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山野 作者：袁聪莲 摄影：濯清涟  父亲曾经是土地的富有者，最起码父亲出生的时候。 父亲出生在解放前，爷爷以他极端的勤劳和极度的节俭，在父亲出生前，挣下村子里一大片山和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成年后，曾经问过父亲：土改的时候，村里为什么没有把爷爷定性为地主或者富农？父亲说，是因为山里人明白爷爷的家产仅仅是靠辛劳挣下的，他没有剥削过一个人。 爷爷当年的家产留给父亲的只有一间弄堂里的房子，勤劳则成了父亲一辈子的财富。 父亲对劳动充满热情。我们小的时候，生产队按劳动能力给社员出工计分。父亲是个满十分的劳力，他干活从不拖拉，也不讨巧，常常是主动多干活。记得有一次，父亲顶着烈日给生产队里的一片农田喷洒农药，因农药中毒支撑不住，头部着地狠狠地摔倒在田边的大岩石上，幸亏被人发现，送回家来。 后来听说临近中午时，队长都几次喊父亲，要他回家吃中饭，下午继续喷药；而父亲想着农技员的说法，烈日下喷洒农药杀虫效果好，主动给自己加活。当时我还小，没有意识到危险，苦苦挣命的时代，对身体健康也不重视。多年以后，父亲提起那次摔了之后，他的耳疾加重，更喝不得酒，一喝酒，头部血脉贲张。父亲一直不怎么喝酒，并不是酒量不好，而是不喜欢喝酒。  有时生产队里收工早，父亲仍是回家最晚的那一个。他往往转到或近或远的山野，有时带回烧柴，有时顺便到自留地里干点活。每每等母亲烧好了饭，我们眼巴巴等了一会儿，他才到家。有时候实在太晚了，母亲总是心神不宁地打发我们去村口或更远的地方去“望”。母亲不说，我们也懂，她担心父亲出意外，尤其是夏天，但农村忌讳说不吉利的话。 老家多山，所有的自留地都是在山坡上开垦出来的，形状多样，小到只能种上两三株番薯。我们家在村子南面有四五处自留地，每处多的两三块地，少的三分之一块地。我们家孩子多，只父亲一个劳力，因没有老人帮衬，母亲基本上在家带孩子。他俩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们挨饿。有时母亲因为喂饱孩子的肚皮发愁，也会怪父亲“种作”不好，收成低。 父亲再一次成为土地的富有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村子里率先把高山上的梯田承包到户，被母亲归咎为“一贯手气差”的父亲，抽到了生产队里最差的田：那是村里海拔最高、分布最散、田丘最小的“山田”。那些梯田占据了海拔500米左右的半个山坡，田边荒草丛生。面对母亲的埋怨，父亲破例没有发火，而是自责地笑笑。 这一年生产队劳动之余的时间，父亲早出晚归，泡在那片离村将近一小时路程的高山上。他用柴刀和锄头，把田丘间的荒坡摸了个遍，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平整一点的种水稻，陡坡种南瓜与番薯。这一年夏天，父亲劳动之余，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南瓜回家；秋天，杂交稻丰收，番薯丰收。这一年，自家种的稻谷，生产队里分的粮食，加上救济粮粮票，以及南瓜、番薯，父母终于不再愁我们的肚子了。 后来，村里把所有的田都分到了户，温饱问题解决，家里有存粮了，父亲不再在山上种南瓜番薯。他开始退耕还林，率先在自己开垦的那部分土地上“养”竹；再后来，已近六旬的父亲，禁不住别人撺掇，外出打工。打工的经历，使他第一次认识到种田的经济效益低下，于是他加快了退耕还林的步伐。田洋坂的田，一部分种上了覆盆子，一部分种瓜菜。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土地。  父亲年过七旬后，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有次曾经在我们面前感慨：“我原来可以用一根小拇指拎起一百多斤。”七旬的老父上山砍竹子，大半天不回家，母亲着急，父亲自言自语感慨，我以前一趟可以背三百多斤，现在怎么斫这上千斤竹子，花大半天还背不下山。 我们都劝父亲要服老。服了老的父亲还是没有离开山野。他仍旧秋冬上山背竹，春天上山陶笋，把笋晒成笋干，供我们一年四季食用。原来抱怨父亲种作不好的母亲，商量着让父亲少种点菜蔬，父亲听不进去。母亲扳下玉米，掏了花生，摘了黄豆夹蚕豆夹豌豆荚剥好，冻在冰箱里，等着外地的儿女孙辈回家时尝尝鲜，我们也会怂恿父亲背个包，沿着公路铁路，一路北上，给儿女们送个“新鲜”。  作者：袁聪莲 初中语文老师，忙于教育教学，挤时间以文字自娱。 图片 | 濯清涟 审核 | 浩海紫烟 本期编辑 | 平安 文化宁海题字 | 无禅 文化宁海工作室出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