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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与决心  建国以后，我们非常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以便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一九五○年六月，发生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不久，美国又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省。同年十月一日，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举进攻，并向我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图们江边逼近，还以空军侵袭我国东北地区。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一场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对于这样一场战争，打还是不打，要定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还是下决心打，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迫使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者在遭受惨重伤亡以后，不得不进行谈判，停止了侵朝战争。这再一次体现了我党我军和中国人民的战斗威力，也再一次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 当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中央军委就决定由邓华同志率领的战略预备队和四十二军，由河南北上，开赴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以为防范。在此之前，我们加紧对据守沿海一些岛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进攻，解放了除台澎金马以外的所有岛屿，这为我们放手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八月份，朝鲜人民军的反击战已经进到洛东江边，解放了大部分国土，正向大丘、釜山进军。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析研究后认为，美帝国主义决不会甘心失败，它有海空军优势，可能会反扑，朝鲜人民军孤军突出，后方薄弱，朝鲜战局很可能出现曲折和反复。所以八月五日，我根据军委决定，向战略预备队发出电令：“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但是由于准备工作过于繁重和急迫，难以在八月份内就绪。八月十八日我再次电告邓华同志：“请加紧督促，务于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果然，九月十五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接着就大举北进，迅速向我国边境地区逼近。由于我军已有所准备，所以十月份我志愿军部队能及时北上，进入朝鲜，制止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阴谋。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预见到战局会出现曲折，及时组建战略预备队，我们就很可能措手不及，贻误战机。 当然出兵朝鲜，要解决许许多多的思想问题。我们开始公开指责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有些人害怕起来，认为眼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打仗，中国会吃亏。我们采取各种形式，及时做思想工作，稳定了这部分人的情绪。 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真知灼见，不是对党、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具有坚强的信心是做不出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 一九五○年九月，在总参谋部进行紧张部署的同时，三十日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当时中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出兵援助朝鲜。杜鲁门总统立即将这个信息转告给了麦克阿瑟。同时美国政府放出空气，声称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但是十月二日凌晨，我们得到情报，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已经大举越过了三八线。 当天，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即发出指示：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得很好，它同我们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了，使全国人民知道，不仅是抗美援朝，还有保家卫国的问题。所以，这个口号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了。 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调彭德怀同志去。他当时在西安，十月四日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在会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出兵朝鲜的主张。他说，我们跟美国打，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是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彭德怀同志在会上的坚定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一天，彭德怀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立即赶赴东北前线。十月十日，彭德怀同志来电请示：“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将集结到第一线的十八个师全部进入朝鲜，以争取兵力优势。我们报告后，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又一次肯定了出兵的必要，他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我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面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十月十八日，中央指示我们下达命令；“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江。”