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父亲节，本文作者张若钢（曾就读于长新中学69届6班 原住新华路294弄7号）与其父亲原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张兰生合影。 我1953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家住长宁区法华路（现为新华路）294弄7号。我的老家在浙江镇海，爷爷去世后，奶奶带着父亲来上海，听父亲说，我们家是1950年从南市区一带搬过来了。 新华路原名“法华路”。1965年9月6日正式登报更名。据当天的《新民晚报》载：“原法华路改名为新华路（闵行原新华路路名撤销改为弄号）谨记路改名为宛平南路、士庆路改名为海伦西路”。 当时的294弄住户很少，非常安静又冷清。在父亲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华镇有糖芋艿担，担子一头为小灶，置铜锅，内分数格，分芋艿汤、赤豆汤、绿豆汤、芝麻糊等；一头放碗匙、燃料、杂物，秋冬季挑担沿街叫卖。另有馄饨担、豆腐花担，一副竹担，灶碗、杂物各有位置，或沿街叫卖，或停驻街角。法华路上、弄堂里厢经常传来从法华镇路挑担过来叫卖声。几分钱一碗的豆腐花洒上葱花、麻油、榨菜、紫菜等佐料，味道十分鲜美。
1965年9月6日新华路更名的消息刊登在《新民晚报》 当年的法华路交通不太方便，只有一条48路线路。而48路分红牌与绿牌，红牌是从虹桥路到北京东路外滩，绿牌是从凯旋路到北京东路外滩，分界地是在淮海西路口。红牌进入淮海西路驶往虹桥路，绿牌进入新华路直驶凯旋路。 除了买米凭证，买副食品也要凭证，后来又具体到了分肉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油票、香烟票、肥皂票。春节期间按每家大户（5人）、小户（4人）发放禽蛋票、鱼票、老酒票等等，不一而足。
新华路294弄有我童年的回忆 / 汪频摄 尽管如此，但人们的心态都很好。而且，各家各户的差异也不大，很少攀比、很少排场。许多凭证购买的物品，邻里之间也是互相调剂、互通有无。老百姓在平和的社会里过着“知足常乐”生活。 那时我家有部电话，除了大人有事偶尔打打外，使用率并不高。于是我们把电话号码公开，隔壁的、楼下的邻居家里有事就会打我家的电话，或让我们转告他们家里。因为都是多年的老邻居，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照应也在情理之中。 说起294弄的街坊邻居，有些印象很深，有些有点模糊，有些已经淡忘。根据自己支离破碎的不完全记忆，写下这篇回忆，与各位分享： 先说294弄1号，这幢房子是个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据说，解放前是某富豪的私人住宅。解放后主人跑了，很长时间没回来，于是便由上海公安系统用来当宿舍。听说，改革开放后房屋的主人找到了，但他并无意回来居住，便出租给了现在的棉花酒吧。 这幢房子居住的最高级别者是八十年代中期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周志全（曾任静安分局局长）。其次是当年上海最年轻的刑侦大队大队长、刑警803故事的原型之一满根荣。今年89岁高龄的满处长至今还骑车上街，他的车技一流，有人见过他边骑车边拾起地上一串钥匙的惊险表演，其侦察员功底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满处长在退休之前还为打击票贩子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在春运工作中，提出了全国实行火车、轮船票实名制的设想，并得到了国家的采纳。满处长女儿也颇有灵气和名气，退休前，她是上海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中首席气象预报官“满莉萍”。1号内住的大多与公安、保卫工作有关的人物，与我同在长新中学一起读书的陈*英，她父亲就是公安局的训犬员。与陈家住在一起的、曾经的玩伴宋峰其父亲是上海远洋公司保卫科的干部。
图为新华路294弄1号的棉花酒吧 294弄3号也是一幢三层的花园洋房，我长新中学的两位女同学王芳芳、张影分别住在3号三楼和二楼。与1号不同的是这幢房子里居住的南下干部多，且以市商业系统干部为主，有商业二局的、有食品公司的，也有上海服装研究所的。 记忆中八十年代上海的时装秀就是张影爸爸担任上海服装研究所所长期间倡导兴起的。而张影的妈妈资格更老，曾担任过上海县教育局局长职务。 2017年5月，我去294弄寻旧，意外遇到了居住在3号楼的离休干部杜文卿，杜老那年九十又一，腰板挺刮，耳聪目明，口齿伶俐，反应敏捷，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叫出了我的全名。 住在3号二楼的邢家也颇有来头，听说他曾经是另一党派的一名校级兽医，满头的白发加上和蔼的笑脸，一看就是一位有学识、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邢老被残酷批斗。有一天晚上，他被戴着高帽子站在5号体育场门口的一张凳子上，昏暗的灯光下，他手里敲铜锣，边敲边喊：“我是反G老手邢朝熙”。他有三个儿子,改革开放后大多到境外做生意去了。
2017年91岁的杜老 新华路294弄5号，这里最早是“陈止善堂”，由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赵琛、陈植等人所在的上海华盖建筑设计事务所建造的二层西班牙建筑式样的花园住宅。解放后是上海市第一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分校。1958年，划归区体委管理，取名长宁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1982年改名。占地面积2471平方米，建有篮球场2座，2层楼高级花园楼房1幢，建筑面积530平方米，底层为桥牌活动室。楼西边建有卡拉OK舞厅，建筑面积150平方米。童年的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经在这个家门口的体育场看过无数场比赛，做过童年里的各种游戏。我的自行车也是在这个体育场学会的。我家住294弄7号三楼，北窗正对着体育场的篮排球场，时而篮球、时而排球，我们不用买票却在最好的位子上观赏到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球赛。
