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图右边的一大片红瓦房，就是现在的汉口汉润里
汉润里主出入口经近期整治后的外立面
1938年3月1日在汉口汉润里42号编辑出版的《七月》半月刊第10期封面
1938年3月1日在汉口汉润里42号编辑出版的《七月》半月刊第10期目录。本期刊载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论鲁迅》。 一 著名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胡风（1902—1985年），湖北蕲春人，本名张光人，笔名有谷非、高荒、张果等。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1933年被驱逐出境。1934年与青年作家梅志结婚。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胡风先生于1938年3月31日在汉口拍摄 1902年11月，胡风出生在蕲春县下石潭乡中窑村，幼年从事过牧牛和拾柴草一类劳动，与穷苦孩童为伍，十一岁才上村学。1920年，他考进了省城武昌的“启黄中学”（位于今天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朱家巷），在此求学期间，他常去武昌横街头书店街看书买书，也到附近的“中华大学”去听暑假演讲会，还常去离启黄中学不远处的、董必武主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校”会会老乡。同时，他开始尝试撰文投稿，锲而不舍，金石为开。1922年12月，他撰写的文稿、署名张光人的杂文《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终于在武昌启黄中学求学期间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 胡风在考入了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后的1923年3月，启程离开武昌去到南京继续求学。他在积极参与“五卅学生运动”后，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了清华大学英文系。 1929年秋，胡风赴日本“庆应大学”留学，参加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研究会，与日本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普罗诗人等发生了友谊交往。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 1933年2月20日，日本警方逮捕了活动在地下的普罗文联负责人、小说《蟹工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并严刑拷打。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当晚暴死于狱中。小林的被捕和暴亡，震惊了日本和全世界。 胡风在悲愤中，以“中国文总”的名义写了一个电文，表达中国人民向小林致敬，向小林告别，向大日本帝国抗议与示威。该电文寄给《普罗文化》发表了。1933年3月18日，胡风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课秘密逮捕，一直关押至6月，日本警方终因罪证不足对他免于起诉并释放了他，但条件是必须立即被驱逐出境。1933年6月15日，胡风一行十多人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到了上海。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1936年春解散。上海市于1980年颁布“左联会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 几天后，周扬陪着鲁迅先生来到韩起家看望胡风（内山书店离此不远）。欣喜之余，胡风同时感到内疚，自己本应该先去拜会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但先生却很坦然。先生坐定后，便直截了当地谈到和“第三种人”的斗争。接着又谈到上海文坛的复杂性，左翼内部所受到的种种破坏……。先生谈话时，态度很平静，不时表现出对胡风的信任，有两次甚至提到，你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这使胡风感到很惶恐：自己初来乍到，一无资历，二无威望，怎么能够参加这样复杂的斗争呢？先生对他的器重使他深为感动。这第一次见面后，胡风便与鲁迅先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工作和写作中遇到困难时，他都来听取先生的意见，接受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很快，胡风就在上海出任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长，不久之后改任为行政书记。
夏征农题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牌匾 胡风在左联工作期间，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家里遇见了为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左联盟友募捐的屠玘华。她笔名梅志，祖籍江苏武进，1914年5月出生于江西南昌，梅志是刚由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后加入“左联”不久的女青年。 在这次邂逅之前，胡风就听说过这位工作认真的小姑娘，对她很有好感，见面后，梅志的美丽和清纯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后来对梅志坦白，这次见面后，他就再也无法忘记梅志那穿着浅蓝色旗袍的身影了。后来，胡风和梅志接触的机会渐渐多起来。他发现梅志不仅美丽而且单纯，完全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那些世故而又精于算计的女子，胡风深深地喜欢上了梅志，每天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要见到梅志。 胡风真挚而又火热的情感打动了梅志，1933年底，19岁的梅志与31岁的胡风在上海结为伉俪，梅志成为了胡风最忠诚、最温存、最体贴入微的终生伴侣和挚友。婚后，梅志一边学习料理家务，一边帮胡风抄写文稿，在胡风的指导下，梅志的文学水平迅速提高，开始尝试写作与编辑，1934年，她写成散文《受伤之夜》，这是梅志的处女作，也是她正式开始以“梅志”为笔名所发表的作品。 1934年初冬，胡风因受到一次政治上严重的造谣中伤，于是愤而离职左联，从此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职业作家生涯。