十月二十五日，美军进到离鸭绿江约三十多公里的大馆洞。就在这一天，我们同敌人接火，开始了第一次战役，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序幕。 当时敌人在朝鲜战场第一线的兵力有十个师另一个旅，共十三万多人。我们一下就出动了十八个师。如果按原计划我们先出动六个师，就会出现被动局面。由于我们有了兵力优势，再加上我军觉悟高，素质好，勇敢顽强，所以一人朝就连战皆捷，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年定下出兵朝鲜的战略决心，这一步棋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确实是英明的。如果听任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在朝鲜得逞，那么它还将迫使我们在另一个战场上同他们较量，那我们就会很被动，中国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我们打得很好，迫使美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敢把战火引向我国境内。据总参谋部在战争结束后的统计，三十七个月美军战斗减员是三十九万人，平均每月伤亡达一万多人。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十三个月，也有不少伤亡，但比美军要小。另外，美军消耗的战争物资是我们的几十倍，元气大伤。 通过抗美援朝，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任何侵略者的坚强信心。相反，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出现了空前的互相埋怨和失败主义情绪。在朝鲜战争期间，不论是白宫、国务院还是五角大楼的官员和外交人员，都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已经陷在朝鲜了，天晓得会出现什么事情”，“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要补足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就必须把现在美国的军队调光。”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就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错误的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朝鲜，它估计我们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经济上困难也很多，不敢到朝鲜同它较量。麦克阿瑟调动美军在仁川登陆时，倒是作了应付我军攻取台湾的准备。这是美国侵略者在战略估计上的致命错误，也就必然导致它在朝鲜战争中遭受惨重的失败。 工作重点移向抗美援朝 志愿军出国作战以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就主要是抗美援朝战争了。 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迫使敌人退到三八线以南，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在朝鲜战争中，总参谋部经常根据前线的敌我情况，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我们代拟的作战电稿，看得很细，很慎重，经他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我军先后对疯狂冒进的南朝鲜伪军第八、第六、第一师和美军骑兵第一师等部予以迎头痛击。经过十二昼夜的作战，东西两线我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人赶到了清川江南。 初战胜利，我军受到很大鼓舞，心里有了“底”了。但敌人仍对我估计不足，先是估计我不会出兵，这时又估计我不过是“象征性出兵”。根据这种情况，我军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的战术，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再寻机歼敌。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作了错误判断，以为我志愿军入朝不会超过五万人，并不是一支很大的力量，遂发动了“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向北展开全线进攻。战役的大体进程是，在西线，我军将敌诱至预定地区，以强有力的部队穿插其后，随之发起了强大反击，给了美伪军三个师以歼灭性打击。在东线长津湖地区，我军包围了美军第七师和陆战第一师，予以重创。这就是志愿军震惊世界的第二次战役。这次战役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结束，一个月内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迫使敌人全部退到了三八线以南。 第二次战役以后，为了配合我国代表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占我领土台湾的斗争，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军接着就发起第三次战役。当时彭德怀同志从前线报告，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又据敌情报告，在第一线兵力上，我军不占绝对优势（只比敌人约多两到五个师），因此，我也建议，战役推迟两个月打为好。但毛泽东同志为配合政治斗争，仍决心要打。于是，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将敌人赶到了三七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一万九千多人。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我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经我第一、二、三次战役打击后，美伪军士气沮丧，互相埋怨，内部矛盾加剧。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西线以美军为主，东线以伪军为主，集中了十六个师、三个旅以及大量的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坦克部队，以西线为主攻方向，发动了持续八十多天的攻势。我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和反击，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美伪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每天却只能平均前进一点五公里。