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刊登于《写作》杂志2019第5期 欢迎赐稿 ！ 投稿邮箱：writing@whu.edu.cn 电话：027-68752268 引言：生活和诗歌，是人的存在的两张面孔。它们是生命共同体的正反两面。诗意地生活，应是人的存在的基本面目。诗定义了生活的意义。诗，它布置的是我们和自我的关系。诗歌文化在本质上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想改变我们的生活，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语言。现代世界中，和诗歌相比，大多数的语言实践都很程式化，并且备受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催眠。语言的使用，普遍存在着一种惰性。在此局面中，可以说，只有诗歌在努力抵御着这种普遍的语言惰性。 一、汉语诗歌的本源 西方人汉语诗歌的本源一直对中国以短诗见长的诗歌传统感到困惑。中国的古诗，在西方人看来，体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抒情传统。它在诗歌的形式上获得的审美自足性也近乎完美。不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现代文学批评的本土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文学要么就是短诗，要么就是短篇小说，玩不了长的东西，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文体长的东西是对人的意志、耐力，还有劳作精神的考验。没准还是持续的创造力的一块试金石。对文学体式的恢宏的推崇，在西方，其实有着很深厚的宗教文化的背景。史诗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宗教人格起着支撑作用。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信仰，就会克服千难万险创造出精美卓绝的东西来博得神的赞许。比如但丁，他在那么艰难的世事中，能潜心写出长诗，而且用它来对世界的秩序，特别是对精神层面的秩序重新做一个人文安排。所有这些创造行为的背后都有宗教情感的影子。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用长诗、短诗来衡量诗人的成就，乃至评估诗歌的成就，这里面的价值尺度十分微妙，也很有势利的地方。总的说来，我觉得这种比较或有启发性，但也反映出一种特殊的势利倾向。长诗写得好，确实能造就一种规模震撼，但说到对母语的语言能量的挖掘和激活，我觉得就不好以长短来论英雄了。 诗的长短，涉及的是对宇宙的最根本的感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们对人文地理的审美把握。中国的诗歌传统之所以见长于抒情性的短诗，在于我们的人文感受对方圆的内在变化有着独特的领悟。太极图，就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证。短诗的感受力，一个隐蔽的原点，就是生命对圆的领会。对古代诗人而言，圆，不仅是一个自足的视觉上近乎完美的图形，它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动感、万端变化的空间。长诗的起源，多半和游牧式的动荡的迁移有关。短诗的想象力，在于将眼前的每个事物都看成是一个终点，而长诗则相反，它本能地把眼前的事物都压制成一个起点。西方的长诗，距离的长度是对人类的宗教心理的一次考验。而这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飞流直下三千尺，我们的诗歌传统中，如果诗的图像涉及长远的距离，它衡量的多半是一种飞扬的人生情怀。 二、诗的场合感 诗可以定义生活，生活也能定义诗。但我的建议的是，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动用这两种可以相互定义的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诗和生活保持一种关系。这样，对诗来说，写作的空间会更大，更深邃。我最基本的想法就是，生活和诗歌，是人存在的两张面孔。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它们是生命共同体的正反两面。诗意地生活，应是人的存在的基本面目。按布罗茨基的直觉：诗定义了生活的意义。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基本的场合感。比如，在倒垃圾的时候，心里也要背诵一首诗。我主张按空间感来理解两者之间的世俗关系。比如，在生活中，你需要尽到一些责任，买菜，做饭，挣钱，养家。而诗，它布置的是我们和自我的关系。大多时候，我们和自我的关系是隐秘的、安静的、不愿受打扰的。仅此而已。 诗需要生活的程度，似乎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但反过来看，生活需要诗的迫切性，则不是那么容易辨识的。想要达成文学上的共识，更是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文学境况里，一旦谈及诗和生活的关系，有问题的，需要检讨的，似乎总是诗。而在另一边，生活则是永远正确的，是高高在上于诗的。这种情形，通常意味着一种政治对文学的规训。就精力而言，年轻人永远都比年老者有更多的生活，但是就阅历而言，特别是就给予意义的能力而言，年长的人似乎有资格对年轻人说他们缺少生活。其实，这只是一种告诫。我想说的是，这种告诫如果缺乏善意和神秘，它很快就会堕落为世上最无耻的东西。我就不进行理论上的论辩了。但我可以从文学史的事例来演示一下。比如，相对兰波揭示的东西，如果按巴尔扎克的方式去机械地衡量，就属于典型的“没有生活”。这也是近百年来我们的诗歌批评经常在做的事。