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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隐喻首先是种不恰当的搭配,在最初不搭界忽而切近的词项间生成新的语义场。好的隐喻同时是对概念化的反驳,将被概念驱逐的意义截留到一个囫囵的意象内。“公寓里的塔”是苦闷的象征,姜涛用这个别致的意象来统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青年的集体困境。 公寓是二十年代文学青年出没的场所,一个逼仄的生活空间;而非现实的“塔”,既是安顿主体的位置,也是新文学由“志业”固化为职业的象征。可与“公寓里的塔”相参照的是,周作人构筑的“十字街头的塔”。这座临街的塔,截取自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往十字街头》及《出了象牙之塔》。“象牙之塔”的意义和出典,按厨川白村的说法,即对现实生活取超然高蹈的态度,“置这丑秽悲惨的俗世于不顾,独隐处于清高而悦乐的'艺术之宫’”。“塔”和“街”并非不相干的东西,周作人以为,“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于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 “塔”与“街头”的张力,公寓内外的区隔,构成了二十年代文学青年的歧途。身处一个大时代,往哪里走?这是寻路人的困惑。是走上街头,“加入表面上更具现实感的实践进程”,还是在室内造塔,“致力于幽闭的破除及写作主体的重塑”,在这两条路之间,研究者自有其倾向性。 姜涛《公寓里的塔》关注的时段,恰好夹在两个“大时代”中间,一头是“五四”,一头是大革命,可以说是两个历史“高光点”之间的阴影地带。这一时段在文学史叙述中,通常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小标题来概括。然而,其间许多貌似不起眼的人物、团体、事件,就在“从××到××”的结构中被自动省略掉了。要挣脱“从××到××”的单线叙事,在“五四”与“大革命”的双重光晕下,打捞出没赶上趟的无名之辈,比处理大时代中的大人物,更考验研究者的眼光与功力。 前有关于“五四”的诸多经典论述,后有国民革命的宏大叙事,中间这段是否值得拎出来讲,如何讲法,能否讲出彩,都需打上问号。姜涛这本书表面上是接着讲,讲“五四”以后的故事,由两代人的合力讲到第三代的分化,从中可以寻出大革命的伏脉。但这不是两个华彩乐章之间的过门或间奏曲,作者从相对微弱的历史脉动中捕捉到他独立的问题意识,即作为“后五四”现象的文学青年。跟新文学的塑造者及“五四”成就的学生一辈相比,二十年代才登上文坛的这批边缘人,已“错过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机,只能在运动的'余波’中展开自身的可能性”: 其中的大多数,一直处于无名状态,注定要淹没成文学史模糊的背景,但正是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作为伦理革命、思想革命之延伸的新文学,才有可能从一系列激进的理论和形式,落实为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与生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只构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当作新文学真正的历史主体来看待。(12页) 作为追随者、模仿者的文学青年,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文化秩序,构成某种“镜像关系”。在“五四”的强光笼罩下,如何描述作为“后五四”现象的文学青年,在方法上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你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强悍的对手,完全可以钻到对象内部去做,因为对方给你提供的论述空间足够,你甚至无法穷尽对象的可能性。但如若你选择的对象较贫弱,稍一用力就会让对方不堪重荷,此时只能把他贴到布景上,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去讨论。就相对稚嫩的文学青年来说,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不是为了追逐时髦理论,而是由对象本身的承受力决定的。 姜涛在“后记”中说,方法的引入固然会带来一时的兴奋,但研究的深入还要倚赖方法背后的“功夫”,即如何“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构建一种既保持整体又执着于内在具体性的分析视野”。相对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更令我着迷的是此书时而流露出的“处境感”,“一种围绕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姜涛:《文学的内外:有别于“方法”》)。 