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我们不断得到情报，美国从国内抽调兵力，新组建了一个军，正积极准备，企图在我军侧后登陆。为了粉碎这一阴谋和继续大量杀伤敌人，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一日，我军对转入防御之敌发起了第五次战役，经过一个月的英勇战斗，共歼敌八万余人，迫使美伪军重新退到了汉城及其以南地区，放弃了侧后登陆计划，并于七月接受停战谈判。但第五次战役中，我军东线某师在转移时，由于部署不周，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这一方针。 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后，美伪军为了对我施加压力，妄图争取有利于它的停战协定，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对我军发起所谓“局部攻势”（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夏季和秋季攻势），我军又歼灭了大量敌人。在不断粉碎敌人攻势的激烈斗争中，我军越来越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已能更好地掌握战争的规律。这时，毛泽东同志适时地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指战员创造了在朝鲜战争中有重要意义的坑道工事。这一创造得到推广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形成了一道强固的“地下长城”。随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也就是一小口一小口吃掉敌人的办法。我军运用这种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了许多小歼灭战，虽然每次只能吃掉敌人一个连，甚至一个排，但集中起来，比前一时期的歼敌数并不算少。我们不仅守住了三八线，而且到一九五一年底约半年的时间里，我军又歼敌二十五万多人。 一九五二年，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北方进行了化学战、细菌战、大规模战略轰炸等种种罪恶活动，同样为中朝两国军队和人民所粉碎。 一九五二年十月，美伪军仍不甘心失败，先后集中了六万多人的兵力，四十三天内向我上甘岭阵地进行了九百多次冲击，我军依靠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坑道工事等坚固阵地，粉碎了敌人的连续进攻，守住了阵地，歼敌两万五千多人，这就是名闻中外的上甘岭战役。这次战役表明，我军创造的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已经抵消了敌人的空军与炮火的优势，我军的阵地已经是不可攻破的了。 一九五三年，为了打击敌人的拖延谈判、无理阻挠，和妄图争得所谓“光荣停战”的幻想，我军发起了三次强大的夏季攻势。其中的金城反击战役，我军一昼夜内突破了敌人宽二十五公里，纵深达十公里的主要防御地带，给了美伪军以沉重的一击。整个夏季攻势，我军共歼敌十二万余人，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于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以上就是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行动的主要过程。 关注和筹划朝鲜前线的军事行动，是我在总参谋部时候的主要工作，那一段确实是相当累的。 除了作战行动以外，我们在朝鲜战争方面还进行了以下几件主要工作。 朝鲜人民军的武器装备是苏式的，比我们当时的水平要先进。但是，朝鲜的兵员比较困难。南北朝鲜共三千万人口，北部人口比南部要少，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从兵源来讲，他们要应付大规模的战争确有困难。因此，一九五○年一月，金日成同志派金光快等同志到中国来，要求接回一万四千名朝鲜籍战士。这些战士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我军，以后又随四野转战来到内陆的。金光侠同志来后，中央指示我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经过谈判商定，我们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金光快同志说：“我们除了现有装备以外，没有多余的武器，这一万四千人编入部队后，要重新与苏联交涉购买武器，往返需要很多时间，可否请中国同志给予装备。”我答复说：“我理解朝鲜同志的需要，待我请示中央以后再答复你。” 我认为朝鲜同志的要求原则上是可以答应的，究竟给多少，应该根据四野的情况酌定。 此事我于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了报告，事隔一天，中央就批示同意我的意见。当总参谋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圆满地将一万四千名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装备）送走以后，朝鲜同志是很满意的。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很快就想到了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是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保护好这座大桥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东北的同志给总参来电，请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大桥。我接到电报后，认为还是派出去好，就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写了报告，陈述了理由。很快就得到批准。经征得朝鲜同志的同意，我们对鸭绿江大桥进行了严密的保护措施，虽经美国飞机多次轰炸，基本上没有中断通行。 面对着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怎样才能弥补武器差距给我军带来的不利因素，减少部队伤亡呢？这是我们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为了充分发挥我军的特长，补充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但可以使志愿军兵员得到充实，而且经过动员，可以在国内部队中普遍提高我军的战斗意志。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后，我们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时，部队已经连续进行了四次战役，减员很大，正急待补充，当这些战斗骨干补充到前线的时候，大大充实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这对打好第五次战役和以后的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第五次战役以后，战线基本上对峙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部队的后勤供应仍然相当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下决心从朝鲜战场上抽回一部分部队，以减轻后勤供应方面的负担。