胡风与夫人梅志1934年摄于上海 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逝世。胡风曾记叙“他马上感到四周一下子都成了混沌，眼前一片漆黑……他还象过去一样，急步走过客厅，上了楼……他见到，先生安静地躺在床上，面容和昨天一样并无大变化，但闪电一样地感到，那双智慧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鲁迅先生逝世当天，胡风是最早到先生家的人之一。胡风来到时，除了鲁迅夫人许广平，还有鲁迅的朋友日本反战作家鹿地夫妇，以及正在为先生画像的青年作家兼画家曹白，之后冯雪峰也赶来了，宋庆龄也及时前来吊唁。鲁迅先生逝世讣告和“讣告送至名单”等诸多文字起草事宜，也都是胡风亲手所写。
为鲁迅先生抬棺的十二位作家
鲁迅先生丧仪场景之一 当时新式葬仪中的抬棺人，已与往昔的抬棺粗工不同，大抵是逝者事业的合作者或继承人。为鲁迅抬棺的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 在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和下葬时，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写有“民族魂”三字的旗帜，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场面十分感人。为鲁迅先生抬棺的十二位作家中就有胡风，另外还有萧军、黎烈文、吴朗西、周文、靳以、姚克、黄源、张天翼、曹白、巴金和日本友人鹿地亘。对于生者，这当然是个荣誉。鲁迅先生逝世后，胡风被文化界公认为是鲁迅精神的代表继承人。 四 胡风曾指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就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号召作家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 于是，当年很多年轻人就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创作，写出了许多非常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从而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艾青、田间、邹荻帆、艾漠(贺敬之)、路翎、绿原、徐放、刘雪苇、牛汉、鲁煤、阿垅、鲁藜、贾植芳、王元化、何满子、欧阳庄、冀汸、胡征、曾卓、郑思、彭燕郊、朱谷怀、晋驼、何剑薰等，他们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1982年11月，胡风八十寿辰时，与前来看望他的路翎、绿原、牛汉等“七月派”作家合影留念 胡风在抗战期间创办的《七月》杂志，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统区最早创办的进步文艺刊物，前后共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上海创刊了《七月》周刊；然后在汉口汉润里42号创刊了《七月》半月刊；最后在重庆武库街创刊了《七月》月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由于时局混乱，条件艰苦，很多报社不堪重负，停止了一些大型文学期刊的发行。当时大型的刊物如《文学》、《中流》、《译文》、《作家》等纷纷停刊。虽然之后茅盾靠一己之力，将四大刊物合刊为《呐喊》，但胡风却认为“把五四时代鲁迅先生的书名作为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中的刊名，但到底和时代的感情不大相应。”之后，《呐喊》周刊虽更名为《烽火》，但该刊还是陷入了一种观念性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文学上比较薄弱。 胡风曾经说过：“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因此，我就和朋友们凑了几个钱，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是用一张纸折叠成的十六开本），这就是《七月》创办时的情况和办《七月》的主要宗旨。”
1937年9月18日在上海出版的《七月》周刊第二期 胡风在1935年评论黄源主编的《译文》杂志时指出：“一本杂志也是一篇创作，那里面的文章就是题材”。如果把《七月》杂志看成是胡风创作的一篇文章的话，可以说，“鲁迅”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胡风作为鲁迅的精神衣钵传人，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大力提倡鲁迅的启蒙精神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试图通过《七月》杂志来“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他不仅团结一大批进步的青年作家和木刻家投身于抗战的宣传之中，而且也以富有理论远见的批评文章指导青年作家在鲁迅精神旗帜的引领下，为追求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创刊于上海，刊名之所以取名为“七月”，是为了纪念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欢迎这个全面抗战的发动期底到来”，另外，“七月”两字采用鲁迅的手迹墨宝，则是为了表达对鲁迅的纪念。可以说，《七月》杂志由此把宣传抗日战争与纪念鲁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弘扬鲁迅精神，而且也以鲁迅精神来指导抗战宣传工作。 《七月》周刊在上海共出版了三期，这三期所刊登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受到鲁迅影响的进步作家，如胡风、萧军、萧红、曹白、端木蕻良、艾青、刘白羽、丽尼等，另外，还刊登了一些美术作品，如李桦创作的木刻《被枷锁着的中国怒吼了》和《旗手》、野夫创作的木刻《保卫我们的城池》、陈烟桥创作的漫画《我么也要去杀日本强盗，给我们枪呵！》。总的来说，这些文章、诗歌和美术作品的主题都是宣传抗战的。