此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当这些论文组合成专著时,作者的问题意识才真正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这部书的整体感,不完全是由“文学青年”这一对象赋予的,在我看来,更多来自研究者与对象之间某种共通的处境:封闭的室内空间,“硬写”而不能的焦灼,生存的幽闭、“脱序”之感,以及文学/学术生产与消费的怪圈(212页)。 如果说二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内在危机来源于日益等级森严的新文学体制,如今“七○后”“八○后”学者的共同处境不也是“体制化”?“体制化正是要使学术研究自成系统,使其发展变得愈来愈内卷化,使得这个体系自我强化,从而其在生存上变得愈来愈有依赖性。”(项飚:《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正如姜涛所说,“空”的文学与“实”的学术,距离并不遥远,二者都可能蜕变为封闭的圈套,拘束真正主体精神的发生(257页)。 将二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和九十年代以后出场的学术青年叠合在一起的是“室内作者”的形象,一种典型的专业化作者形象。姜涛引罗兰·巴特的一段话,把室内的作者比作机械化时代的手工匠人:“他加工、切削、磨光和镶嵌其形式”,“把个人的孤独和努力转化为规则时间中的劳动”(202—203页)。室内作者面临的困境,不在于内外的隔绝,而在于批判精神的缺失及主体能动性的弱化——好像守着风中的一朵火苗,眼看它暗下去、暗下去。青年人的热情、锐气,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时光,都无声息地消耗在体制内的竞技中。 更可悲的是,当你兴致勃勃地投入到此种专业竞技,乐此不疲,如何有可能抽身出来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姜涛对丁玲《一天》的解读,提示我们停顿的意义,“出神”的时刻或许是主体赎回自身的时刻。此时日常生活的强大惯性被突然中断,“我”从生活之流中挣脱出来,一瞬间看到了文学/学术“幽闭”的轮廓。《一天》中青年陆祥的走访工作不断受挫,他坐在马路旁的一块石头上,说不出的难过,姜涛以为这不过是另一种“出神”的时刻,包含着意想不到的生产性:“正是在沮丧和挫败中,转换的方向和方法才会被重新思考、检讨。”(220页)作为个人主体性的残留,那些“碰壁”、精神出轨、怀疑憋屈的时刻,如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破折号,更值得认真对待。 二十年代文学青年的生存处境中是否隐伏着研究者自身的主体危机呢?《思想方法的内在支援》,即从代际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专业的三代研究者分别面临的历史处境。王瑶被视为典型的“一二·九”一代,在学科创始人这里,“科学”与“责任”、“理论框架”与“价值系统”仿佛是浑然一体的。姜涛以为王瑶学术著作中的“历史感”背后是一种“浑厚”强劲的主体性,基于的是专业之外的政治历练与社会实践。王瑶先生的弟子们,虽然学术立场和工作方式有所不同,但都介入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进程,由此获得某种“丰沛”的主体势能。至于在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氛围中登场的青年学者,作为学院体制培养出的第三代,知识结构相对完善,技术手段更为纯熟,但: 他们面对的,其实已经是条块分割的社会结构与分科现实……在擅长“精耕细作”的同时,年轻一代研究者视野、抱负的缩减,乃至自身主体性的暧昧、弱化,已构成了某种无形的限制。 “主体性的暧昧、弱化”,确实戳中了“七○后”“八○后”学者的软肋。怎样在闭合的学术生产链条中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抓住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连带感或紧张关系,甚至有意识地开拓专业之外的发言场合作为介入现实社会的有效途径,这或许是青年学者共同的困惑。 所谓“条块分割的社会结构与分科现实”,也正是二十年代文学青年登场时的基本处境。在姜涛勾勒的历史图景中,新文学第三代面对的,同样是一种“正在分化的现实”:“文学”逐渐从社会改造的总体构想中独立出来,细化为具体的文类实践,同时依托社团、期刊、读者、批评,落实为一个排他性极强的新文坛。与前两代人无中生有地“造社会”的信念不同,“文学”在第三代眼中就是“文学”,就是不同部类的创作,就是从习作到成品的蜕变。“文学”固然带有理想主义的光环,但也与个人的出路、生计乃至下一顿饭的着落有关。 文学青年的生存困境,其实是新文化运动内在危机的显现:最初允诺了创造性自我的新文学“志业”,如何避免体制化的陷阱,为追随者持续提供新鲜的伦理感受和经得起推敲的价值立足点;文学青年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前提下,如何摆脱体制的惯性,拒绝成功的诱惑,寻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安顿。 