毛泽东同志的决心是，一次抽回三十万人，到东北地区整训待机，这是一个很大的行动。我召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调回二十六万人的实施方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志愿军在朝鲜的供应有显著好转。 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组织部队入朝进行轮换作战。这样，既可以使国内的部队普遍获得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又可以使出国作战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轮换工作从一九五二年秋开始，分两期进行，到一九五三年春，得到轮换的部队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部队大批轮换开始以后，我们又组织国内各军事机关干部分批轮换，使这些机关干部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实战锻炼。这项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份开始，经过四个月时间就已分批轮换完毕。 通过这两项工作，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部分都受到了锻炼。我军有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经验，也有打蒋介石的经验，但是对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个什么样子，心中却没有底。朝鲜战场是个现成的大学校，部队和干部在那里学到了打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从而使我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一步。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我们一向重视情报工作，因为它是一个指挥员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作为总参谋部，必须掌握各方面的情报。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决策的可靠依据，为前方的战役行动提供取胜的有利条件。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一直让作战部和情报部合署办公，强调要他们千方百计及时掌握敌军各方面的情报。 在我军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在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一般说，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对敌情掌握得比较准，因而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五次战役以后，有一次接到前线报告，部队发现在元山附近的海域有两艘敌舰在活动，前方有些紧张，以为敌人有什么新的动作。我召集情报部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敌人不会有什么大的活动，可能是演习、侦察、威胁，或者是对我军的佯动。后来我将自己的看法写了报告，毛泽东同志还在“佯动”二字边上批示：“同意聂注”。 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建国以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加速恢复国民经济，钢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的六十万吨；粮食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亿斤增加到二千四百九十四亿斤；其它生产部门也有比较大的恢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对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是有利的。但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连年战争，经济凋敝，我军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敌，型号杂乱，后勤供应手段落后，组织机构不健全，这些又是我们很大的弱点。而美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后勤供应的手段也是现代化的。所以，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在朝鲜战争中集中了大兵团连续作战，战争物资的消耗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两年多的抗美援朝，仅从国内运出的各种物资就有二百六十多万吨，品种达九千多种。往往一次战役就要消耗很多物资，一九五三年夏季攻势中一次二十多分钟的火力急袭，就用了弹药一千九百多吨。抗美援朝中，我军的后勤供应始终是在敌人空军的封锁破坏下进行的，工作极其困难，装备、物资损失也很大。出国作战不久，有个汽车团一次就被敌机炸掉七十三台车（当时一个汽车团只有一百多台车）。三登车站一次被炸，就损失物资八十多个车皮。 物资消耗损失如此巨大，我们出国以后的后勤工作，再沿用过去在国内作战的那一套办法，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了。过去我们是打到哪里吃在哪里，完全取之于民，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所以没有想到后勤方面会有那么多问题，一入朝参战，才发现问题很大。我军身在国外，就地取给有限，即便能缴获一些敌人的物资，往往多被敌机炸掉，所以物资供应主要依靠国内。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同志，他从红军时代就当后勤部长，是一个老后勤了，人很勤奋，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想了好多办法，不幸后来得了癌症，病逝于苏联。当时我和他打交道最多，我们一起研究，想方设法保证前方的需求。后勤方面的电报也最多，每天都是一大叠。 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在志愿军准备出国前夕，恩来同志多次听取后勤保障工作的情况汇报或出席有关的会议，对出国部队的粮食、被装、武器弹药等的供应，交通运输，伤病员救护治疗，后勤干部的调配等等，都一一作了明确指示。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第一批志愿军出国时，走得非常仓促，冬装要得很急。恩来同志多次给总后勤部打电话，催问冬装的生产、调运情况。