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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总理对古籍保护作出巨大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指示保护藏书楼；建国初期，布置抢救购买古籍；“文革”中，推动古籍的整理保护工作，促进古文献的大发现。 关键词：古籍；周恩来；历史回顾 分类号：G256 作者：于曦蒸（女，助理馆员，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周恩来与古籍的保护》 古典文献典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从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特别是“文革”中，周恩来对古籍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解放战争时期，保护藏书楼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中，周恩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力保护各地的藏书楼，抢救古籍。5月7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交办两件事：一是“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二是“太原城内晋善寺藏有开宝（北宋初）藏数卷及宋藏全帙（疑即碛砂藏），希望解放军特予保护。”[1] 浙江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是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解放前藏书十一万卷左右。当时嘉兴县委副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沈如淙回忆：“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的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命令立刻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2]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佛教大藏经，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赵匡胤派人到益州（今四川）主持雕造《开宝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告成。初刻部分有1086部5048卷。目前，全世界仅存十二件。“太原城内普善寺”指的是太原崇善寺。解放前，在太原崇善寺被发现并保护下来的是《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上，残存1595cm，34板。雕刻在开宝六年（973），印刷在熙宁四年（1071），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崇善寺内保存着北宋的《崇宁万寿藏》和南宋的《碛砂藏》。 宁波天一阁始建于公元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解放前藏书1万3千卷。1949年周恩来对天一阁保护专门下达了指示，22军进驻宁波后，专门派出人员保护了天一阁。天一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书已达三十余万卷。 二、建国初期，抢救购买古籍1950年5月，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为防止古籍流失海外起到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经费，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事开支，使我国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不仅批准投入资金，实施了《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一系列大型古籍修复项目，使得一批珍贵古籍善本得以有效保护，且不惜重金，将一批珍贵古籍及时抢救回来。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藏书家陈清华生活困窘，欲出让部分藏书。消息不胫而走，美国人、日本人知晓后都想收购。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紧急向上级报告。周总理获悉后，极力支持，终于在1955年购回第一批陈氏藏书104种，其中包括南宁廖莹中世彩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1963年，陈清华筹资移居美国，欲再次转让部分藏书。此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及时报告周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请赵万里南下接洽收购。这次以25万元人民币购回珍贵古籍善本25种102册，包括宋版《荀子》，宋拓柳公权书丹的《神策军碑》，宋拓《蜀石经》等。1965年11月3日，这批珍本善拓运抵北京。不久，总理办公室电告王冶秋，谓总理要看《蜀石经》。当天晚上，王冶秋到中南海西花厅，将书交给了值班秘书。又过不久，赵万里等又奉命将这批书送至中南海紫光阁，陈列在几案上，请总理鉴赏这批瑰宝。当看到书上有溥仪题识时，总理问，此书是不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越万里作了圆满回答。[3] 三、文革中，推动古籍的编辑整理工作，促进第四次古文献大发现1、推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 建国初期，周总理就亲自指导和过问古籍整理工作，将古籍整理纳入国家计划。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部署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并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1967年5月，针对“文革”中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的情况，在周总理的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古籍免遭受损失，许多文物工作者夜以继日地从街道、炼钢厂抢救出大量善本古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收录全国782家图书馆、博物馆和相关单位存藏的古籍善本6万余种、13万部，在1995年告成。本书的编辑出版，实现了周总理生前的一项遗愿。1975年10月，已在病重期间周总理，仍惦念着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作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4]当年，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开始启动。 2、推进《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校点工作 “文革”时期的中国出版业除了领袖著作和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它能够出版的寥寥无几，但有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校点和出版的，这就是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从1971年5月开始校点，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这项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离不开周总理的推动。  1971年4月2日，周总理就出版《二十四史》事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告，此事应提出版会议一议。