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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罕见：众多美国人正将他们的怒气，撒在那些西装革履的华尔街银行家以及跟他们关系密切的人——那些躲在康涅狄格州的高楼大厦、拥有亿万身家的对冲基金经理们身上。 高盛，这家广受尊敬的投行，目前正因欺诈罪名而接受调查。与此同时，联邦调查人员也忙着在交易员们那儿安放窃听设备，而这只是对帆船集团（Galleon Group）和其他对冲基金从事内幕交易进行大范围调查的部分行动。 这样的情势对于一个曾调动120亿美元、其交易量占纽交所3%成交量的人来说，颇为危险。这个人正成为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所有高级金融行业所可能犯下的错误。躲在那所被记者们称为康涅狄格最宏伟的大厦中是没用的。或者，这个人被视为一个如此缥缈却令人难以漠视的人物，他如此低调，以至于《华尔街日报》把他跟霍华德·休斯（美国著名航空家、工程师、企业家、导演、花花公子）和葛丽泰·嘉宝（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明星之一）相提并论。 这个饱受质疑的人，就是史蒂文·科恩（Steve Cohen）—坊间称其为史蒂维（Stevie)—以64亿美元身家位列《福布斯》全美富豪榜第36位，并且是对冲基金经理人中最耀眼且极少接受采访的人之一。 他的住宅坐落于康州格林威治镇的北部，在梅里特景观大道旁边。绿阴覆盖的小道旁矗立着一些高级别墅，从这些豪宅中能俯瞰一片足球场般大小的碧绿草地。 门房处，一个穿马球衫的人打开电子大门，那儿有一幅被郁金香包围的艺术品，为美国著名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所创作。这幅作品和昆斯的另两幅色彩鲜艳的巨幅作品一起，沿着车道蜿蜒排列至停车点，那儿停着一打小轿车和黑色SUV。 里面的房间无疑是巨大的。门廊看起来就像美国国会图书馆那么大。从一个边门走出一个年轻人，引导我朝里走去。穿过摆满监视器的守卫室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有一个高大的夹楼层，架子上摆满了艺术类书籍。 科恩就在这个小房间里等我。他轻轻地跟我握了握手。印象中的他和眼前的他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要知道，他可是华尔街的“巫师”。这个从幕帘后走出来的人，是一个有点苍白无力且开始秃顶的55岁左右的小个子。在他周围，你感觉不到权势或神秘感。他穿着一件拉链毛衣，脚蹬一双运动鞋，就像一个和蔼普通的办事员，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这是科恩从业30年来第二次接受允许公开发表的采访。这一天，科恩由于腰部疼痛，选择在家里工作。在我坐下的同时，他将一个亮蓝色的冰袋塞到毛衣里，并费力在自己的高背椅子上坐下，就像一个笔直的沙丁鱼一样僵硬地挺在那儿。他脸上浮现出一个微弱的笑容。“我能说什么？”他说，“这就是我的生活。” 在我过去25年中接触到的CEO和亿万富翁中，科恩是最谦虚低调的一位。是的，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美国当代艺术家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的画，有传言他为这件作品付出了1.1亿美元。而毕加索、莫奈和培根的作品也随处可见。尽管房子很大——“没有人需要这么大的房子”，科恩承认——但这是他妻子、7个孩子和岳父岳母的住所。科恩说他知道外界对他财富的种种猜测，但他坚称自己不应被看成是任何象征，更不是在华尔街胡作非为的人。 过去6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帆船集团的内幕交易、他的前妻发起的让人极不愉快的诉讼、生平第一次成为小报的头条新闻，等等，这都使他感到非常迷惑。甚至还有这样一桩怪事：一个布鲁克林区东正教的拉比（神职人员），声称有科恩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试图勒索他400万美元。“哦，是的。”他笑着说，不要忘记拉比。 “过去6个月是非常艰难的”，他接着说，“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一个马戏团，一个糟糕拙劣的马戏团。是的，事情最终平息了。” 他说，媒体的恶意攻击以及身上严重的椎间盘突出，都促使他第一次考虑从投资领域中退出——越快越好。他说：“认真地说，我已经没什么需要证明的了。