《七月》周刊第二期上的陈烟桥漫画：给我们枪呵！ 《七月》周刊第二期刊登了胡风的诗歌《给怯懦者》，这首诗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呼吁在抗战时期怯懦的人们拿起武器反抗敌人。 《七月》周刊第三期还刊登了鲁迅之子周海婴手写的儿歌《打日本》。周海婴当时只有8岁，杂志在刊登这首儿歌时采用了周海婴稚拙的手迹，更形象地表达出作为鲁迅之子的周海婴反抗日寇的精神，很好地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标志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因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形势日益复杂多变，9月11日胡风在上海创办的《七月》周刊，至9月25日出版第3期后就被迫停刊了。 与此同时，胡风从上海撤离去往武汉，10月1日到达汉口，他的好友熊孑民亲自去码头，将胡风接到汉润里42号楼上安顿住下了。梅志和孩子此时还暂住在湖北蕲春的胡风老家。胡风在去武汉途中的轮船上经过老家蕲春时，虽然是那么想念结婚以来首次别离的年轻妻子，不知她和孩子过得怎样，但因要在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等工作繁重又紧迫，所以，他忍住没有下船回家而只在想念中口占小诗一首：“午夜凭栏望，乡园一梦横。欲呼卿小子，云水了无声。” 五 汉口汉润里是由业主周五常（亦名周扶九）于1917年兴建的石库门里分（上海人称为里弄），他作为一个江西人在汉口经商致富后，为了润泽乡里，故将此新落成的里分命名为“汉润里”。1921年周五常在上海去世后，周五常的家人遂将汉口汉润里卖给了当时的湖北首富程拂澜。 汉口汉润里今位于武汉市南京路与黄石路之间，西至中山大道，北通文华里。里分内有纵横6条巷道，建筑格局是一栋一号，正门对正门，后门对后门，正门相对的是4.5米宽巷，后门相对的是3米窄巷，面临大街的100多米，则都是商铺。抗战时期的汉润里42号，经考证，应该就是汉润里主通道最后的那一栋，该房屋的现状与胡风笔记中的描述完全相符。 2015年3月22日，笔者陪同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教授，寻访找到了汉口汉润里42号，当年的42号就是现在的汉润里35号。1937年至1938年的门牌号码，是将汉润里临大街的商铺门面也编入了汉润里，主要是因为当时汉润里1—42号的产权，全都属于程拂澜与程子菊这叔侄俩的程家。1946年1月，武汉三镇的街道里巷重新编排了一次门牌号，汉润里的商铺门面此次则被编入了中山大道序列，所以，汉口汉润里的门牌号就只剩下了1—35号并沿用至今。
左起第三位是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教授，她与笔者（左二）等陪同人员在当年胡风主编《七月》半月刊的汉口汉润里42号（今35号）旧址合影留念
当年胡风主编《七月》半月刊的汉口汉润里42号（今35号）旧址
图中的红瓦房就是至今保存较好的汉口汉润里 熊孑民出生在武昌，个高稍胖，早年他与董必武有过密切交往。1927年冬，李达与邓初民、熊得山、张正夫、熊孑民等，在上海重庆路马安里204号创办了“昆仑书店”，李达任主编，主要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革命读物。从此以后，熊孑民便在书刊出版界崭露头角，成为了业内小有名气的商人。他为人忠厚，非常善于与人打交道，其实，熊孑民的真正身份则是专为“中共特科”秘密工作的一位无党派人士。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熊孑民的家曾搬迁到桂林城中的六合路29号，此时他的家就与“中共特科”名人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李克农的“家”，是共用一个院子的邻居。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爆发后，熊孑民一家从上海搬迁到汉口，租赁了汉口汉润里42号这座既身处闹市、又相对隐秘的独门独户两层楼房。熊孑民家虽然人口多，但他仅仅只居住了楼下一层，二楼则另有其他安排。 六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半个月后，蒋介石于9月11日发布命令，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管辖。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会议上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决定：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加强对长江沿岸以及南部中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对武汉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在这之前的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委员，负责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 董必武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于1937年9月初离开延安，经西安到达武汉，受到熊孑民等人的迎接并安排在汉口汉润里42号的楼上住了下来。从此，董必武与熊孑民一起开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筹建工作。