魂牵梦绕的新华路294弄7号 294弄7号居住者中最有名望的当属电影导演顾而已。顾家是一楼的整套房子带花园。顾而已（1915年-1970年6月18日），江苏南通人。原名顾尔錡，字斧淮，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1936年，顾而已出演个人首部电影《狂欢之夜》。1938年，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貂蝉》上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后任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新华影业公司、上海救演剧三队、中央电影摄影厂、中华剧艺社演员，中国艺术剧社经理部部长。1940年，出演剧情电影《长空万里》。1947年，自编自演剧情电影《衣锦荣归》。1948年在香港筹组大光明影业公司。1950年，执导剧情电影《小二黑结婚》。1951年底，上海将包括“大光明”在内的八家私营电影公司纳入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顾而已正式成为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专职导演。1952年后，顾而已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国影协第三、四届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他从小就喜欢戏剧、电影，他的父亲很支持他，经常给他钱去看电影。1956年，与石挥联合执导戏曲电影《天仙配》，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舞台艺术片二等奖。1959年，执导战争电影《地下航线》。1963年，执导戏曲电影《柳荫记》。
1935年，上海开始“新生活”运动，并出台了《上海市新生活集体结婚办法草案》，力倡移风易俗、简朴节约。1936年4月25日，大明星赵丹与叶露茜夫妇也跟风在杭州举办了集体婚礼，与另外两对明星夫妇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在杭州拍摄了一张轰动一时的集体照。 文革前夕，顾而已换房搬家到淮海中路武康路附近的淮海别墅居住。“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仅受到所在单位的隔离审查，而且还在里弄被穷批恶斗。闻讯顾导演的遭遇，曾经与他为邻多年的我们都愤愤不平，叹息如果他还住在新华路294弄，绝对不会受到如此对待，用句通俗话来说，大家都是“脚碰脚”，弄堂里好多人被批斗，境遇都差不多，不会对顾导演落井下石。
顾而已与赵丹、黄宗英等主演的《幸福狂想曲》海报 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终年55岁。 顾而已个子不高，胖胖的，很有导演相，为人十分豪爽。夏天的晚上他会搬把靠椅在自家花园，摇着蒲扇乘凉。那时，他家有台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机（绝对是稀世珍宝）很大方的欢迎我们小朋友去看。具体由他儿子小胖来安排。六十年代电视节目不是每天都有播出。开始是周六晚上和周日白天有节目，后来改为二、四、六晚上播出，周日再增加下午节目。而对大多数同龄人来说，能看上电视实在是件幸运的事，况且是到大导演家里去看。
顾而已、张骏祥执导的《燎原》剧照 席间，顾导演夫人切了冰镇西瓜给在场的小朋友每人一块。那时，能吃上冰西瓜是非常稀罕的事。回到家里便把今天的享受告诉了奶奶。奶奶告诫我们，不要常去别人家看电视，会影响人家休息，会把人家家里搞脏；如果去了一定要有礼貌，进门就要喊人，回来要说声“谢谢”、“再见”，千万不能像“牛”那样，扭头就走。 顾家搬走后，我们7号二楼的刘家也有了电视机。刘家主人是上无三厂高级工程师,他家的电视机是自己动手安装的，体积非常小，估计也就是三英寸吧，还是绿色的，电视机的“内脏”都漏在外面，便于调试，有时看到一般突然发生故障，我们只好泱泱而归。由于与刘家关系尚好，所以我和弟弟经常下楼看，后来，我们隔壁的邻居张惠东、张惠来也加入进来，到刘家看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小的客厅要排三排。好在六十年代我们要求不高，有电视看就是一种“高级”享受了。我们与刘家的三兄弟都是当年的“军棋”爱好者，一到暑假就开始“四角大战”。下棋时大家会为了“先走一步棋”吵吵嚷嚷，争得面红耳赤；而下完棋就会一起吃点心、一起聊天，像是亲兄弟一般。 我们7号三楼住有两家都姓“张”，为避免信报错投，各自在信箱上标注了“东张”和“西张”以示区别。 “西张”主人张运锦解放前供职于上海海关，当年在众多应聘者中凭借一篇全英语的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命题作文被高分录取，成为此次招收仅2人的幸运者之一。其夫人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解放后合并到震旦大学。二人英语口语相当出众，并在外贸公司工作时相识、相爱，于建国10周年的1959年成婚。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去隔壁去看新娘子的情景。因为是国庆10周年，新房里的茶具都印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红字，看上去十分喜庆。 “东张”即我家。解放前我父亲以仓库打工为生。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从建国初期起，父亲投身外贸事业，曾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回国后一直在外贸系统工作，当过业务科长、副经理，最后组建文体进出口公司。
