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冯仕政：社会学生态系统中的政策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菌心说 2022-06-1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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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仕政

摘编｜房莉杰

排版｜刘玥

背景

对于什么是社会政策，学术上有种种定义和争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社会政策，就是由国家通过立法或行政等手段施行的，旨在推动福祉分配的共享共赢，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准则和行动。简言之，社会政策的旨趣是涵育社会关联，增进社会团结，志业是立足社会关联去增进社会团结。

摘编内容

01 从社会学的生态系统讲起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由多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知识形态构成的“生态系统”。那么，又应当怎样解析这一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和运作机理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Burawoy，2005）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

布洛维认为，与其他社会劳动一样，社会学内部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也存在着分工，由此造成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分野。具体来说，就是截至目前的社会学知识可以根据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其中，一个维度是知识的听众，即你创造的知识是想说给谁听？又为谁服务？可以细分为学术界内和学术界外两种。另一个维度是知识的目的，即你创造知识是为了什么？可以分为工具性知识和批判性知识。所谓工具性知识，是指对既有的知识只管遵循和应用而不加以反思和批判的那些知识；而批判性知识，则是致力于反思和批判既有的知识传统，试图重新确立人类知识基础的那些知识。这两个维度交叉组合，就可以得出社会学知识的四种基本形态：

一是专业社会学，即面向学术界内部的工具性知识。这样一种知识是因袭既有的知识路数而产生的知识。典型的表现是专业论文，学术圈外的人一般看不懂，而且根本也不是写给圈外人看的；选题和写作完全遵循社会学长期的套路，对为什么写这样的论文、怎么样写论文，不怀疑、不反思、不批判，以前怎么写现在就怎么写，大家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二是政策社会学，即面向学术界外的工具性知识。它的基本做法是按照“客户”的要求，致力于运用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去为“客户”服务。至于“客户”的目的和要求是否合适，研究者照单全收，并不质疑和批判。

三是批判社会学，即面向学术界内部的批判性知识。这种知识可以说是社会学“自我革命”的产物，是基于反省社会学知识本身而产生的社会学知识。众所周知，社会学史上有许多“刀刃向内”的、批判性很强的社会学家或社会学流派，比如米尔斯、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等等，他们创造的知识就是批判社会学。

最后，是所谓“公共社会学”，即面向公众的批判性知识，是社会学家利用社会学知识进行的社会批判，批判性很强，但又是面向群众的，目的是启发和动员群众。典型的表现是社会学家在媒体上公开评论各种社会现象，立场很犀利，但文风很贴近群众。这就是公共社会学。

布洛维如此区分社会学知识的基本形态，本意是要为他的“公共社会学”张本，但也不期然地揭示了社会学学科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这表现在，社会学内部存在着多种知识形态，不同知识形态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彼此相反而又相成，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显然，这样一种关系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高度相似。这正是本文提出把社会学视为一个知识生态系统，并据以阐述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因所在。

02 社会政策的生态位

及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变迁

如果从生态位的角度来观察，那么，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知识生态系统大体经历了一个包含四个阶段的演化过程，在每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态以及整个学科内部的张力结构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阶段，从恢复之初到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内部的分化很差，基本只有一种知识形态，那就是布洛维说的“政策社会学”。这典型地表现在，当时几乎所有研究都把兴趣集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上，热衷于解读、诊断这些问题并提出对策。尽管从现在来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当时的许多宏论未免有些大而不当，但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其蕴含的政策社会学取向却是朗然可见的（可参见项飙，2015）。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发生第一次分化，如果用布洛维的概念来说，那就是“专业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的分化。当时，中国知识界在经历1980年代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洗礼之后，价值倾向趋于保守，“告别革命”、“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成为响亮的口号（参见李泽厚，1998：270-273），相应地，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追求勃然兴起，蔚为时尚（参见邓正来主编，2004；邓正来，2005；项飙，2015）。流风所及，中国社会学界也大量输入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作为指针性的知识传统加以尊崇，专业社会学取向随之强势崛起。[1]与此同时，关心和求解中国现实问题的“政策社会学”传统仍然存在，但在社会学内部被迅速地边缘化。应该说，此时“专业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两种知识取向之间已经形成张力，但因力量对比悬殊，张力尚处于潜伏状态，两种取向之间未有真正的交锋。

第三阶段，本世纪初到2010年左右，随着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冲突等与社会学高度相关的现实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国家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等政策主张，对回答现实问题的需求空前强烈，而专业社会学在这个问题上捉襟见肘的短处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收敛了许多气势，政策社会学取向则又乘势复苏和热闹起来。[2]此消彼涨之间，两种社会学取向的力量趋于平衡，张力陡然上升，但总体上仍然各行其是，交锋时或有之（比如应星，2005；吴毅、贺雪峰等，2005；仝志辉，2005），但总体而言甚少。