从事这一行33年了，我已经到达了行业的最高峰，没什么新的东西能吸引我。我的梦想是解放我自己。所以，这是一次中年危机吗？还是我只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我不知道，但这让人兴奋。” 这可能吗？这可能是传奇的史蒂文·科恩的终点吗？ 他是一位艺术家 华尔街的交易员在谈到科恩的时候充满敬畏。科恩的一位老友将他和科恩及杰克·尼克劳斯（美国高尔夫大师）一起打球的照片用相框装好摆出来。他说，金融圈之外的人看到照片时，总是无一例外地惊呼：“哈！你认识尼克劳斯？”而华尔街的人看到后则说：“天哪！你认识史蒂文·科恩？” 在默默无闻地做了20年股票交易之后，科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华尔街崭露头角，那正是科技股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在1998到1999的两年间，他和其公司SAC取得了令人咋舌的70%的年收益率。 但科恩真正成为传奇人物是在2000年，他在科技股暴跌前开始做空，结果又获得70%的收益。这之后不久，《商业周刊》像以往一样，在一篇封面故事中将他——而不是他的公司——列为华尔街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员。 但是科恩的冉冉升起却一直伴随着诸多谣言和非议。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他和交易员们以使用高压手段从华尔街获得各类消息而声名狼藉。一些竞争对手从不相信他取得的收益是合法的。他们认为，他一定从事了内幕交易或抢先交易（在获知竞争对手的交易后，抢先进行交易），甚至是其他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科恩沮丧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上了报纸头条。《纽约时报》注意到了那些知情者的传言，它将SAC比作一个盛着130亿美元、随时等着被击破的彩饰陶罐。 “当他创建SAC的时候，人们说他挣钱的方式不那么高尚——我们听说过所有的传言。”盖瑞·戈德林说。他曾是Spear和Leeds&Kellogg公司的联席CEO，这家公司清算过SAC的交易。“但让我告诉你，作为SAC的清算公司，我看过他的所有交易记录，成百上千的交易，而我的结论很简单：他是一位艺术家。他从混乱的股票市场中看到了秩序。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曾坐在他身边看他交易，看到他沉静地盯着终端机，我可以告诉你，毫无疑问，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中，他是这个星球上做得最好的一个。” 多年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科恩的员工从不回复记者的电话。SAC公司的人说，这不是因为科恩有意保持神秘，而是因为SAC是家很低调的公司，没必要那么招摇。而现在，随着媒体不断提及SAC与帆船集团丑闻之间的关联，科恩不得不站出来说话。 激情燃烧 每天清晨，科恩钻进一辆黑色SUV的后座，由司机送到SAC总部。总部紧邻斯坦福，是科恩在长岛海峡的办公园区修建的一座现代风格的铁锈颜色的建筑。约有800人为他工作。停车场里停着很多SUV和几辆保时捷。大厅中挂满了现代艺术作品，其中有一幅是昆斯的作品：一个高高悬挂的巨大的粉色心形。 艺术是科恩的热情所在。从2000年时开始收藏，科恩频繁出入艺术品市场。上了一层楼梯，经过放满了水果和矿泉水的一间小厨房，我们来到SAC的交易楼层。穿着随意的年轻人散坐在各处，都在盯着花花绿绿的电脑屏幕，这和华尔街往昔的交易情景有着天壤之别。这里没有叫喊和吵嚷，相反，几乎是静悄悄的。如果没有天花板下电子滚屏的声音，这里就像一所大学的图书馆。 在SAC公司的交易楼层，有三个现象为人称道：第一，因为科恩不喜欢噪音，所以电话进来的时候，铃声不响，而只亮灯；第二，他想让交易员们时刻保持清醒，所以室温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最后，是有一个“史蒂文照相机”，总对准他的桌子，这样每个人都能知道他在干什么。 在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周三午后，“史蒂文照相机”记录下了科恩的工作。他坐在一个约15米高的黑色办公桌旁，这个办公桌被分成8个相同的交易平台。科恩穿着平时常穿的拉链毛衣、皱巴巴的卡其布裤子和运动鞋。他靠在椅子上，手插在兜里，前后摇动着椅子。他前面摆着5个巨型显示器。最左边的是他正关注的股票的各式各样的图表，中间和最右边的屏幕，显示的是一大堆红绿交错的股票代码和价格。