韦伯的“志业”观是进入“公寓里的塔”的一个入口,也是贯穿姜涛相关思考的一条暗线。在第一章的引言中,韦伯的出现看似突兀,却挑明了以学术为业者不得不认清的事实:“相对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问为生命志业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个人唯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在学界站稳脚跟,生产出“水平线以上”的成品。专业化是青年学者的必经之路,但其副作用十分明显:“在惯了的世界里,一种颓废的气分,是容易发酵的。我们为从这没有刺戟的境涯中蝉蜕而出起见,应该始终具有十二分的努力。”(鹤见!辅:《专门以外的工作》) 姜涛以为任何一种“志业”,无论文学、政治还是学术,如果只按自身的原理运行,都有可能被常态的体制吸纳。要冲破“隐隐然不可动摇”的常态结构,则需要重塑某种灵活的批判主体。在“教训”与“反教训”一章,通过二十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暴露出“五四”启蒙结构遭遇的信仰危机。其中鲁迅的态度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型:面对种种“硬化”的组织,面对有形无形的“圈套”,他召唤的是“一种否定与挣脱的能力,一种在运动中不断确立主体位置的能力”(262页)。 对于专业化时代的主体危机,姜涛暗示的应对策略似乎是用韦伯所谓的“卡里斯马”权威代替外在的启蒙权威。卡里斯马权威对内在主体性的重新打造,是从困境或激情出发,将个人抛入彻底孤立的绝境中,借此改变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换言之,卡里斯马就是要在生活的绝境中找寻生活秩序的新开端,在没有根基的深渊之上重建生活的根基(参见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 不妨重新回到“公寓里的塔”,这一意象出自作者对沈从文早期经验的考察。“塔”没有地基,底下是“黑暗涧谷”。困于公寓中的文学青年沈从文“正同陷入一个无底心的黑暗涧谷一样,只是往下堕,只是往下堕”。“黑暗涧谷”象征一种沉沦的、待拯救的生命状态。“黑暗涧谷”的隐喻,不只用来描述沈从文的早期经验: 在一个由现代教育、新潮读物、大小社团构成的文化“场域”中,文学“志业”不仅仍会沦为一种“生计”,由于缺乏有效的历史参与,“室内的作者”也有可能幽闭于文学消费与再生产的循环中,如置身“黑暗涧谷”。(201页) 如何跃出“黑暗涧谷”?从沈从文的《绿的花瓶》中,姜涛读出另一种主体形象,从感伤的零余者到坚韧的写作者。在不知伊于胡底的深渊之上,重建生活的根基,只能靠枯燥的“硬写”。写作对寂寂无名的文学青年而言,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晋身的阶梯,更是与虚空、与时间抗争的武器,是自我救赎的宗教。 写作改变了“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公寓之外不再是需要迫切参与的世界,“我”已经谙熟其间的陷阱及游戏规则,甚至自比为“一个以淫业为熟练技术的有经验的妇人”(沈从文:《此后的我》)。当外部世界的权威被戳穿,沈从文《公寓中》那个自虐的都市漫游者,化身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个游刃有余的讲故事的人,“'黑暗涧谷’似乎从潮湿的历史边缘处,耸立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可能所在”(183页)。 经由写作主体的转换,沈从文在“黑暗涧谷”上建起自己的塔,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姜涛将这塔定义为“一个间离的批判位置”。“间离”与“介入”看似是相反的运动过程,但“场”的分离,“风景”与“自我”的相互疏远,往往是“介入”的前提。“间离”的位置,既是现代学术的立足点,也是人文学成为专门之学付出的代价: 在这样的位置上,他对文学“志业”的捍卫,也不简单是在维护某种抽象的文学自足性,在变动不居的中国情境中,赋予文学生活一种“脱域”之后“再嵌入”的历史品质,一种伦理重建、主体重建的努力,就蕴含在他那些时而冷峭、时而高亢的表述中。对于一个最终没有从“室内”走出的作者来说,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挣脱的方式。(234页) 沈从文在整本书中的位置十分特别,不只是一个核心个案,也是姜涛由新诗研究转入二十年代文学与社会这一领域的出发点。在“黑暗涧谷”上造塔,与其说是沈从文的文学态度与人生抉择,毋宁说暗示了作者的研究立场、学术抱负及主体觉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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