ 虞万里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办颁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从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三方面明确了总体要求，为今后数十年的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而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汇聚古籍行业发展合力，则是展开古籍整理工作的必要保障。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层累叠加，因袭转抄、批驳立异，别开生面，参互纠葛，情况复杂，因而全面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整理无疑是艰苦而漫长的工作，这需要几代人数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接力继承，才能形成规模、臻于完善。所以《意见》着重提出要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强化职责，当然首先是要高度重视古籍工作，切实履行职能部门的责任。检验职能部门是否重视古籍工作的结果，最终就是看我们整理出版古籍的质量。而保证所整理古籍的质量，一在于整理者，二则是出版社的编辑，所以特别提出要提升二者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传统的经史子集省视或时下的文史哲学科观察，常用重要古籍不仅都有整理或注释本，而且大多已成系统。这固然是借重于中华、上古等几家专业出版的老社，也依赖于多家近四十年来起步的以古籍为重点的新社。但不可否认，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蜂拥而上的古籍整理风潮中，也不免产生一批质量不高、不甚理想的点校注释本。分析其原因，经济杠杆的求快只是一个外因，而整理者的专业水平和编辑队伍的古文献素养却是重要内因。老牌专业出版社的不少编辑本身就是学者，有整理古籍的经验，当然也能把好编辑一关，从而产出精品。相反，临阵磨枪，率尔操觚，就容易纰漏百出，使人无法卒读。所以《意见》强调要提升编辑出版能力，可谓瞄准弱点，抓住关键。针对这一点，我就个人的体会谈一点建议。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之后随着两部《汉大》进入编写，掀起了词典编纂的热潮，由于《唐诗鉴赏辞典》的出版，更将“词典”推广到各个文化领域。当时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在吕叔湘吕老的支持下，抢占先机，办了一期词典编辑进修班，抽调全国十八家出版社二十个编辑，集中到人民大学进修一年。进修科目分必修课程和讲座两部分，必修课程固以胡明扬担任的词典学为主（梁式中辅助），并外聘北大、北师大专业老师来协同任课，辅以文字（曹先擢）、音韵（陈复华）、训诂（许嘉璐）、语音（郭锦桴）、校勘（陈铁民）、目录（朱天俊、陈宏天）、版本（张宗序）等。讲座则请到吕叔湘、王力、陈原、杨伯峻、吴小如、阴法鲁、刘叶秋、张立文、徐世荣、薄树人等各擅所长的名家，来各倾其学。这样聚集名师，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和发散性拓展，若能全盘接受消化，自不亚于当年的专科和本科。一年学成，回到各自工作岗位后，绝大多数学员在词典和古籍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出版界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七八个学员出任出版社正副社长，其他绝大多数是部、室主任，在他们的手中编出了很多有质量的词典和各种有分量的古籍图书。有的至今虽年过七十，仍在主持大型字典编纂，或在《汉大》修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一百年的语体文教育，将现代知识人与文言古籍相隔，形成了一条不小的沟堑。即使通过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点缀阅读，也仍然存在语感的隔阂。因此，要做好古籍整理工作，不仅需要有高水平的整理者，还必须要建立一支经过专门训练、有一定古籍语感和古文献素养的编辑队伍。现在高校虽有古籍所或文献学专业，其出类拔萃、学有专长者，固可勇挑古籍整理重任，而其次者，也未必都愿去出版社担任编辑，而进出版社接手古籍编辑之任者，又未必是古籍所和文献专业出身，退而论之，即使是也未必都经过整理古籍所需的系统性知识训练。所以，办一个古籍整理编辑进修班，甚至依附于某高校办一所古籍整理进修学院，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连续培养古籍整理编辑的专门人才，显得很有必要。学员可分两种，一种是本科毕业生，一种是各出版社抽调来的编辑。进修课程仍可分为必修和讲座，与古籍密切相关的有统摄性的文献学概论当然是主课，围绕古文献所必须的文字音韵训诂和版本目录校勘，无论如何也当属必修，因为即使是古籍所和文献学专业的学员亦未必都系统学过，而一部古籍除了需要专业专书知识外，还需要靠这些学科知识的帮助才能整理得很好。辅之以各种专题性讲座，来丰富学员的知识面，开拓其眼界。学员的作业或毕业论文，必须以古籍整理为对象，可有各种形式，如：选取一部有多种版本的古籍，一人或多人分卷合作整理，互相审稿，达到标准，可予出版；选取已出版的古籍点校本进行纠错，撮取硬伤，整理发表，以利修订；选取版本众多的古籍，撰写版本源流考，等等。毕业分配和回各地出版社，指定担任古籍整理专责编辑工作，优秀者提前晋升，以保证古籍整理队伍的稳定性。待各出版社学员渐多，又可传帮带，以扩充专业队伍。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面主持进修工作，根据课程设置，邀约各高校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师，配调组合，统筹安排。考虑到高校老师未必能长时段抽出时间，同一门课程可由相同专业的老师合作教学。约请全国古籍整理高手和各学科专家作专书或专题讲座，与必修课程穿插互补。创办一本隶属于领导小组的“古籍整理编辑与研究”杂志，除刊登学员优秀成果外，也接受专家研究专稿和经验交流，附载领导小组指示文件、古籍书讯书评、出版动态、招标评奖等各种信息，务使其成为古籍整理工作的窗口与风向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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