其余的显示器，则显示他时刻关注的市值20亿左右的股票的仓位状况。 只有偶尔一两句轻言细语打破办公室的安静。那通常是他的助理交易员，每隔几分钟就可以听到从他右边的小型扩音器里传出的轻声细语。 “苹果开始动了。” “GE上涨。” “拉塞尔上涨”。 “通常他们不会这样做。”科恩说，“仅仅因为记者在这里。”他说着，微微笑了一下。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SAC的许多交易已经不再由科恩操盘。事实上，他目前管理的20亿美元，还不到整个公司资金的15%。其余资金由其他100位交易员管理，他们被称为投资组合经理。这些经理每人管理着自己的投资组合。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华尔街压力最大的工作。任何一个SAC经理哪怕经历一次失败都将可能干不下去。一位前SAC分析师说，“每年你都背着要取得全胜的压力。” 科恩每一两分钟就中断我们的谈话，下达交易指令。“请帮我买20万股J&H。”从扬声器传出的声音重复着指令。科恩的脾气很火爆，这在他早期生涯中尤其如此。所以当我对他的彬彬有礼感到吃惊时，他说，“我知道，这样不是很文明吗？我通常省略'请’，有时候我也说，'我可以……请问我可以买……如果你不麻烦的话……’”，他转向屏幕，“壳牌，请帮我买进100万。”他说。 他说的每一个数字都从扬声器中传了出去。“别人能打进来找你吗？”我问。“噢，是的，任何人都可以找我。”他说，“任何事情。想要一瓶苏打水，我就给他们一瓶苏打水，我提供全职服务。”他又笑了。 他的一个投资经理走过来跟他商量做空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在这点上移动。”科恩观察着说道。 “我持有的不多，只占投资组合的2%。” “好吧，你做空吧，但我不会。” 在他办公室四周，到处都是科恩背痛的迹象。一边是一堆止痛药的瓶子；脚底下有一堆丢弃的冰袋包装盒；他左边有一个粉色泡沫球，他的理疗师告诉他，做交易的时候将其在脚底下滚动，有好处。我转到科恩的后面，看着那架小小的史蒂文照相机。 “这个真的管用吗？” “你今天看起来很美。”一个声音从扬声器中传来。 “我想是的。”科恩说着，转身继续看他的交易。 一切从玩牌开始 科恩生在长岛郊区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之家，家庭气氛严肃而活泼。他在家里8个孩子中排行老三。父亲是服装制造商，母亲是一位钢琴教师。科恩身材矮小但精力旺盛，是一个出色的足球运动员，还是当地篮球队的控球后卫。科恩自己说，他在九年级那年的春天发现了自己的爱好：扑克。 “我们一群人，开始轮流在彼此家中玩牌。整日整夜。”他回忆说，“赌注从25美分、50美分开始，以后每把升到5美元、10美元、20美元。到十年级的时候，一晚上的输赢可以在上千美元。”十一年级开始的时候，科恩已通过玩牌挣了很多钱，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值得做在超市推销水果的零工，要知道，这个工作每小时只能赚1.85美元。“大多数的晚上我能赢500-1000美元。”他回忆说，“所以我辞了超市的工作，专心玩牌。” 那个夏天，以及以后的许多周末，科恩每天天亮的时候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扔一沓百元钞在桌上，把车钥匙还给爸爸，然后倒头就睡。玩牌对科恩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赢钱，而是刺激，是一种竞争感。 “这跟交易一样。”他继续说，“我关注风险，关注交易本身，但我不考虑金钱。玩牌，在我学习承受风险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如科恩所说，他玩起牌来比学习拿手得多。“到宾大的第一天，我就死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所有这些预科生，他们都准备得很充分，已经读完了所有的书。对我来说，那实在是一场挣扎。” 在大学联谊会的会堂里，科恩继续在同学中间施展着他的牌技。然而随着他常胜将军的名声不断传开，他发现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吸引牌友和他打牌。“如果你只跟牌技高的人玩牌。”他带着淡淡的微笑说，“没有人能赢钱。你需要找到一些不那么精于此道的对手。” 就在大学第一年，因为厌倦上课，科恩开始整日游荡在费城市中心，在美林的办公室外，看着窗户里滑过一连串纽交所的绿色数字。罗素主演的《美丽心灵》中有一个场景，他饰演的数学天才专注地看着整整一面墙的数字，直到最终一些数字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开始是一到两个，然后是一连串——好莱坞就这样演绎天赋的头脑如何在数字中发现隐藏的规律。