1953年，图为父亲在华东对外贸易局工作期间，参加上海市嵩山区第一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工作时作正式工作报告。 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提出“五七”干校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和文教基层系统）借以驱散原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8月27日，市革委会召开动员大会，并层层分配指标。当时的口号有“四个面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成部分”、“四个面向是又一次路线站队”。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还与黑龙江革委会达成协议，派出1700名干部带着户口、粮油关系和16万知青一起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革命”。于是，69届的我也随父亲去了黑龙江逊克县插队。干部下乡既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又帮知青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我则属于69届初中毕业后“一片红”去的北大荒。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回沪的时间也不同。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的商业精英就已经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上海精英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不说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商人了，那个有点远。且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商界人物。上海有家国企叫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也是A股市场为数不多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股份公司，股票“兰生股份”的发起人是张兰生先生。在1987年前，兰生公司对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年出口额约4000万美元；1988年对该地区年出口额高达5680万美元，占公司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多为政府间协定贸易，批量大，操作简便，盈利较好。 但张兰生通过仔细分析国际形势，意识到该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不宁，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贸易方式和出口总量。1987年他与公司高层反复斟酌后，断然作出市场战略转移的决定，提出重点开拓欧美日澳市场，为增强开拓力度，同时宣布对“苏东”地区出口不列为考核指标，促使各业务部门对欧美日澳的出口每年以30%以上速度递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市场转移。 到1991年，果然苏东局势剧变，兰生公司对其出口几乎下降为零，公司整体出口业务不仅未受影响，反而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能够从“青萍之末”看到风向，果断做出调整，这需要异乎寻常的战略眼光”。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父亲和他的公司创下了许多第一：全国第一个以经营者个人名字命名的国有企业、全国外经贸系统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也是共和国第一位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有企业的领导者。父亲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外经贸部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还当选为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7月市委主要领导在公司调研时当场挥毫写下了“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几个大字。此次市委领导同志到公司调研时的讲话，对公司乃至上海外贸的发展和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家朝南房间窗对面（即新华路296号，也称294弄6号）的工商巨子邓仲和。 邓仲和（1904-1983），江阴北门人。年轻时到上海协泰祥棉布号当学徒。1922年，他自筹资金500银元，在上海天津路开设大庆棉布号，此后又创办安乐并线厂和安乐棉毛纺织染厂。1937年1月赴意、澳、捷、匈、荷、德、英、法等国考察人造丝生产，回国时，以百万美元从法国里昂购进全套人造丝生产设备，创办安乐人造丝厂，开中国制造人造丝的先河。