1938年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使用过的证章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牌 9月下旬，董必武委派熊孑民正式租赁了汉口府西路与府南一路交汇处的安仁里1号和2 号住房，该房东是董必武的黄安老乡阮先生。随后，董必武就从汉润里42号楼上搬迁到了安仁里1号居住，安仁里2号则作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办公用房，同时，董必武还委派熊孑民出面，在安仁里附近的东方旅馆楼上，包租了一个大房间，专门用作接待来访的客人。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安仁里2号正式成立，董必武任中共中央代表，李涛（亦名李湘龄）任处长。 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南京危在旦夕。11月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党政机关，从南京迁到武汉。12月初，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分两批迁到武汉。经报中共中央同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正式合并，此时机构扩大，人员骤增， 安仁里1号和2 号的房子已不敷应用。 于是，董必武找到自己的学生、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徐会之。徐比较同情共产党，而且也很敬重老师董必武，在他的帮助下，汉口市政府很快就将原日本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办公用房，同时，把中街90号、120号也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招待所。此外，还将原日本租界的成忠街53号也拨给了八路军武汉办事使用。
1938年，董必武与义女苏韦在汉口合影留念 1937年10月，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反复交涉，争取到了在国统区出版《新华日报》的权利，并开始在南京筹备出版。筹备中的《新华日报》从1937年11月下旬起，因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而向武汉撤退。迁至武汉后的社址先设在成忠街（今张自忠路）53号，随后社址又迁到了汉口安仁里邻近的“大陆里4—9号”。也就在这时，胡风首次与周恩来见面，从此，他就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直接指导下，在武汉三镇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大陆里原名希昌里，位于汉口府西路149号，该里分是“辛亥首义”名人蔡汉卿的房产。1937年，蔡汉卿将希昌里卖给了大陆银行后，这里便改名叫“大陆里”。 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大陆里创刊。当时的报社领导机构为董事会，由陈绍禹（王明）、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组成，陈绍禹为董事长；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任副总编辑，熊瑾玎任总经理。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华日报》，从“创刊号”开始就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在武汉出版的10个月时间里，《新华日报》共出版287期报纸，见证了当时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艰难历程。 1938年，胡风曾应华岗之约，为《新华日报》编辑文艺副刊《星期文艺》，由于当时胡风的工作实在是忙得无法分身，《星期文艺》办了四期后停刊。然而，《新华日报》在汉口整个办报期间所需要翻译的稿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胡风亲自翻译定稿的。
1938年在汉口拍摄的“新华日报义卖献金”
2015年3月22日，张晓风教授首次来到她父亲胡风在1938年工作过的“新华日报社”旧址（大陆里）瞻仰并合影留念 在董必武与熊孑民等人的具体操办下，1937年12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安仁里2号搬迁到了原日本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今长春街57号），安仁里1号和2 号的房子则改作了办事处有关人员的住所。 这时，李涛处长因工作调动到长江局军事组，所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则由钱之光接任处长。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其机关也设在此；同月，新四军军部从汉口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如此三方面的办事机构，实际上就是一个牌子和一套班子，武汉“八办”成为了中共在南方的联络中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广泛开展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并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集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输送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1938年10月25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撤离武汉，转往四川省重庆。 七 熊孑民在汉口汉润里42号居住时，家里的人口多，他们都挤住在一楼，胡风之后被安排住在楼梯间过道，二楼全部用于《七月》社编辑部所使用，一直用到1938年7月底。胡风来到汉口后，原本想创办一个叫《战火文艺》的新杂志，但是因为手续不全而未能成功，于是就重新恢复了《七月》杂志，并改为半月刊，重新编号。 1937年10月16日《七月》文艺半月刊第一期在汉口出版发行，其体量是在《七月》周刊的基础上，加大篇幅达到了三倍，在每月的1号、16号出版。编辑兼发行：七月社（汉口汉润里四十二号楼上）；编辑人：胡风；发行人：熊孑民；发行所：上海杂志公司总店（汉口交通路六十二号）；印刷者：新昌印书馆（汉口小董家巷电话二一零四五）。由于《七月》文艺半月刊上所印发行人熊孑民的孑字，与子字的区别不大，所以，从此之后熊孑民往往被一些人称呼为熊子民，作为当事人对此却很坦然随和，不论别人称呼熊孑民还是熊子民，他都会笑眯眯的点头答应。以至在新中国建国后，熊孑民就干脆改名叫熊子民了，在他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时，也是以熊子民登记签名的。