科恩回忆起在美林的窗外所做的事情，听起来跟这如出一辙。 “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回忆说，“我能听到报价系统滴滴答答的声音。然后你看到一只股票不断跳跃，50……50……50……然后滴答一声，股价可能上升，也可能下跌。你能看到交易正在进行。你能以慢动作看到交易的完成。然后，当然不是立刻，我发现我对于猜测这些数字将如何变动非常在行。 一段时间之后，美林的经纪人注意到了路边的大学生，把他请进美林办公室，并回答了他关于股市如何运作的一大堆麻烦问题。科恩开始每天来经纪人的办公室，并用自己打牌赢来的钱进行投资。开始的时候，按照经纪人的指点，他投资了几千美元。“我做得很糟糕。”他承认，“我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误。所以我不再照经纪人的提示操作，转而开始用我自己的技巧。我试着练出自己的风格。” 科恩将会成为华尔街的行情研判员。也许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优秀的一个。一个以自己的直觉分析数字变动从而做出买卖股票决定的人。这是一些老华尔街人所熟知的交易风格，但在一个电脑驱动交易和分析的时代，这种交易风格已不再流行。从一开始，科恩就不使用数学或者复杂的演算法，或者至少在他职业生涯早期，他也从不对任何公司的基本商业信息进行研究。 “研判行情也是一种艺术。”他说，“我不能很确切地解释它；那是对于规律的认知。”当他开始交易的时候，“除了屏幕上的数字，我不看任何事情。我甚至不能告诉你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也不关心。我总使用自己的直觉。这完全是凭感觉的。”他耸耸肩。“我是说，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1978年，科恩从学校提前6个月毕业，接受了一份朋友的朋友推荐的在Gruntal事务所的工作。那是一家暮气沉沉的已有百年历史的经纪公司，其交易室占据了华尔街14号的14层楼面。科恩的第一份工作是期权套利，就是将一桩交易打包进很多对冲交易中，这项工作基本没什么风险，但也很枯燥。科恩需要整日研判行情，然后在其他经纪人回家后再重新做一遍。除了正事儿之外，科恩也玩股票。一年后，他意识到自己对股票很在行。 “我意识到自己对股票走势的判断相对比较准。”他说，“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做对冲呢？为什么不直接买呢？”老板看到他的投资收益后，同意让他试一试。 “大学时期，休息或午餐的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做一两笔交易。”科恩的经纪人艾泽尔回忆说。他后来招聘科恩进了Gruntal并成为他的主管。“他不是高盛那种风格的。他对那种声望并不着迷。我记得第一天他就挣了1万美元。他的水平比同龄人高出太多太多。随着他深入进来，玩得也越来越大。” 科恩几乎一夜成名。1979年的时候，股市开始进入20世纪以来的最大的牛市。那一年，他自己进行交易，几乎将投资翻了一番。Gruntal允许交易员从收益中提取60%，因此，在第一年赚了10万美元之后，第二年他又赚了100万美元。25岁的时候，在市场平淡的年份里，他也可以赚500万美元；行情好的话，那就是1000万。“我想他们都把我看成是一个神童。”他说，“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科恩的交易操作基于每分钟都在变动的行情，这实际上是很繁忙的工作。一天中他会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股票中买入卖出。“他特别善于操作尾市。”艾泽尔回忆说，“我们每天收市的时候都会完成交易，但科恩认为如果市场强势收盘，那么第二天也会强势开盘，他会持有那些交易过夜。我们允许他这样做，他通过这一招赚了很多钱。” 科恩开始组建自己的助手小组。他坐在他们中间，紧盯着彭博的终端，大声吼出一个又一个交易指令。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节奏缓慢而老旧的工作方式，会出现很多人为的错误。科恩很快就因出现错误时发火而闻名。 10年间，科恩在Gruntal的交易生涯逐步成熟。公司任命他为自营交易员，管理一个部门。他全情投入工作，婚姻因此触礁。23岁的时候，他和生在曼哈顿上区的蓝领阶层姑娘帕特里夏结婚，育有两个孩子。两人1988年离婚。科恩自己承认说，他情绪崩溃，并最终依靠服用药物才熬过来。“我那时候已经抑郁了。”