图中为邓仲和，因轰动上海滩的“行总舞弊案”接受法庭盘问。 安乐人造丝厂建于1938年，厂址在安和寺路(今新华路)，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纤维厂。邓以上万英镑向法国里昂人造丝厂购置人造丝生产设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运输受阻，致使到厂设备残缺不全，加上旧中国化纤技术人才缺乏，直到上海解放，化纤厂仍未正式投产。 1950年10月，邓和人民政府签订《公私合营契约》，总投资为600亿元(旧币)，公私股各半，邓任副董事长，厂改名为安乐人造丝厂股份有限公司。1958年4月该厂正式开工，纺出中国第一批75公支／30孔有光粘胶人造丝，向五一节献礼。50年代末，全国大搞化纤，安乐人造丝厂成为提供技术经验、输送人才、发展中国化纤工业的一个基地和摇篮。 建国后，邓仲和曾任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被聘为爱国建设公司董事长。他主动放弃40万元定息，带头认购国库券80万元。 1955年，“英雄”随安乐厂并入裕民毛纺厂(今第七毛纺厂)。1956年公私合营，裕民厂转入华丰毛纺厂，英雄牌绒线商标图案重新设计为“一身穿披风的军人骑在前蹄凌空而起的马上”，1958年底注册获准。1982年，英雄牌绒线成为国内第一个挂国际羊毛局“纯羊毛”标志的绒线产品。
图为当年大世界游乐场上悬挂的英雄牌绒线广告。 听说他们家每天的菜金就起码10元，不买到这个数，老爷会不高兴，而且每天都必须买最新鲜的菜。而那时，普通百姓的即便隔天买菜一般不会超过1元钱。296号的一幢花园洋房全都是邓家的，外加一个很大的花园。夏天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在朝南房间乘凉，从南窗望过去，他家洋房外的婆娑树叶摇曳着，多少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但隐约可以看到他的儿子总在台灯下孜孜不倦，听说是没考上大学，在努力补课。改革开放后邓仲和去香港定居,子女均是海外杰出华人。1983年在美国去世,可谓寿终。 294弄9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住的是一位海外归来的火力发电专家李德庆。李德庆（1916.10～1970.12），浙江绍兴市人。1938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曾在美国GE公司实习和在EBASC0工程公司任工程师。1945年回国，曾任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副总裁、工务经理、技术顾问等职。1953年被定为一级工程师，历任华东电力设计分局，西北、西南和华东电力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上海市第四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 李德庆在上海电业管理局任顾问期间，主要负责上海电力建设及上海地区供电发展规划。在华东电力设计院任职期间，组织编写《电业设计工作手册》，对上海地区的电力设计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在西北电力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时期，主管发电工程设计，负责陕西宝鸡电厂、成都热电厂等8项工程的技术领导工作。在参与开创西南电力设计院的工作中，组织领导开远发电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和热电厂等工程设计，为中国电力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实行军事管制。 高大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让人感觉李先生温文尔雅，他的夫人待人也是十分和气、礼貌。他家原本住在华山路幸福村附近，因解放军要建造八五医院，便安置李到新华路294弄9号的这幢洋房居住。因为李德庆是高级专家，所以他搬来居住后不久，煤气管道也接了进来。而跟着沾光的是我们弄堂里所有居民。六十年代初，在上海能用上管道煤气的不多，整个弄堂都享受如此待遇的更是屈指可数。 为了安全起见，他家门口的围墙上装有铁丝网（也有说是电网）。还养了一条狗，有人按门铃，狗就会大叫。那时我们觉得好玩，想听狗叫，就去按他家门铃，听到狗叫声，他家保姆便出来询问“谁啊？谁啊？”于是我们撒腿就跑，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感觉很刺激也很有趣。“文化大革命”中，李德庆遭受严重迫害。1970年12月病故，终年54岁。1978年12月，华东电力设计院为其平反昭雪。 294弄11号，最早是一个类似于现在社区卫生中心的场所，那时叫“保健站”，后来成为“新华路幼儿园”。11号也住有居民，因为它的后门直通法华镇路，所以他们很少从294弄进出。倒是幼儿园的师生在294弄每天形成早晚两拨高峰，人车（自行车）拥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华路幼儿园承担着接待外宾的任务，进口大巴一到，弄堂里就会出现戴着红袖章的执勤人员（大多是里弄干部，现在叫“自愿者”）。有时外宾会给执勤人员或弄堂里小朋友拍照，一次性成像的那种。 我从小在新华路长大，一直到1970年下乡。几经周折，从外地回沪后，我的小家搬迁了数次，因为父母仍住在新华路，所以我还是经常会来看看。1996年父亲也搬出了294弄，但我还是得空就来走走。因为294弄是我孩提成长和求学之初不可磨灭的成长路径，我的“三观”萌芽期也许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如今，294弄已物是人非，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鸣谢张惠苓、张惠来、满莉萍、王芳芳、汪频等对本文给予的建议和帮助） - END -
 新华路时光 xinhualu69 |
|
|
来自： 新用户9030yrKZ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