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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魏徵敢于直谏，但不能拿《谏太宗十思疏》作为证明。这个上疏，还是属于启发唐太宗的，不像《十渐不克终疏》，简直就是指着唐太宗的鼻子骂，特别带劲。这一篇上疏，还是尽量使用比喻、类比的办法，属于好言相劝的。 再想想魏徵，本来跟着唐太宗之初就是谏议大夫，劝谏是他的老本行。现在（贞观十一年）已经是从一品的左光禄大夫了，位极人臣，可以专门做行政工作，但是这个人耿直，看到不顺眼的还是要说几句。那么也就是他这种跟了领导十几年的人能说，刚进单位的新人，刚提拔的干部，就算是看出问题来了，是不敢说的，说了工作没了，脑袋没了。 《谏太宗十思疏》总体而言，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八个字。因为这时候唐太宗有点轻飘飘了。其实吧，国家从乱到治时间不长，因为有“乱—治”的对比，好像就是进入了“盛世”。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段里考察，情况就不同了。就算是比较贞观和开元的区别，唐太宗大概没想到国家会强盛到这种地步。 魏徵在这篇上疏里面，主要是启发皇帝反思。但是皇帝能不能反思，主要是看皇帝自己。一面赐赏、表彰，认为讲得好，表现自己虚怀若谷的胸怀，一面可以继续为所欲为，唐太宗就是这么干的。不客气地说，耿直的谏官也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属于盛世的“锦上添花”。如果连这样的谏官都没有，连像样的讽谏、批评的文章都没有，那就谈不上什么盛世，谈不上什么英明了。 皇帝的反思，其实也就是皇帝的道德水准，成了底线。一般总觉得，地位高的人，道德水准就会高点。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不要觉得引车买浆之流能做到的，肉食者就一定能做到。否则，贾家东府里，也不会只有石狮子是干净的。道德这件事，对每个人的要求是一致的。不因为这个人身份地位高，道德标准就要抬高，也不因为他地位低，就可以不讲道德。“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八个字，每个人也都适用。 道光皇帝也知道“戒奢以俭，俭以养德，德行天下，天下大治”的逻辑，为人俭朴。裤子坏了，不做新的，叫内务府去织补。潘中堂有样学样，也给裤子打补丁，故意给皇帝看到了。皇帝就问，花了多少钱。潘中堂看问得蹊跷，就硬着头皮往大了说，二十两。皇帝大骂，说内务府花了他五十两。皇帝的讲道德，不过是增加了下面中饱私囊的机会罢了。若不讲，则不是我辈能想象的。 魏徵想把权力关键反思的笼子里，是不可靠的，所以现在提倡，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就是上下游互相牵制，只要流程走对了，事情就差不了多少。但是这也不一定。比如教材中的插图，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是请国内一流的大师来画；字，请一流的书法家来写。这个“一流”，起码是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顾问、理事的级别吧。现实上，肯定是招投标出来的。招投标里面的门道且不论，单就流程讲，肯定是符合制度的，结果么，大家都看到了。 归根结底，道德这件事，自己反思反思，是应该的，但不能寄希望于别人也道德。唐太宗一边表扬魏徵写得好，他也没听进去，要不然也不会有贞观十三年的《十渐不克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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