他说，“我感觉整个人生是一个失败。” 他孤寂一人在上东区的单人床上拨通了交友电话。在交友中介的办公室里，科恩从一堆单身女性资料中挑选了20份——只得到了一份回复。于是，他们约好在65街的Sfuzzi见面。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曾经的约会对象，如今已是结婚18年的妻子Alex来到屋里。她是一个有着波多黎各血统的可爱小巧的女子，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灰色T恤。 “我们甚至没有吃东西，只交谈了几个钟头。”Alex回忆说，“见到他的第一晚，我就知道这是我要找的人。我记得自己回家告诉每一个人，我遇到了自己想要结婚的男人。”科恩也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离婚的痛楚犹在——但当Alex给他一个最终期限的时候，他认输并求婚了。“她很强硬。”科恩笑着说，“我的妻子，她很强硬。”这对夫妻如今共同抚养着4个女儿。 就在同一时间，1991年，科恩在Gruntal待不住了。高级经理将他的资金控制在5000万美元。那时的科恩35岁，却想要更多。Gruntal没有那么多钱给他。当他的一个前助手申请一个对冲基金的工作时，招聘主管打电话给科恩询问这个助手的情况，他们由此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告诉他。'我感到自己在Gruntal形同虚设。’”科恩回忆说，“告诉我一些关于对冲基金的事情。” 牛市弄潮 那时候科恩对对冲基金并不了解；他只知道自己想离开Gruntal并自立门户。“人们认为我疯了。”科恩回忆道，“我并不紧张。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早就该这么做。” 他以250万美元开始，一半资金是自掏腰包，另一半则来自知根知底的朋友们。他在华尔街14号的23层租了间房，正好高出Gruntal9层。他带走了很多助手，另又招聘了一些，并在1992年的8月份开始在一个像字母I一样的办公桌前开始交易。他自己坐在中间，像以往一样大声吼叫着一笔又一笔交易指令。 科恩的成功部分要归于他赶上了好时候。他在上世纪80年代牛市刚开始的时候进入华尔街，并且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在另一轮更大的牛市开始的时候设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他在SAC最初的一个月中，取得了3.4%的回报，到了年底这一回报是17%。1993年，他的投资人看到自己户头上有了51%的惊人回报。尽管科恩提取收益的50%，但他认为相比在Gruntal的时候60%的提成，50%只是小头。“我实际上需要给自己减薪去设立一个对冲基金。”他说。 尽管如此，考虑到他挣得的收益，没人对此有抱怨。整个90年代市场都是高涨的。科恩赶上了潮流。投资者们赶着要将资金投入SAC。1995年的时候，SAC的资金几乎翻了四番。“我曾说过，90年代的时候，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露个脸儿，让别人知道你。”科恩说，“我不知道那会持续多久，我不关心，我不去想那些。我是说，究竟有什么呢？这是个牛市，即使犯了错也有的是机会纠正，你就来玩游戏好了。” 他的第一次重要扩张始于2年后，他把SAC搬到了麦迪逊大街的一处建筑中的53层。尽管对行情研判情有独钟，科恩在80年代的时候也开始认真研究起各个公司的情况，并且开始沉迷于收集各类消息。 他从华尔街广泛的关系网中收集各种信息，还雇佣了两个数量分析方面的人才，使SAC的交易电脑化，并且允许自己的投资组合经理和交易员自主决定投资。不久，他又聘用了分析员对每个重点行业进行分析。“这是一种听取意见的方式，从而决定交易。”他说。 而这只是序曲。随着科技股的暴涨，SAC的增长在90年代的后半期达到了顶峰——从收益、规模和声誉各方面来说都如此。科恩在交易圈中，以“一个贪婪的市场信息收集者”而闻名。所有的人——分析师、投资者、其他交易员——都打电话进来询问消息。SAC进行着超乎寻常的大规模股票交易，90年代末期的时候，尽管仍然无法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相比，但每天都在进行着2000万股的股票交易量。2000年的时候，据估计，科恩每年带给华尔街的经纪公司多达1.5亿美元的佣金。 分析师会打电话给科恩提供消息，以此来迎合他。不久后，种种说法开始在华尔街蔓延，大家认为也许科恩的消息准确得有点儿过头了。利用分析师的推荐进行提前交易或在得知另一投资者的购买意向后抢先交易是违法的。华尔街的不少人相信这就是科恩的所作所为。 “当我第一次在90年代中期听说他的时候，我曾去过他那儿。