[5]由此，《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开始恢复。 1971年4月的一天早晨，周总理派吴庆彤至家里看望顾颉刚。吴庆彤带来了周总理对《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指示，并且告诉顾颉刚总理还提出：“不但《二十四史》，《清史稿》要标点，《十三经》也要标点。”[6]对于周总理批示的“由顾颉刚总其成”，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的体会是：“这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总理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来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顾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我曾随同陈翰伯同志向他汇报过点校情况，点校组还向他关过两次校样和有关材料。”当时，有人提出，标点和校勘记都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并写了书面材料。对此，当时即有不同意见。不过“有问题的人”不敢公然反对，一来没有资格反对；二来怕被人说成是“别有用心”。这一问题直到1971年的春夏间才算解决。赵守俨回忆：这一年的5月，因《二十四史》将恢复工作，把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从干校调回，这时出版会议接近尾声。有一位负责中华、商务业务的同志参加了出版会议，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这套书过去的情况，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这套书过去的情况，有一天周总理将接见出版会议的与会人员，他找我要我谈谈这件事的情况，以备接见时总理询问。我在谈话中，涉及上述问题。大概因为这关系到“突出政治”，他对此颇为注意。晚上接见，总理果然问题《二十四史》，这位同志在汇报中连带提出了在标点上突出“阶级观点”的事，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类问题。[7] 3、促进20世纪70年代的古文献大发现 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继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孔府壁中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竹木书与清末民初敦煌经卷之后第四次古文献大发现时期。20世纪70年代，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王冶秋等文博考古人员的努力下，震撼世界的古文献新发现层出不穷。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1973年底，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十几万字的帛书，包括现今能见到的最古本子《老子》及其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1975年末到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近1200枚竹简，创我国首次发现秦简的记录。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出1000多枚汉简，含《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等。 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战备施工和基本建设为地下古文献的集中发现提供了可能，但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是：“1969年末，政府部门几近瘫痪，文化领域一片萧条。人们开始对'文革’的破坏性有了普遍性认识，民心思定。一直苦撑危局的周总理适时地抓住这一机遇，把握恢复政府部门职能的可能机会，重振文博事业。”[8] 1969年12月24日，周总理在王冶秋被疏散去湖北咸宁之前给中央的一封信上批示：“王冶秋同志信中说本月16日已经走了。如未走可以见他，并留他下来。”这封信是王冶秋在下放劳动前写给中央的，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本想有一个5到10人的文物保护小组，就可以把目前处于无人管的文博事业抓起来，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抢救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及图书、碑帖等。我则还可以做一点出主意工作，也算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文化部军管会在得到周总理等三个政治局常委的批示传达后，派人到咸宁接王冶秋回京待命。 1971年五一节，王冶秋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向他传达了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部署：中央即将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统领博物馆、图书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而王冶秋正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出席五一庆祝活动的人员名单，当时，这个由周总理亲自圈定的名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确立他们的威信，以利于他们工作。5月10日，周总理亲自主持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的会议，宣布“图博口”由国务院办公室代管，王冶秋任“图博口”副组长，负责业务工作。总理还说：“康老病了，文物工作我亲自来管。”当时这个领导小组既无公章，又无明确的行政权力，但因为它是由总理亲自管理的，冶秋的想法与拿不准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总理汇报和请示，这样不但减少了层次，避免了干扰，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质量与执行的权威性。[9]文物事业在两三年内迅速复兴，古文献的发现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周总理“亲自来管”决策机制。  “图博口”成立第二年，即1972年，长沙市郊马王堆发现一座西汉大墓。历经两千多年，墓中一具女尸保存完好，然而，却不为当时现场发掘的人所重视，没有及时报告。王冶秋将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立即于6月17日让国务院值班室打电话到湖南下达指示：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及著、帛文非变质不可。并要求：立即采取办法，将墓中女尸及随葬品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强调此事须“当机立断”，“速办勿延”。[10]如今，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厅里还陈列着一份请求考古发掘马王堆古墓葬的报告。报告本身，不过寥寥二三百家，但周总理在报告上亲笔批示意见的字数超过了报告正文。在批示中，周总理特别强调：不仅从考古发掘的角度出发，更要从研究破译古文献的角度着眼，充分考虑出土文物的保护珍藏，不能让文物受损。 随着文博事业的恢复发展，临时机制的“图博口”已经不能适应需要。1973年4月，周总理果断决定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并任命“把文物当作自己生命一样”的王冶秋为首任局长，进一步推动了上世纪70年代的古文献大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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