又比如，济慈写的东西，或者济慈所展示的诗歌想象力的方式，按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也可以轻易地被贴上“没有生活”的标签。事实上，济慈活着的时候，伦敦文学圈的某些聪明的货色就是这么指责他的。惠特曼活着的时候，相对于当时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标准关联，惠特曼展示的“生活”也是极其暧昧的，也只有小部分是“合格的”。所以，“没有生活”是一个极其暧昧的权力话语，除非我们能及时并且有效地确认其中的善意。又比如，艾米丽·狄金森，按我们诗歌场域里现实主义对“生活”的规定，那么，狄金森的诗所反映的“生活”也可能是极其狭隘的：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诗人，她又可能有什么生活呢。 看过了太多的例子，我以为我们自然就会明白诗和生活的关系，绝不是一句“有没有生活”能涵盖的了。不过，就诗的责任而言，我倾向于赞成我们对诗人的“生活特性和症候”的追问。我觉得，作为一个用语言创造的人，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可以不理会来自外部的拷问或指控，但我们确实需要在诗人的内部建立起一种自省的领域。人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指控诗人写的东西缺少生活，而诗人也可以找出更多的甚至更强悍的理由反击此类指控。但是，既然身为诗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对我们所写的东西保持一种压力，是有必要的。因为就创造力而言，我们的写作也许对得起天赋，但真要说对得起内容，还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诗人选择题材的自由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反映论对诗歌的限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诗和现实的关联，存在着多元性。但从文学实践层面上看，批评的惯性，阅读的惯性依然存在。人们依然习惯按诗人对题材的选择来辨别诗人对现实的态度。比如，一个诗人如果写的是偏重体验的诗，多半会被贴上远离现实的标签。甚至，还多半会被别有用心地指控成“逃避现实，放弃诗歌的社会责任”。我有时会感到强烈的悲哀感，当代诗人写出了那么多出色的东西，却硬要被一个偏狭的文学评判机制把它们统统押解到所谓的现实框架里来寻求解释，这是一种多么落后的状况。人们对诗歌的基本需求，难道不是企望诗歌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救出来？难道在这一点上，我搞错了？ 英国当红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写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拒绝现实。我猜想，如果当代汉语诗人也这么讲，立刻会被视为一种公开的挑衅，然后随即被贴上“犬儒”的标签，被诗歌道德的唾沫淹死。 三、诗的深刻 对真正的诗人来说，让诗显示思想的深刻，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境界上，做到深刻，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相反，浅薄想要在诗中达到同样的效果，也并非易事。但我们的诗歌文化中，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呼吁：新诗应该再深刻些。深刻的诗，不是没有，但深刻的诗，只是诗的一种特例。诗的深刻，也不是一种方向。期待新诗能更深刻些，听起来好像很美，但这不啻是对诗的一种谋杀。 将新诗的缺陷归结为新诗缺乏表达思想的能力，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这种偏见的源头在于对诗和思想的现代性关联的曲解。 诗与思想的关系，常常误导人们对于诗的深刻性的认知。我们目前通行的文化观念，按我的观察，在这一话题上，基本上走入了误区。诗的深刻性，其实有很多看待它的眼光，它自身也有独立的衡量标准。但在我们的文化场域里，一谈诗的深刻，就是它有多少思想。甚至有一种言论，认为诗的深刻在于诗里有多少哲学。这本身就很危险，更危险的还在于，对诗的思想性的界定本身，又很机械，很僵硬。记得前些年有个奇葩说法：中国诗歌有问题是因为它缺乏思想深度。而所谓思想深度又被指认为一种既定的“批判性”。 诗的深刻，体现在诗和语言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是生成性的，它表现为词与物之间的不断的异动。诗的深刻在于诗打开了一种“灵视”。这个“灵视”，集洞见、见识、直觉、异想、视野于一体，它激活了古老的“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通约为传统所指认的“境界”。诗的深刻，也体现为一种能力：即诗有能力把万物间隐秘的关系揭示为一种视象。这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深奥的东西了。此外，针对深度迷，我觉得黑格尔讲的好：表面的东西是最深刻的。诗，就是存在在那里，美国诗人如麦克利什、卡洛斯等人也都反复指认过。诗，不是观念，诗也不是思想，诗就是在那里。我自己觉得，诗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中，诗造就了一种存在。诗的力量，在于它经得起存在，并有能力把我们从别的事物中吸引到对这一存在的观看中。对诗的观看，塑造了我们最根本的生命镜像。 四、诗的反应 诗必须跟时代发生关系。但这种关系如何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力捕捉时代的节奏，是一种方式。拒绝时代，抵抗时代的潮流，也是一种方式。