看到的是穿着牛仔裤、没扣上衣领口纽扣的员工们，而这在那时候是不多见的。”一位华尔街人士回忆说。 形形色色的谣言困扰他直至今日。“我不能阻止人们说什么。”他叹息着说，“维护好和华尔街的关系非常重要。如果你进行了抢先交易，他们能知道。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在90年代后期其投资生涯达到巅峰的时候，这些谣言仅是私下传播，部分原因是科恩在交易圈外不为人知。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惊人回报。1999年的时候，随着科技股泡沫的膨胀，SAC最大的基金获得了69.7%的回报。在看到他2000年的表现之后，所有在华尔街进行交易的人们谈论的话题都是科恩。金钱像潮水般涌入SAC。科恩把办公室搬到了斯坦福的办公园区，然后在2002年修建了新的总部。以后的5年间，公司以疯狂的速度扩张，直到地狱突然出现。 交易地点 交易圈中也是等级鲜明的。大体来说，持有交易的时间越长，做交易的人就越受尊敬。因此，像巴菲特这样买入并长期持有的投资人享有很高声誉。他们不是投机者，而是投资者。大部分在华尔街的交易室中辛苦工作的人们，成为了中产阶级大军中的一员。交易圈中最低的阶层，是由从业时间短的交易员构成的，比如那些坐在郊区经纪公司办公室里、汗流浃背的日常交易员。 这也是科恩从90年代末起开始为人关注时所遇到的部分问题，对于对冲基金世界的大佬如索罗斯、罗伯特森、斯坦因哈特来说，科恩只是一个被过度吹捧的平淡无奇的交易员，一个追逐着点数的土包子。他没有全球观，没有投资策略，除勇气之外一无所有。他甚至从未去过达沃斯，那儿每年定期举行世界经济峰会。 2002年，科恩搬进了格林威治的住宅。而当他对艺术的喜爱被人们发现之后，种种关于他的猜想就此定格。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就像一个从Gruntal出来的孩子一样到处炫耀。科恩回忆说，买下这所房子，几乎不是他个人的决定。Alex看中了房子并希望买下来。但同时，另一个对冲基金经理也看中了这所房子。科恩不喜欢投标争夺战，“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人说，'看，我们这样对谁也不好。让我们扔硬币决定吧。’他同意了。然后他又打电话过来说，'不行，我妻子不同意这样做。’所以那时，我就让卖家和他的律师到我办公室，我说，'在我得到这房子之前，没有人能离开。’”他做到了。 在SAC，他也同样具有决断力。作为经理，他是一个典型的搅屎棍。也就是说，他相信不断的改变才能使公司前进。“我记得在2001年1月，就在我们最好的年份之后，我们开了管理层会议，他猛击着桌子说，'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失败了。我们得把这个地方拆了！”科恩的总顾问回忆说。“第二年的1月份还是同样的事情。每年的1月都是如此。最后，有一年我问他，'史蒂文，为什么不享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但他不。他对我们取得的一切总是不那么在乎。 “史蒂文对自己其实并不了解。不了解他自己偶像般的地位。”SAC的总裁说，“我们试图让他和一些商界人士谈谈话，他说，'他们为什么希望听到我说话？’” 科恩的名声在2003年达到顶峰。可就在那一年，他突然感觉到右脚麻木，然后又感到手指莫名其妙地刺痛。医生建议他做磁共振检查，结果他的腰椎间盘突出；两节椎骨压迫了脊柱神经，引起了坐骨神经痛。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但科恩恳请不要手术，希望症状能消失。但是事与愿违。8月份的时候，他的脖子和肩膀感到了灼热的刺痛，他只得同意接受手术。 同年9月在曼哈顿医院的特殊手术室中，医生为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几乎缓解了科恩的所有症状。但问题出在给他开出的药物上。“手术后的当天晚上，我感到疼痛难忍。”科恩回忆说，“他们给了我止痛药，然后又给了我一些。我的呼吸突然停止了。幸好有一个私人护士发现情况不对。我后来在巨大的氧气罩中醒来。这一切真是太惊人、太恐怖了。” 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后都会有些改变。科恩的妻子也在丈夫身上发现了这种变化。 “那是一次恐怖的经历。”她说，“我想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我们都在想，'小事情不再重要了。’他开始花更多的时间考虑家庭，花更多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开始更多地去打高尔夫，我知道，他的性情有所缓和。” “不，这简直是胡说。”