八 胡风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提倡个体性和主观性，希望文艺创作能自由并独立于政治工具之外，当时多次与文艺界领导如周扬等人的观点相冲突，最后，性情耿直的胡风因发表三十万言书而被批判入狱。 1954年3月到7月，胡风在友人的支持下，他写出了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且满怀信心地交给了中央。在这份“进言书”中，胡风提出了著名的“五把刀子”的说法，现在读来，亦仍令人肃然起敬。它从文艺发展的规律角度，对延安《讲话》发表后文艺路线的错乱进行了理性的指责：“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而所谓'重要题材’，有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 这“五把刀子”，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艺界“泛革命化”的可怕误区。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份带有浓厚“主观战斗精神”的没有丝毫奴性的文章，足以体现了胡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罕见的担当与责任。然而，胡风还是太“天真”了，天真到误以为自己的话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误把现实生活想得过于简单化。终于，灾难不期而至。1955年5月17号，胡风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名被捕，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从此，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而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之久。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由于胡风事件，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遭受摧残。多少人，只是为胡风鸣不平，或只是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就遭受牢狱之灾，或在不明不白中含冤而死。
1949年，左起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艾青、巴金 梅志和胡风伉俪，终生忠于“五四”文学革命由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自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制造出来之后，梅志理所当然也被关进监狱，七十个月后的一天，因她母亲去世停尸太平间而无人料理，公安机关这才放她出来办理后事，办完后就再没将她重新收监。于是，梅志便充当了家庭与胡风在监狱之间的唯一联系人。 当时，胡风已经被关押了十年，然而，梅志却还不知道胡风关押的地点，她曾鼓起勇气向公安机关提出探监的愿望，要求会见胡风，或写信，或送东西，但公安机关都一口回绝，说胡风什么也不缺，没有必要去看望，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
梅志和胡风伉俪的晚年合影 梅志有一天在北京的街上偶然遇见了聂绀弩，他告诉她，说有位老朋友在找她，这个人就是熊子民。梅志与熊子民相见后，心中有了底气，她于是大胆给公安机关写信，直截了当地说：“胡风的老友熊子民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责备我不向有关方面询问胡风的下落，因为这是法律人情都许可的……十年了，你们不让我与他见面，我简直无法给老朋友回信，无法做人了……”。 大约一周后，公安机关的两位干部来到梅志家，通知她可以去看望胡风，并要求她配合工作，要说一些有利于思想改造的话。临走时他们告诉梅志，何时在何地等车、换车，下车后怎样走到那里。从此，梅志终于又与胡风见面了。 九 在汉口汉润里42号创办的《七月》文艺半月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正式发行，首期除了重新刊登《七月》周刊所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外，还设立了“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在杂志封面刊登了《鲁迅先生在休息的时候》和《敌人炮火下的墓地》两张照片，另外还有惊百创作的木刻《鲁迅先生的一生》、聂绀弩的文章《人与鲁迅》、彭柏山的文章《“活的依旧在斗争”》、萧军的文章《周年祭》、萧红的文章《在东京》、端木蕻良的文章《哀鲁迅先生一年》、胡风的文章《即使尸骨被炸成了灰烬》等。 除此之外，胡风在发刊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提出了抗战中“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在今天，抗日的民族战争已经在走向全面展开的局势。如果这个战争不能不深刻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个战争底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那么，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小的。”胡风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对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一种表述，同时也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深刻地影响到了“七月派”作家的一些创作作品。 另外，《七月》半月刊也多次刊登关于鲁迅的消息。如《七月》半月刊第一期刊登了征集木刻准备在武汉展览的启事，“一以纪念中国革命文学之父，同时也是新兴木刻艺术底首倡者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一以纪念《七月》在武汉的发刊”。