入朝初期，为紧急解决部队的干粮问题，他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面，从东北一直炒到长沙。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 我们在后勤供应上特别重视东北地区，因为那里是转运站和志愿军的后方基地。恩来同志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仍多次要我们询问东北在后勤保障方面有什么问题，还派人到现地了解情况，亲自拟定解决问题的实施方案，要总参、总后对东北的困难，一定全力以赴地帮助解决。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恩来同志要我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取汇报，并且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那次会议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国内的后勤保障工作有了较大的加强和改进。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志愿军所取得的后勤工作经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如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原计划以两个军、两个师的兵力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就是因为所需粮食运不上去，被迫取消了两个师，影响到取得更大的战果。东线部队入朝仓促，准备不足，就更困难了，部队不仅吃不饱，而且冬装太薄，难以御寒，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和后勤供应方面的困难，他们本来是可以在长津湖东部消灭美军陆战第一师的。当时美国自己的广播已经宣布它那个陆战一师完了，但后来却从海上跑掉了。 随着战线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供应更加困难。第四次战役时，粮弹补给的困难尤为突出。例如，因为炮弹不足，使进攻的步兵得不到有力的炮火支援而大大影响了战果。步兵因弹药缺乏，有时不得不用刺刀与敌人拚杀。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在县里地区突破敌人防线后，因等待补充粮弹，曾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有利战机。 我军还包围过许多股团、营规模的敌人，也因为火力不足，没有能够予以歼灭。有的部队因供应不上，被迫后撤，严重地影响了作战任务。总之，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因粮食、弹药等供应不及时，在作战中或被迫停止进攻，或加重了自己伤亡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到后来，敌人摸到了志愿军的规律，知道我们进攻作战主要靠部队本身携带粮食、弹药，而且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美军称我们为“礼拜攻势”。在一个星期内，它们往往掩护退却，不跟我军硬拚，但过了一个星期，估计我们的给养快完了，就开始拚命反扑。运动战后期，我军就吃了这样的亏。 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美援朝经验证明，这仍然是进行现代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进行抗美援朝，虽有预见和准备，但从决定参战到入朝，是很仓促的。大约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准备不足，再加上没有出国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因而出现了上述教训，后勤供应在一段时间里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了战果。现在，应该接受这些教训，平时就要根据军队现代化建设与作战的需要，在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后勤建设和储备必要的作战物资，一旦有事，使后勤能起到“先行”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志愿军党委作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后勤工作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中央军委同意志愿军党委的这一指示，于五月十九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并且批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指挥后勤的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工作。此后，后勤工作逐步有了改善。 在前线，为了减少供应层次，统一撤消了兵团后勤部，开始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一方面，大量的物资弹药储备在各个分部和兵站，供应所在区域的军队；另一方面，加强军、师后勤的建制力量，提高其保障作战的能力。这样一来，作战部队本身不必携带那么多东西了，走到那里，都能比较迅速地得到供应，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为使后勤适应作战任务的要求，各后勤分部又受所在地区的兵团司令员指导。这样，可以使后勤分部能够及时了解作战意图，得到必要的指示，适时地供应作战部队的需要。 除了供应体制的改进以外，在战争中实行全军动手，加强兵站运输网和后方工程建设，在后勤战线开展爱物资、爱车辆、爱伤员的“三爱”活动，利用可以利用的战区物资和战场缴获，等等，这些对取得战争胜利也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作了上述种种努力以后，过去后勤供应上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比较大的改进。后来的上甘岭战役、金城反击战役，后勤供应就是实施了这种高度的机动和集中，才比较顺利地保证了战役的充分需要。 抗美援朝经验证明，坚持供应体制与指挥体制相一致的原则，加强对后勤工作的统一组织领导，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建成兵站运输网，这是志愿军后勤工作逐步走向主动的成功经验。今后，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和认真研究这些经验。 志愿军后勤工作的许多重大改进，都是洪学智同志在那里具体组织实施的。当时他是志愿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员，为改善后勤工作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是很有成绩的。 拿吃饭问题来说，由于敌机频繁的轰炸扫射，粮食运不上去，运上去了，又不敢做饭，生火冒烟，往往招致敌机轰炸。