以往的当代诗学，把诗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仅仅限定于诗反映时代，这就有点作茧自缚。诗必须对时代做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必须建立在诗的独立之上。诗对时代的反应，最终必须归结为对时代的超越。而我们有些论者，往往把诗对时代的反应理解为诗对现实的批判，以为只有从事了针对时代批评的诗歌，才是对时代负责，才是尽到了诗的道德责任，才算是体现了诗人的良知。我觉得，从事批判只是诗的一个特定的向度。批判性，不是诗的最本质的东西。诗，当然可以从事批判。但是也不该忘记，诗性的表达在本质上是一种启发。诗的道德恰恰在于避免把我们的生存道德化，避免把我们的生存归类为非黑即白之中。诗，从事的是自我启发。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种严厉的指控，更像是一种街头复仇，它实践的是一种复仇的快感，这么做，其实是矮化了诗的正义。必须牢记，诗，不是审判。当我们试图让诗歌参与批判的时候，应该再扪心自问一下，就像当年耶稣所讲，“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诗，是非常高贵的事体。它可以参与人类的实际事物，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诗的参与，是有底线的。说到底，我还是觉得，诗和时代之间最根本的联系，就是必须想方设法维护语言的尊严。时代之内，往往泥沙俱下，所以，在我看来，捍卫语言的尊严，从而激活我们对时代的省察和反思，是诗最根本的责任。 五、诗的养分 诗的养分，我觉得很纯朴，也很神秘。我自己喜欢两个相关的说法：一是古人讲的，功夫在诗外。也就是说，在素材的意义上，诗无所不在。诗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找出并还原它自己。还有一层含义讲的是，即诗的眼光是一种从外部返回的眼光。诗打量世界，静观万物，但更主要的，它从还别的事物中吸收其他的眼光。二是阿赫马托娃讲过的，诗来自垃圾。但是诗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我倾向于认同，诗是一种肯定性的东西，诗代表了一种肯定性的力量。新诗文化中有一种东西，现在到了反思的时候：即我们的现代诗性太流连于否定美学。诗和否定的关联，大都来自西方文化。它如何才能更好纳入汉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的否定——它对虚无的洞见，它的独特的表演“上帝死了”，无论多么激烈，它总是基督教文明内部的一种自我调整。但如果拿到汉语中来实践，我们类似基督教文明的底盘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疑惑。西方的诗歌，以否定的面目参与审判，并塑造出一种审判的力量。这背后，有很多诗歌之外的东西在协调。但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我们的否定，很容易从反抗绝望走向一种怨恨文化。诗的力量何在？我自己倾向于像布莱克的直觉，诗的力量源自天真之歌。诗站在天真一边。但这诗的天真不是鸵鸟藏头于沙子。布莱克也写过很严厉的长诗。在我看来，诗的天真奠定了一种立场，显示了针对存在的最深刻的洞察力。 六、诗和生命表达 我们和诗的关系，如果论及缩影，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生命和自我表达的关系。诗是生命的一种自我表达。对人而言，这也许是诗的最基本的情形。作为一种生命的情形，诗当然和我们置身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比如，如果周围的人都热爱诗歌，当然会对个人接触诗歌的机遇和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人们对诗的情感，对诗的热爱，还是基于生命本身的冲动，它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讲，诗和人文关怀的关系从未减弱过。在我看来，虽然这个世界日趋卷入资本的模式，生命的权力和尊严时刻都遭受着无形的威胁和侵蚀，但是诗对个人的生命情境的捍卫却越来越彰显。 诗的写作在帮助我们获得生命的自觉方面，在目前这种历史境遇里，几乎是无法替代的。毕竟，我们都被成为“语言人”。而诗的写作在强化和磨炼人和语言的关系方面是最自由的，最微妙的，也是最丰富的。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一种人文实践，只有诗还在真诚努力地改变着我们对语言的新的使用，并借助这种新的使用，促进着我们自身的觉醒。诗歌文化在本质上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想改变我们的生活，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语言。现代世界中，和诗歌相比，大多数的语言实践都很程式化，并且备受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催眠。语言的使用，普遍存在着一种惰性。在此局面中，可以说，只有诗歌在努力抵御着这种普遍的语言惰性。只有诗歌渴望通过丰富的自由的语言表达，为我们展现生活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臧棣，1964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诗人，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和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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