科恩在妻子不在场的时候说，“我仍然要发脾气，像任何一个足球或篮球教练一样，我只比10年前或20年前更冷静而已。我认为人们不会改变多少。也许会有一点改变。人长大之后，只会变得成熟。” 科恩回去工作的时候，恰好是SAC全面重组之时。这一时期许多SAC的竞争者利用新增的上亿资本积极扩张版图。他们雇佣了许多年轻的分析师，并将业务拓展到投资的各个领域—从阿根廷债券到柬埔寨的输油管建设。 起初科恩拒绝改变。他所熟知的领域就是股票。其余的——像债券、信用违约掉期等等都使他不安。但他还是投入到改变中。“我们想，我们做股票很在行，那么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可以做。”科恩说，“现在回头看来，坦白说，我们进到了自己不了解的业务中。但我担心其他公司增长过快，我认为我们也应该扩张。如果不将业务拓展到其他领域，就很难吸引到客户。” 他的第一个较大的动作是设立长期投资部门——“相对传统的对冲基金业务。”科恩这样说。他最终雇佣了30名全职分析师，让他们管理20亿美元。第二个动作是募集了30亿左右的资金投资信用债、私募基金及其他一些SAC从未进入过的领域。许多华尔街人士相信科恩和他的竞争对手一样，做好了上市的准备。 “直到一家对冲基金上市后，我才知道对冲基金也可以上市。”他说，“是的，有一些投资银行在2007年的时候找到我，告诉我如果上市的话，公司市值可以达到200亿。200亿？我环顾左右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开始想，也许我应该上市。然后我跟几家大投行的CEO谈，他们说，'你疯了吗？你知道上市有多痛苦吗？’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上市非常困难，然后市场就崩盘了，就是这样。” 2007年中期的时候，科恩预感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即将破灭，一场厮杀也许就要到来。他开始急切地卖出一些股票，并重新组建投资组合。他削减了投资经理们的资金，将投资的债券等产品全部剥离。“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暂缓扩张。我们几乎需要将所有事情暂停。”科恩说，“如果我们不那样做，以后就会出问题。我们仍然受到危机的影响。我们被卡在一些自己离不开的地方，比如阿根廷债券一类的东西。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在正确的时候甩掉了那些东西。否则，我们也可能会破产。” SAC在2008年的时候经历了科恩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低潮，资金缩水了18%。但是，金融危机之后，SAC的恢复远远好于其竞争对手。就在那个时候，科恩意识到，他需要回到最基本的东西上。 “我爸爸曾说过，'鞋匠要只管做鞋。’”现在，SAC也回到了老本行，主要投资于股市。“我们回到了2003年的时候。”科恩继续说，“我不能称之为完美，金融界已经分崩离析。雷曼、高盛——这是50年一遇的灾难。你曾认为真实的东西不再真实。这些行业的基石和支柱都不复存在。金融界发生了大爆炸。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去年还赚了钱。我们还是幸存者。” 新的事业 科恩仍然承认，或许他作为一个交易员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那时SAC规模小，运作灵活，更容易取得巨额收益。“尽管我们现在规模更大，也不会产生那样的巨额利润了。”科恩说，“我们是一个成熟行业里的成熟公司。当我获得那些巨大收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对冲基金还不为人所知的时代。我们那时候规模很小。现在我们壮大了。复杂的数学被应用到工作中。我已经说过，我可以在这里过得很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然而在过去的12个月中，科恩并未享受到期望中的轻松。经历了这场金融危机，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海难事故中的幸存者，被冲到了偏远的沙滩上——抬头一看，愤怒的老百姓正在用机枪指着他的头。科恩说他知道美国民众对华尔街愤怒不已。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将矛头对准他。我问他是否知道，他自己在一些人眼中，就是“邪恶的康涅狄格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化身”。 “我从没听人家那么说过。”他笑着说，“但是，我明白这一点。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不应该因此受到谴责。人们不应该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邪恶的。我只是做生意。这就是全部。如果我管理的是共同基金而不是对冲基金，没人会知道我的存在。” 他长叹一口气。“所有人都被不加区别地对待。2008年，没有一家对冲基金惹出麻烦。问题出在银行的跨国性扩张、房地产价格以及充满风险的借贷行为。公众被欺骗了，这我明白。人们因此失业，他们应该生气。我也生气。” 即使公众的愤怒起初没有指向科恩，那也使他足够痛苦。但是科恩的不幸在于，当他的竞争对手眼见情势不妙而对媒体极力躲闪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成了小报的头条。 《纽约邮报》去年12月爆料称，科恩离婚20年的妻子起诉科恩，要求获得更多的钱，并指控科恩隐藏财产。诉讼过程中种种令人尴尬的事情被披露出来，其中最糟糕的，也许是科恩在1986年对内幕交易调查的供词；他保持沉默且没有被起诉。媒体不断爆料，直到帕特里夏将所有事情向杂志和盘托出。这是科恩唯一不愿说的事情，但很明显，他为此饱受折磨。 在最近的几个月中，科恩说，他开始将许多工作授权给下属。而这个决定在他的医生发现他的椎间盘突出复发后变得尤为紧急。 “他们说这是对脊髓的压迫，很危险，等等等等。”科恩叹着气说，“我决定不做任何事情了。我已经把更多的交易工作授权给了公司其他的人。” “如果我不交易会做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从一种生活方式上看，那很酷。我会做什么？不知道。我知道我不会继续待在办公桌前面，不会继续参加周日晚上的会议。也许就是有了自由能看一场电影，或者跟孩子们在一起。” 或者，科恩会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从2000年从事收藏开始，科恩已经迅速收集了许多人眼中的一些艺术珍品。从印象派开始，他的收藏遍及所有现代画派的领域，迄今为止已经买了300多幅作品。“其中有近100幅都可能被任何机构认为是大师级作品。”科恩的艺术品顾问说。 毕加索、塞尚、莫奈、梵高、沃霍尔、昆斯——科恩的收藏品遍布在自己的深宅和SAC总部里，总价值约10亿美元。他定期将收藏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欧洲博物馆展出，其中不乏珍品，广受人们的喜爱。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从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世界上最棒的私人艺术收藏。”一位著名的艺术品交易商说，“我认为他的收藏是最高级别的。科恩的收藏极为广泛。他去画室看一件1万美元的作品就像去看梵高的作品一样兴奋。” 科恩经常要费力使人相信，他对艺术的喜爱是出于精神需求，而非物质需要。他已经不是那个爱炫耀的小孩子了。这也许是真的。但人们也能感受到，他喜欢艺术，因为艺术能让他忘记工作，忘记股市。 看到书架上的上百本艺术书籍，我问科恩是否全部读过。“哦，算了吧。”他说，“我不可能全部读过。事实上，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买了另一个人的图书馆。所以，这就像是一个参考书图书馆。” 如今的科恩经常出现在曼哈顿展览馆中。他和妻子喜欢整个周六下午都泡在各类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他买的许多作品都是当代艺术品，比如那幅花1.1亿美元买的琼斯的画，“我花了很多钱，的确如此，但别相信那些数字。”他说，他目前最喜欢的画是培根的一幅《嚎叫的教皇》，就挂在主卧室的墙外。“是一个教皇。”科恩说，“嘴巴大张着嚎叫。那是一幅奇怪的画，但我喜欢它。” 采访过程中，最后一次见到科恩的时候，他坐在交易室里，正慢慢地把椅子转向交易屏幕。他也是一个教皇，起码在华尔街人眼中是这样。尽管帆船集团的丑闻会让他嚎叫，但SAC之外的人却听不到。 也许有一天美国证交会或检察官会把他从桌前带走。也许他会辞职。但是此时此刻，科恩蜷着身体，吞着止痛片，嘟囔着交易指令，让照相机记录下自己的一切。似乎一切都处于宁静之中。 （本文编译自美国《名利场》杂志6月号，作者为Christopher Bateman，本刊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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