《七月》半月刊陆续刊登了一些征集到的木刻作品，如第一期刊登的沃渣创作的木刻《全民一致的力量》、第二期刊登的沃渣创作的木刻《饿死也不被汉奸收买》、第三期刊登的张慧创作的木刻《野火》、第四期刊登的野夫的木刻《曙光》和李桦的木刻《游击队员》、第五期刊登的李桦的木刻《被锁着的中国怒吼了》和力群的木刻《出征》等，这些进步的木刻艺术工作者大都是受到鲁迅影响而走上木刻创作道路的，他们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木刻作品大都以宣传抗战为主题，配合杂志所刊登的文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七月》半月刊第二期刊登了罗衣寒撰写的文章《记鲁迅先生周年祭》，描述了由武汉文化团体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祭大会的情况。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大早，胡风就和他的朋友们，来到汉口江汉关附近的一个露天场地，搭了一个简易的台子，上面挂的横幅写有：“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祭”。抗战初期的江城武汉，各路精英云集，使武汉三镇真正成为了战时实际上的首都。数以百计的抗日救亡团体行动起来了，“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举办的。上午的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往来的路人积极参与，将祭台围得水泄不通，上下互动，群情激奋。 下午，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转战到中山东路（今中山大道与黎黄陂路的交会处）的基督教青年会礼拜堂，继续举办“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祭”，此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胡风、郭沫若、洪深、冼星海、王莹、柯仲平、胡愈之等，他们都是鲁迅的“同志和战友”。在这次“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祭”的活动节目中，要数王莹女士的朗诵最受欢迎，她朗诵了高兰创作的诗歌《悼念鲁迅》，诗歌内容激动人心，王莹的咬字发音，铿锵有力，表情丰富，听众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散场时，有两个人被大家团团围住，一个是胡风，另一个是冼星海。胡风平常与人接触，亲切和蔼，他是这次“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祭”的主要筹办人。冼星海身体瘦小，说一口浓浓的广东话，大家即兴要他打拍子，一起唱了好几首抗日救亡歌曲。
《七月》半月刊第10期刊登的《毛泽东论鲁迅》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半月刊第10期，刊登了由大漠笔录的《毛泽东论鲁迅》一文，这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政治的角度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最后发出了号召：“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能在国统区的《七月》半月刊杂志首次公开发表，使国统区的广大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共领导人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不仅体现了胡风的勇气，而且对于推动鲁迅在抗战时期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月”半月刊杂志在武汉出版期间，与当时聚集在武汉和散布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作家以及青年作者建立了联系，他们通过各种文艺样式，首先是以报告、通讯、特写和木刻的形式，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抗战初期我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主要撰稿人有胡风、曹白、邹荻帆、聂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刘白羽、东平、田间、艾青、绿原、冀汸、罗烽、舒群、孙钿、草明、辛人、陶雄、丁玲、魏猛克、蓬麦哲、鹿地亘、塞克、谢挺宇等。作品根据军民团结抗敌的事迹和精神，非常具体和现实，没有虚应故事或空头口号式的东西。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同时也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成为抗敌文艺创作的中坚力量。《七月》半月刊第一期发行的当天，仅仅在汉口的生活书店，两个小时就卖掉了400份！ 十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界活动的中心，文艺社团的勃勃生机，是当时的重要标志。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文艺社团，成为了当时武汉抗战文艺运动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实为武汉新文艺运动史上所仅见的奇观。
这是邹韬奋先生1938年在汉口交通路开办的“生活书店” 1937年11月20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召开筹备会议，“推定张文光、胡风、钟期森、段公爽、林荣葵、魏绍征、何梦雪、陈纪滢、彭芳草、陈友生、张旭光等11人负责筹备。”12月19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市党部礼堂（今中山大道与黄石路交会的汉港大厦处）召开成立大会，魏绍征、段公爽、胡风、钟期森、阳翰笙、刘炳艺、光未然等7人组成主席团，并推魏绍征为总主席。谢澄宇、易葆恂、叶溯中、刘伯闵、李公朴及各文化团体代表百余人出席。 选举段公爽、胡风、光未然、冯乃超等25人为理事，柳湜、胡绳等7人为候补理事。