第四阶段，从2010年左右至今，政策社会学迅速发展，并公开质疑和批判专业社会学在趣味、理论和方法上的种种倾向，两者的矛盾显化，开始真正的交锋（比如郑杭生，2011；李培林，2014，2016；李友梅，2016）。交锋既是对抗，也是融合。在此过程中，即使专业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在选题方面也开始向现实问题和需要靠拢，同时致力于构造属于中国本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比如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冯仕政，2011；肖瑛，2014；周雪光，2017；周飞舟，2018），由此真正开启了专业社会学的本土化之路。有意思的是，政策社会学与专业社会学的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批判社会学（比如渠敬东，2016）和公共社会学[3]的发展，社会学对现实和自我的批判同时展开。

从上面描述的学科历程来看，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40年，也是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和学科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扩张和丰满的40年。与之相应，政策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可以视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先是在1980年代一家独大，但很快在1990年代黯然失色，直到本世纪才又兴起并开始扬眉吐气。不过，尽管这个过程表面上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但并不等于社会政策研究已然否极泰来，从此可以“翻身道情”了。不管是从推动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仍然“道阻且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03 时代的呼唤：

学科链与社会政策学科建设

如果从前面揭示的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看，社会政策研究在当前面临的困难在于，中国社会学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相应地，社会政策研究赖以发展和壮大的土壤还比较贫瘠。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社会学，其“种群规模”仍然偏小，结构仍然很不健全，这就意味着社会政策研究赖以发展的学科环境仍然不够理想，大量社会政策研究由于缺乏学科生态的涵养和支持而成为脱离学科链的“裸奔”，专业化程度比较差；由于社会学的发展严重不足，大量研究，包括社会政策研究不得不大量输入其他学科或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致丧失自己的特色和专技，处于边缘和陪衬的地位，社会服务能力不足。这既是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面临的问题，基于学科生态系统的理念，需要局部和整体两个方面协同来解决。在此过程中，建立健全“学科链”是一个贴近中国社会现实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2011 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包含7个学科方向，分别是：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确实，这个社会学学科体系同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学体系有很大差别，但它是基于中国国情而划分的结果，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科必须基于而不能脱离这一框架。

那么，社会学的这些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个什么关系呢？对这个问题，单从学理上讲，可以有多种审视角度。但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来看，加强社会科学的行动性则是时代的呼唤。马克思（1888/2009：506）曾经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启示，即从理想类型的意义来说，哲学和社会科学有两个基本职能，一个是解释世界，一个是改变世界。如果借用马克思的语言，那么，所谓“加强社会科学的行动性”，就是要加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联系和衔接，避免脱节和背反。

如果这么来理解，并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作为两个端点来构造一个学科谱系，那么，上述7个学科方向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一条如图1所示的“学科链”。在这个链条中，越往下游，社会学学科的行动性就越强。

其中，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倾向于探索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原理，更偏“解释世界”一端，所以处于“学科链”的上游，社会工作以及从“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中单劈出来的“社会管理”，直接致力于操作和实务，更偏“改变世界”一端，算是“学科链”的下游。而社会政策，是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转变的中间环节，因此算“学科链”的中游。

基于这一理解，那么可以说，社会政策既是打通社会学内部上游和下游，也是联系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中间环节。抓住这个中间环节，不仅有利于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尤其是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学更好地扎根于中国大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一方面，只有通过社会政策，社会学上游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智慧，才能转变为下游可操作、见实效的流程和行动。诚然，从上游来看，社会学有许多思想，从下游来看，社会学在一线的工作也非常广泛和扎根，然而，从思想到效果，不仅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导致走形变样的风险因素很多。因此，要让社会学的洞见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所期望的链式反应，就必须像对待核反应一样做好中间环节的控制，否则不但达不到目的，甚至可能走向反面。而社会政策正好就处在这个中间环节上。处理好这个中间环节，对于社会学实现自己的使命和雄心，非常重要和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社会学通向社会现实、通向服务对象的“控制性工程”。这个工程不做好，再深刻的洞见、再卖力的实务，也是枉然。

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要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就必须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吸取力量，去展现身手。光说不练，行而不远。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社会政策是感知和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不仅能为社会政策研究本身，而且能为学科链上所有学科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不要忽视或小看社会政策。在社会学史上，芝加哥学派也是从政策研究起家的，它初期的研究成果也很难说精致，但这并不妨碍它成长为第一个真正属于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中国社会学要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老老实实面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真正做到扎根中国大地开展学科建设。脱离社会，一个学科是长不大的。

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对中国社会学来说，也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关头。面对社会现实的强烈需求，一门以“社会”为己任的学科却不能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那就是露怯，那就是再清晰不过地显示这个学科没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社会学不要说尊严，恐怕连生存都会有危机。因此，必须以社会政策为抓手，切实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社会学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强化学科链意识，进而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不仅在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根本原因在于，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因此必然追求赶超型发展。而在此过程中，要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快又好，就必须兼顾“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着力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良性循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内部各分支更好地整合成一个从解释到改变、从理论到实务的链条，中间不能“掉链子”。

而从现实来看，在社会学的学科链上，当前现在最薄弱、最容易“掉链子”的环节之一就是社会政策。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学从1979年启动恢复重建的历史进程之后，最先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是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和民俗学等上游学科。进入21世纪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游的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相对最受冷落、发展最为滞后的学科之一就是社会政策。因此，现在必须把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提高到社会学学科建设全局，以及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这个薄弱环节不解决，就形不成生态，就形不成合力，最终学科建设上不去，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也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