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读上海居委会：疫情下城市的“末梢”治理难在哪

上海疫情中，无数居村委会工作人员奋战在一线：测核酸、发物资、协助转运……据初略统计，1个上海居委会平均需要对接3940个居民，一线居委干部常常忙到36小时连轴转。

客观地说，这次疫情给居委带来挑战和繁重工作的同时，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一些问题。

分析综合一万多条各类数据及线下采访后，我们发现，市民和居村委会双方对疫情期间上海基层治理状况都有话说，体现在物资发放、管理能力、信息公开等方方面面，而大家也都在思考，怎样更好地发挥居委会在社区治理生态中的作用……

万条微博热议居委，物资发放问题位列榜首

4月1日上海进入全域静止状态至5月18日，讨论“上海居委”或“上海村委”的原创微博已超万条。

有上海网友晒出居委会发的爱心蔬菜大礼包，直呼“居委很靠谱”“感谢居委的投喂”；也有人抱怨着对居村委治理不力的不满：“做核酸秩序差，连通知都是小区居民自愿建群沟通的！”“居委会安排的团购菜，价格高而且菜都烂了”……

我们收集这些声音制成词云图后发现，作为连接社区和医院等外界机构的枢纽，居委会承担了远超日常的工作任务，物资、核酸、隔离、转运、老人等词频频被提及。

在一份广泛流传的共享文档中，居民们自发为居委评分，分析这些评价可以发现，居民最关注的是居委会在疫情中的物资发放情况、管理能力和信息公开情况。总体来看，网友对上海居委团购支持力度满意度最高，而负面评价最多的则是物资发放和信息公开。

一位徐汇区市民在“红榜”上，详述了居委如何尽心竭力为居民服务：“核酸检测每次都在优化、在进步，把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们小区虽然是个老小区，但是却有效组织多次官方/非官方团购，非常难能可贵。”

另一位杨浦区市民则称赞居委：“对志愿者非常照顾，并且愿意与志愿者倾听、探讨更好的安排方案。工作不分日夜，在居委群里，对居民的提问有问必答。”

然而，平日“存在感”较低的居委会突然肩负民生重任，难免存在服务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也引发了一些市民的不满。这些不满，有针对物资发放的，也有针对转运、消杀、信息发布等环节的。这也表明，同样一件事，不同居委工作群众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很大。

信息来源：《上海街道居委红黑榜》 共享文档

居委干部：每日工作超15小时是常态

而居委干部们最大的感受，恐怕是“累”！

4月初，虹口区某居委会主任左平受访时表示，自己过去一周36个小时连轴转的情况发生了3次。他坦言，单单组织核酸检测，就涉及布置场地、统计名单、为老人制作健康码、核对并上报检测结果等任务，非常耗时。而日常接发物资、帮忙买药、送快递上门、回收楼道垃圾的工作量也很惊人，“没有电梯，全都靠脚爬出来”。

我们根据上海市松江区某防范区小区居委工作人员的工作节奏绘制了时间表，可以看出该小区居委工作人员每日工作时长至少15小时，在风险等级更高的封控区、管控区，居村委工作可能更加繁重。

浦东新区居委干部周金表示，从早上8点到深夜11、12点，随时都有可能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最多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接了七八十个电话”。电话一端，是数量繁多的居民诉求，另一端则是疲惫不堪、无力招架的工作人员。

住在宝山区的90后志愿者郭晨艾观察到，自疫情开始，几位居委工作人员就住进了党群服务中心，再也没有回过家。在封控期间，她常常会看到居委书记穿着防护服，开着小电驴，在小区巡逻，“当然还是要看见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

人少事多，居委会的直接难题

为什么这么累？首先是人少事多，这是上海疫情防控期间居委会面对的直接难题。

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一般在100户至700户的范围内设立，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5至9人组成。根据常住人口及居村委会个数的最新数据，可以粗略计算出，上海市一个居（村）委会平均需对接约3940名居民，在松江区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5199。

疫情之前，居委的工作就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轻松。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区工作清单》显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多达119项。

而在疫情期间，居委不仅需要统筹卫生防疫任务，还要处理困难群体救助、精神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次生问题，工作量和工作时长远超平常。

居村委会的人员结构，也是面对疫情力不从心的原因之一。

周金透露，他所在的居委会平均年龄42岁，8名工作人员中仅有3位是本科毕业。疫情中，郭晨艾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年龄在40-50岁之间，不少没有本科学历，“如果能够高效组织志愿者队伍，其实居委可以不用这么辛苦。

实际上，这个年龄和学历在上海社区基本是平均水平，上海居（村）委会历年换届公开报告显示，尽管目前基层治理队伍人员构成整体上在优化，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从2012年的50.7岁降为2018年的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也增加到69.16%，但相对这次疫情这样复杂的事件，精力和能力上可能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权轻责重：“居委会能决策的连30%都不到”

如果分析更进一步，面对静态管理这样并无先例的情况，权责不对等问题也给居委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疫情凸显了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纽带价值，但现实中，这一角色定位下的居委，并未被赋予足够的具体事务决策权。

面临居民的紧急反馈，他们只能通过继续上传的方式等待指令下达，并据此执行。左平告诉记者：“我们很多问题是要请示的，在这个框架内你不能逾越，不然就是你的责任。”

自“居委”这一节点向上传递，往往需要经历系列漫长的流程，从居委到街道，再到区，层层请示。

以阳性人员转运迟缓这一突出问题为例，居委需要获得上级政府下发的封控单才能够进行转运，但封控单的申请与下发流程都需要时间。周金表示，在疫情最紧张的阶段，居委会接到封控单的实际时间，会比阳性确诊时间晚4、5天，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达7天。

随着疫情下大量政策性安排和居民需求的同时涌现，决策权缺失，愈发渗透在居委会发挥“上传下达”功能的每一个环节。正如左平所说：“居民跟我提出来的意见都是很具体的，是迫在眉睫要我去解决的，而居委会能决策的连30%都不到。”

当然不能否认，少数居委会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但权轻责重是普遍存在的，居委会应对着来自上级政府和市民的双重压力，经常两头为难。

在实践中探索与成长

令人乐观的是，通过这次疫情，很多居委会也获得了成长，团结了志愿者队伍，探索出一些社区共治的新模式，更好地服务全体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