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翔软装·米兰 故事会 石人一只眼 人一只眼 文/吴天有 元至正十一年(1351),一场动摇元朝统治根基的农民起义在治黄工地爆发。而起义的发动,却与一尊独眼石人有关。 元王朝从忽必烈入主中国以来,就没有建立起适合元朝国家状况的稳定的统治。其内部,蒙古宗王之间,蒙、汉、色目统治集团之间反复地相互倾轧,争斗不断。忽必烈死后,帝位不断更迭。到元惠帝前的39年间,先后有9位皇帝继位,有的甚至继位不到一个月就被颠覆。皇权的争夺连绵不断,导致元朝的统治一直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皇权不稳的直接结果,就是政治不能延续,政治黑暗,官员公然妄为、贪污勒索成风。其外部,元朝蒙古统治者将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行实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投下制和达鲁花赤制将早已封建化的汉民重新变为奴隶。苛税繁多,横征暴敛,特别是到了惠帝时期,钞法败坏,大量印制的交钞造成物价飞涨,并最终导致财政经济的崩溃。而经济崩溃的最直接受害者,就是普通百姓。宋朝时富庶的江南成了人间地狱,也成了农民起义的策源地。 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元朝的大敌。从泰定(1324—1327)年间起,天灾就连年不断。旱、涝、雹、雪灾害,还有蝗虫和时疫,造成大量饥民离乡背井,去寻找活路。一些频于绝境的人成为“盗贼”。从仁宗(1312 —1320)以来,“盗贼”便接连不断,到元惠帝时,更形成星星点点之火,大有一发而为燎原之势。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接连在白茅堤、金堤决口,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最后形成了一条新河道。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的许多沿河地区遭遇大水灾。黄河改道后,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在黄泛区泛滥肆虐,也造成大运河不能通航,漕运陷于停顿,元廷的财政和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重新恢复大运河,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朝蒙古政府征调2万名军队,15万名平民挖泥筑堤,将黄河规入故道。 但是,连年的水旱饥荒,河南、河北、山东等处的人民,已经迫近死亡的边缘。修黄河征发的十五万民工,使许多农户失去了劳动力。治河工地上,监工官吏对民工大肆暴虐,哀苦之声相闻,死者枕藉。元朝虽然成功地修治了黄河水患,却也加速了农民起义风暴的到来。 一天,征调民夫在修治黄河要道黄陵冈(山东曹县西南)段河道时,掘出一尊独眼石人,立刻引起轰动。这恰好应了在挑河民工中流传的一支民谣 “石人一只眼,挑运黄河天下反。” 其实,石人的出土,并非天意如何,而是被人有意为之。其作俑者是盛行于河南、河北的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和他的谋士刘福通。还是在治黄工程一开始,刘福通就意识到,庞大的治黄民工队伍,是发动农民起义的巨大的群众基础。于是,便暗地里使人在工地埋下一尊凿有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在工地上传播一句民谣“石人一只眼,挑运黄河天下反。”果然,石人挖出来了,河工们骚动起来了。于是,他们在颖州(今安徽阜阳)白鹿庄聚众三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不料,事情败露,遭到元军围捕,韩山童被杀,刘福通、杜尊道等冲出元军的包围,率领队伍攻占了颖州,并很快发展起一支十几万人的队伍来。由于起义队伍以头缠红巾为标志,并高举赤旗,因此亦被称为红巾军。 刘福通、杜尊道的红巾军起义后,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相继起兵响应,河南、江淮地区迅速形成“红巾军遍地”的蓬勃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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