1938年1月3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工作宣传、教育、电影、出版、文化、音乐等6个专门工作委员会，聘请有关人士为委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成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则是“中华全国文化艺术界抗敌协会”。最早是由老舍、茅盾、郭沫若、胡风等97位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他们在《中华全国文化艺术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明确提出：“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动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象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我们大声呼号，希望大家来树起这面中华全国文化艺术界抗敌协会的大旗！”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拿笔杆子代枪，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的大幅标语。出席代表和来宾五百余人，是中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大会由老向司仪，邵力子首先致词，王平陵报告筹备经过，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以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讲话，最后一致通过会章及各项议案，并发表了大会宣言、致世界作家书和告日本文艺作家书。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在汉口总商会门前的合影留念
右后方红箭头所指为周恩来，前排左二邵力子，二排左二戴礼帽者胡风 推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胡风、田汉、茅盾、丁玲、阳翰笙、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姚蓬子、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华林、沙雁、胡绍轩、徐蔚南、沈从文、曹禺、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曹聚仁、黎烈文、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谢六逸等45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曾虚白、吴濑予、立波、丘东平、艾芜、欧阳山、黄源、宗白华、梁宗岱、崔万秋等15人为候补理事；并聘请蔡元培、宋庆龄、叶楚伧、于右任、居正、宋美龄、孙科、柳亚子、白崇禧、陈立夫、陈诚、何香凝、方治、周恩来、张闻天等为名誉理事。大会决定出版会报《抗战文艺》，大力提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对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当时武汉各大报纸都作了详细报道，有的还开辟特刊、发表社论表示祝贺。《新华日报》于3月27日、28日两天，先后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为题，发表社论和专题报道。 成立大会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日常办公楼设在了武昌千家街的福音堂，冯玉祥、李烈钧、老舍、楼适夷等多人都在福音堂大院居住并在此办公。胡风在该会挂的职务是“文艺研究部主任”，实际上，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抗战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下，在老舍、胡风等人的努力下，组织日益健全和扩大，各地纷纷建立分会，无论在团结文艺作家、宣传抗战、提倡通俗文艺、开展文艺批评、繁荣文艺创作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38年4月9日，在武昌小朝街（今紫阳湖畔湖滨村）金宗武家花园，胡风（左四）与鹿地亘（左一）、池田幸子（左二）、张竹茹（左三）、艾青（左五）、沙雁（左六）等友人合影 1938年7月，武汉即将沦陷，“七月”半月刊不得不停办，该刊在汉口总计出版了18期。每期都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完成的。敌机不断轰炸，稿件寄送困难，国民党处处阻挠，出版商所付版税极低，胡风有时还要自己掏钱印刷出版，等等。即便如此，胡风还是坚持及时支付作家们的稿费，自己宁可多兼职几份工作养家糊口，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受到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追随和爱戴的原因之一。 1937年年底，胡风把夫人梅志和孩子从老家湖北蕲春县接到了汉口汉润里42号，没几天，他一家三口就被大名人李书城的连襟金宗武，接到了武昌小朝街（今湖滨村）金家的花园洋房居住。虽说是住在武昌，但胡风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汉口汉润里42号楼上《七月》社度过的，因繁忙的编辑、撰稿与翻译，他经常要在这里通宵达旦地工作。在武昌紫阳湖畔小朝街的那段时间，胡风和梅志伉俪在家常与文化艺术界人士频繁交流，如住在附近小金龙巷的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都是隔三差五在胡风和梅志伉俪家蹭饭的好友。
1938年萧红、萧军在武汉时的合影 中、日武汉会战开始后，武汉的形势越发严峻了，胡风将梅志和孩子送至湖北宜都山区避难，自己仍在敌机轰炸下继续编辑、撰稿和翻译。一次，胡风过江办事回来，武昌小朝街刚刚被炸，金家左邻落下一颗炸弹，炸毁了三间房屋，金家书房飞进了一屋子土，他上锁的住房和围墙被全部震塌。1938年9月下旬，胡风和朋友们一道撤离武汉，途经宜都接梅志和孩子去了重庆。 谨以此文纪念《七月》半月刊在汉口创刊85周年（1937—2022）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清同治黄鹤楼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