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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中或湟水流域，原是个农业地区，也便是戎的时代，他们被秦国逐出后族人最早集中的地区。这个与甘肃南部接壤，今日青海西宁所在，东面已是氐人散布地，北面又毗连河西走廊，地理上自青海高原区划为独立的单位。秦朝统一中国时，以其位于黄河以外而被划出起自临洮的西边长城，却是青康西藏域唯一农耕地带。
湟水流域 到汉朝与匈奴对立，青海、甘肃诸羌参加匈奴联盟，也因羌、胡携手而构成包围汉族中国侧面的严重威胁，所以汉朝有纪元前二世纪后半攻取河西走廊而切断羌、胡联系的战略决策实现。 但湟中羌人大本营的存在，使得汉朝虽掌握河西，对隔断羌、胡要求，当时仍未完全收效，武帝元鼎五年（纪元前１１２年）便曾有匈奴与湟中羌族联军十余万人，向甘肃南部陇西郡大规模展开侵掠事件的演出。 这个经验，促使汉朝政府决心控制湟中地区，事实上，河西转为汉朝领土，继续取其相连的湟河一带，也只是时间迟早问题而已。这个农耕区域与周围有着明显自然界线的地理性格，又具备其容易分割性。
湟水草地 于是，陇西被掠的第二年，河西之役后第十年（纪元前１１１年），汉朝部队便于追击羌人时随同占领与接收了湟中，从湟中退却的羌族转移到西海（今日青海）以西。残留投降汉朝的，包括属于月氏系统的“湟中月氏胡”，都归汉朝此时开始设置于今日四川省北部松潘县境的护羌校尉监护。 三十年之后，武帝的次代昭帝始元六年（纪元前８１年），为杜绝羌人骚扰，陇西郡以北黄河沿岸，今日兰州地区增设金城郡。再二十年，宣帝神爵元年（纪元前６１年），名将赵充国制服侵犯金城郡的羌人后第二年，又依武帝时代匈奴人之例，允许投降羌族入居金城，而新成立金城属国。
赵充国（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西汉著名将领。赵充国为人有勇略，熟悉匈奴和氐羌的习性。汉武帝时，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率七百壮士突围，被拜为中郎，历任车骑将军长史、大将军都尉、中郎将、水衡都尉、后将军等职。他率军击败武都氐族叛乱，并出击匈奴，俘虏西祁王。汉昭帝死后，与霍光等拥立汉宣帝，封营平侯。神爵元年（前61年），计定羌人叛乱，并开展屯田。赵充国晚年致仕后，仍常参与议论“四夷”问题。甘露二年（前52年），赵充国去世，年八十六。谥号“壮”。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自此，羌族每一次被招抚或被击破，都以之安置到西北诸边郡，一方面给予他们利益保障，一方面又以接受管束为条件。前汉控制西羌政策制定后，迄于王莽时代约一百年间，汉、羌关系多数时间都能和平相处，西羌依是否住居汉族中国境内并受汉朝支配而分划两个部分的形势，也从而铸定。
前、后汉之交的内乱，最遭损失是首都长安所在地关中，更始、赤眉连续不断的战火，使这个全国精华之区，以长安为核心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辅”，破残不堪，死亡与流失，更令这一区域人口数字急剧跌落到仅剩前汉太平盛世的五分之一以下，因此而后汉国都不得不改建到河南洛阳。 情形特为严重的，又是三辅西侧以及泾水、渭水上游，汉族中国西部边境重要战略地带，亦即前汉倾全力才掌握的河西一带凉州诸郡，愈成为触目荒凉。
位于凉州以外的羌族，自光武帝建武九年（纪元３３年）在狄道恢复设置护羌校尉，以及第三年西北事务专家名将马援对边境叛羌大攻击结束，投降者被安置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以来，于是堂堂三辅“帝王之都”，便因迁都后朝廷漠视关中，轻易被划为异民族居留地区。 自此从青海、西康移住陕、甘、川三省的内徙羌人，一波波连续不断，一世纪末，且曾出现“和帝永元六年（纪元９４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 的惊人记录。