没有办法，在紧张的战斗中，不少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应该说，炒面在运动战时期是起了作用的。可是炒面拌雪吃，很容易腹泻。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同时部队还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生豆芽，磨豆腐，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常对总后的同志讲，要搞炊事车。这个东西在苏联军队的编制上就有，一个团还有一个面包房。面包不容易坏，便于储存，吃了也好消化吸收。苏军靠炊事车，午晚餐都保持一菜一汤，汤里有时还有牛肉，象冬天的气候，能吃到一碗热汤，那就很好了。还可以多搞些罐头，罐头保存的时间长，有的可以做成一个班吃的大罐头，很方便。最近我还对总后的同志说过，要靠炊事车、面包、罐头解决好部队战时的吃饭问题。其实，这些并不困难，我们完全可以搞。吃饭问题，仍然是涉及我军战斗力的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穿衣问题，开始也有许多困难。朝鲜气候寒冷，冬季作战，气温常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以下。出国之前，对朝鲜气候特点缺乏了解，有的部队没有携带必要的冬装，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朝鲜战场山岳丛林多，衣服容易挂破，损坏快。敌机封锁和经常投放凝固汽油弹，也造成了我军被装的损失。还有别的一些困难。但这与“吃饭难”相比，问题容易解决些。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志愿军的穿衣问题解决得还是比较好的。朝鲜作战经验证明，军装搞得太厚了也不行，太厚了笨重，同样会影响作战行动。未来战争中，穿衣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应该在有利于作战的前提下，尽量把衣服做得轻些，以减轻战士负荷。总之，要因地制宜地解决好部队战时穿衣的问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敌机集中力量轰炸封锁交通运输线，我军无论火车还是汽车运输，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东北开过一次运输会议，主要研究铁路运输问题，是由吕正操同志主持的。会议反映，当年朝鲜境内出现了少有的水灾。自从七月份山洪暴发和敌空军实施“绞杀战”以来，朝鲜的铁路、公路损坏的情况极为严重，由于换修材料不能及时供应上去，中断的时间比通车的时间还长。加上当时朝鲜的火车站多数是一两股道，会车很困难，前方需要物资又紧迫，不得不连续前运重车，空车不能及时返回，积压车皮五千余辆，形成严重堵塞。 到一九五一年秋季，朝鲜战场需要的车辆已占全国铁路车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棚车占百分之六十。数量如此之大，成为我们后勤供应工作的一大难题。当时，运输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了把前方需要的粮食、油料、弹药、杂品及空军、炮兵、坦克部队和供应朝鲜人民军的物资，还有铁路器材等等运上去，只是九月下半月到十月底，就需要长途运送一万二千个车皮。而按铁路运输能力，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半月也只能长途运输六千车皮。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指示主要运粮食、被装和油料，其它东西尽量少运，以保障前方最起码的需要。我们按照这个精神，积极组织抢修抢运，终于完成了运输任务。 为了对付敌机轰炸，力争完成运输任务，我们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重要地段、桥梁和交通枢纽，增加高射炮火；在后方运输沿线组织地面各种火力（主要是轻重机枪）集火射击低空入侵的敌机；派歼击机部队在一定地域内掩护巡逻，与敌机斗争，以减轻对我地面运输线的压力；严查潜入我后方的敌特，以切断其地空联络；修筑铁路、公路的迂回线路；沿途增加防空掩蔽部；广泛设置防空哨，克服夜间行车的种种困难；在可能遭受破坏的地点，预先准备好抢修材料，有的地点还修建了备分桥、水下桥，等等。 另外，调铁道兵五个团的兵力到前方，重点配备在咽喉地段，限期修复桥梁，整理线路。我们的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他们去了以后，朝鲜的铁路桥就成了“炸不断的桥梁”，他们的口号是“敌随炸，我随修，路随通”。他们凭勇敢和技术，把大量抢修器材贮存在桥梁附近，敌人一炸，立刻进行抢修，很快就修通了。在保障铁路畅通的斗争中，涌现出象杨连第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在公路运输方面，我们的汽车司机也创造了许多对什敌机轰炸扫射，保障安全行车的好办法，汽车的损失率从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到后来降为百分之零点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加强后勤运输，成立了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指挥军管局、铁道兵团，及掩护铁路交通的高炮部队。与此同时，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还组织了强大的汽车运输部队、装卸部队、警卫部队、通信部队等，以保障交通运输线安全畅通。从组织上，又抽调了一批有军事指挥能力的干部到后勤岗位上来，使整个后勤工作得到了加强。 运输战线上的辉煌成绩，是我们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抗美援朝经验证明，现代战争中前后方的差别越来越小。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对我军后勤供应线的种种破坏，把大批物资及时地供应作战部队，后勤部门必须配备既懂后勤又懂军事的优秀领导干部，加强战斗化建设。这种趋势，越来越为各国军队所重视，我们有切身体验，更应该重视。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后勤部门依靠本身的战斗化措施，采取多种方法，积极组织对空斗争，保障运输线路畅通，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志愿军更换装备的问题。 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我们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虽然口径、型号不同，我们宁肯全部换装，也只能去找苏联帮助。苏方表示，可以贷款给我们，然后用这项贷款购买苏联的武器弹药。 在朝鲜战局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时，美国原来估计苏联可能会出兵的，但是苏联没有出兵，只是派了一部分空军和高炮部队，在后方担任掩护任务。苏军几个高炮团配备在铁路枢纽或重点地段，空军则规定不越过“三八线”，当时在配合中朝军队防空方面，还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对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从物资和道义上给予了支援。