中国古羌城 在后汉政府以异民族补充汉人不足为唯一边郡政策，而国外羌人要求内属之势又久久未停止的情况下，到二世纪初以后，外戚、宦官斗争与朝廷政治权力下坠，地方恶势力造成，新内属羌人更因与汉族相处时间尚浅，其“难驯” 被引为共通印象。 地方官、豪族对待他们，心理上是蔑视，态度上是压迫，西北羌人问题，于是便充满了危机。羌变、羌乱的导发成为不可避免，《后汉书》西羌传说明矛盾冲突的所以表面化相当明晰。所以，羌人暴动，一是正值后汉统御力解体外征的并发症期，二系汉族“吏人” “豪右” 激起的反抗运动。 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时间上延续半个世纪，变乱范围之广，也自宁夏南部、青海东郡、四川北部，延及河南西部，几乎遍及黄河流域西半部都是，所谓： “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 羌乱进入中期，顺帝永和年间，战争且突破西北并、凉二州界限，包括了河北省在内，自西至东的汉族中国北方整体并、凉、幽、冀四州。
汉羌战争形势图 西羌足以打击汉族中国的力量绝对不如匈奴、东胡，匈奴、东胡在后汉都未给汉族中国制造大困扰，而不可能构成如匈奴般压力的西羌却引起了莫大风波。西羌问题，也构成后汉政府最严重与处理最棘手的难题，其原因，羌变的发展与处置，较一般叛乱都不能相同。 羌族人多种繁，他们的行动是个别的，虽然羌祸如传染病蔓延似，从局部事件发展到全面性，却没有中心领导与有系统的组织，每一分散的部落都有其自由意志，彼此可以一时联合，立刻又容易解体，任何部落首领的叛或服，都出自一时情绪冲动，也只代表自己这个部落。 所以，后汉政府必须区分他们叛、顺，叛乱羌人又必须各个击破。而镇压或招抚一个部落，又只得到一个部落的效果，不但费力，也事倍功半。更严重的，忽叛忽降，此降彼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连已获得的征服效果也不容易稳定，此其一。 其二，后汉时代，内属诸异民族与汉族间的战争，性质都已转变为汉朝内乱，唯有羌乱比较特殊。他们在汉族官员、豪族高压之下有其种族仇恨，因此也具备民族运动外貌，虽然他们从未存在为什么战争的政治意识与激发全体一致认识。 但汉朝国境内外羌人平时便互相交通，战争期间又相互煽动与勾结的事实，以及当内属羌人叛出国外，国外羌人却倒转又在同时要求内属，便愈陷事态于复杂。换言之，内乱可以扩大为外患，外患又会转变为内乱，内乱便是外患，外患又牵连内乱，战争性质很不容易区别。
段颎(?-179年)，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段会宗从曾孙，东汉时期名将。与皇甫规、张奂合称'凉州三明'。与羌人作战，最终平定西羌，又击灭东羌。以功新丰县侯，食邑万户。灵帝时被征入朝，因党附宦官，又为其捕杀太学生，而保住富贵，官至太尉。光和二年(179年)，因权宦王甫罪行被揭发，段颎被牵连，不久在狱中饮鸩而死。 《后汉书》段颎传便等于一篇血腥账目，自桓帝延熹二年（纪元１５９年）他继任护羌校尉，离职后再任破羌将军的几年间，死于他屠刀下的羌人，统计达十万人之数。其间且创下四千人叛变而一次杀戮三千人的纪录，理由是羌人“诛之不尽” 与“上天震怒，假手行诛”。到灵帝建宁二年（纪元１６９年），所谓羌祸，才因这位刽子手的恐怖手段而宣告结束。
羌族人的图腾 西羌从未被汉朝视为强大敌人，羌祸的破坏性，却较任何汉族自身或其他异民族变都严重得多。《后汉书》西羌传“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两州，遂至虚耗” 的结局记载，可谓简明扼要。 这个民穷财尽结局的造成，汉族地方官对其前因后果固须负起绝对责任，而暴动初起阶段，汉朝决策者也犯下错误。甚至放弃凉州全境也有人主张，这个意见虽未实现，但陕甘两省的全域，陇西、上郡、北地、安定诸郡汉族居民，却先后都不惜用破坏他们在原住地经过若干代辛勤经营的产业，强迫移住内陆。 这种上下失御，以及逃避现实的撤退主义，同时期西域问题同样如此，正都代表了汉朝气运没落的注定难以挽回。措置非只无补实际，又显然伤害汉族居民利益，节外生枝招致了自身汉族人民的反感。
黄巾起义 趋势继续发展到灵帝中平元年（纪元１８４年），大规模汉族农民暴动的黄巾之乱，终于继羌乱爆发，在此期间，因扑灭黄巾而崛起的大小军阀，与采取武装自卫恣态的各地豪族，相偕抬头。 而社会秩序脱幅与经济崩溃形成，仍以羌祸最剧的西北地区为最严重，汉朝最末一代献帝兴平元年（纪元１９４年），三辅且到达“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的骇人地步，衰运中后汉结局的被支解乃无可避免。 所以，后汉政权致命绝症系由羌祸引起而引发，实为出乎意料。谓后汉政权被二世纪长期羌祸拖垮，也非过分夸张之词。
姚著中国史 姚大中 著 华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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