苏联为什么不出兵呢？是怕苏美两家打起来会引起。 从一九五○年以来，我们共向苏联借了五十六亿旧卢布（约合十三亿四千万美元），主要用到了朝鲜战场上。当时为了换装，我们从苏联买了一百个师的装备，第一批是三十七个师，其中分出几个师的装备给了朝鲜人民军。就这样，我们逐步换成了苏式的武器装备，并且建造了一系列军事工业。 武器装备杂乱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以后逐步解决了。从朝鲜战争的巨大消耗看，今后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必须做到系列化，立足国内生产、并保持适量的储备。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还证明，后勤装备必须与战斗装备相适应，后勤才能随部队机动而机动，保障作战胜利，否则，即使战斗装备很先进，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了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应该抓紧后勤装备的列编列装工作，纳入全军装备系列统一发展。要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成果，逐步实现后勤指挥手段和保障手段的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员抢救、后送、治疗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在朝鲜战场，在后方，都发扬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迹和经验。今后，我们必须在着重加强战场抢救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如何组织好重伤员的后送工作，并且要十分重视野战医院的建设。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敌人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朝鲜半岛的地形对它们发挥海空军优势也十分有利。我军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后勤保障工作经验，十分宝贵和丰富。武器装备越是现代化，后勤保障工作就越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就不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在建军工作中，仍然应该认真地研究、借鉴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后勤工作所取得的多方面的宝贵经验。 总之，抗美援朝是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我们虽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战胜了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但支援了朝鲜同志，也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且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可贵经验，促进了我军的建设。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他们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严重的打击，也正是从这场战争里开始走下坡路了。而我们新中国的地位和声望则大大提高了。在这场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不朽！ 中央对这场战争的结局问题是早有考虑的。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中央就有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宣言中说：“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战争是一种综合较量，胜负要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不可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以外获得战争的胜利。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美军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我们如果向南推进得太远，就会出现第二次仁川登陆的可能。同时我们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也很难维持那么长的后勤运输线，战线推到南部以后，供应方面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我们坚守住了三八线，打了象上甘岭、金城反击战等那样的过硬战役，已证明美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防线，而它的防线倒反而有被我们进一步突破的可能，美国才表示愿意停战，朝鲜也同意，于是大家就停在了三八线上。 麦克阿瑟开始狂妄得很，一心想过鸭绿江，他是个大资本家，在南朝鲜有工厂。志愿军给了他几次迎头痛击，但他不肯认输，极力想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来。美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在碰了几个硬钉子以后，不敢再冒这个险。于是，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李奇微接替了他。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凌晨两点，东京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条消息，把麦克阿瑟的四个职务全撤了，当时他本人一无所知，后来他到国会里去大骂。这就充分说明美国内部对朝鲜战争的争论是很激烈的。 杜鲁门担心的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以后，会象日本侵略军一样陷在中国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打朝鲜战争在国内和全世界都不得人心。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获胜，就是因为他的竞选口号有这么一条：如果他当上总统，就停止朝鲜战争。我们当时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把战争限制在朝鲜是可能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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