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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6月26日都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禁毒日，自从毒品出现在世界上，人类与毒品的斗争就从未停歇，直至今日，毒品的暴利仍然刺激着毒品贩子们铤而走险，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剧，禁毒工作仍面临着严峻形势。中国长期深受毒品问题的困扰，对毒品历来实行严格的查禁措施，而这都起源于180多年前那场屈辱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历程中，鸦片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毒品，它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深深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 一、“严禁”与“驰禁” 鸦片进入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古时便有它的身影，那时候它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成瘾性的危害也逐渐显现，事实证明，鸦片会对人的精神乃至生理健康造成极大损害。 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鸦片之害已流毒深远，至清代这种情况已相当严重。统治者不是没想过解救之法，既然祸首是鸦片，那么立行禁烟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朝廷就已经围绕是否禁烟分成两派，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论战。主张“驰禁”的认为，反正鸦片也是越禁越多，干脆就使其合法化，一方面能让国家多征税，一方面也能节省禁鸦片的开支，甚至还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自行种植鸦片，增加农民收入，抵御外国鸦片输入以避免白银外流。  这种论调在今日看来颇为滑稽，如今实行大麻合法化的几个西方国家，毒品泛滥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加强，这证明毒品合法化的结果只能是制造更多悲剧，可这种说法在当时还是颇有市场，而且受鸦片毒害最深的广东地区的官员反倒最为支持此决议，足以说明他们与毒贩利益交葛之深。好在道光皇帝脑子还很清醒，对禁烟一事比较坚决，这才有了后来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二、无法断绝的鸦片走私 可是禁烟真的就如虎门那一次销禁那么简单吗？对于英国方面来说，鸦片已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财政收入来源，据有关统计，从19世纪开始，在英印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贸易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1800年只占3％，1830年以后就已超过10％，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流入中国，而是通过走私的方式。 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鸦片走私是如何进行的？当时有两条路：一是靠英国散商在当地行商的庇护下夹带鸦片进入广州黄埔，再流入内陆。另一条是沿海商人先在澳门购得鸦片，然后在外海分批卖给各家船户或直接销往内陆。这一度使澳门成为“西方向中国输入鸦片最主要的仓储地和转运站”。 第二种走私体系曾经因为一次偶然的案件遭遇到挑战，道光元年（1821），有个叫叶恒澍的澳门屯户在广东贩卖烟土被抓，本来只是件普通的走私案件，清政府却借此大做文章，不仅断绝了澳门与广州黄埔间的交通往来，而且还加大了对鸦片走私的打击力度。走私生意的难度陡然上升，逼得国内的行商们不得不放弃对走私鸦片的外商船只的承保。  可鸦片走私并不因为官府的查禁而萧条，相反蓬勃发展的鸦片需求，刺激着许多地方缙绅、富豪，甚至连官府差役们都贪婪地分享起这块蛋糕，他们会使用更加灵活快捷、易于躲避官府巡查的武装商船“快蟹”从伶仃洋的趸船接货并运往内陆分销。这样一来，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因为有地方势力的保护，鸦片贸易反倒更隐蔽地在地下迅速发展起来，即使官府前来查禁，他们也能提前得知消息进行转移，很快一张结构更加严密、分工更加明确的新型走私网络在整个广东沿海遍布开来。 鸦片俨然已成为英国从中国获得最大利益的“商品”，对于丰厚的利润，放弃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的倾销才能维持东印度公司的繁荣。  有人认为，英国人并不将鸦片视作毒品，毕竟鸦片类药物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鲜见，所以鸦片贸易也应当被视作正常。虽然事实如此，但并不意味着鸦片的存在就是合理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许多英国民众可以在药剂师那里轻松获取到鸦片这种专卖药，他们在虚幻的快感中麻痹自己的精神。被大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工人们，用鸦片缓解着身心的疲惫，贫民窟中无家可归者用它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甚至连贫弱的母亲都会用含鸦片的“婴儿保静剂”来减轻育儿负担。 滥用鸦片的情况如此严重，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暴力、自杀事件屡见不鲜，犯罪率不断提升，社会秩序混乱。这自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的谴责，英国人自己的报刊上都将鸦片贸易称作：“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 显然英国人也明确地知道鸦片是一种易使人上瘾的毒品，但为了远东的财富，他们可以蒙住上帝的眼睛，在利益的驱动下毫无顾忌地对外倾销。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上流贵族议员的参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宁愿与这个看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开战，也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  那么既然鸦片贸易如此的不道德和卑鄙，那么中国方面是否做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以应对鸦片走私呢？答案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官方一直秉承打击鸦片贸易的意图，但之前为鸦片走私商人承保的行商具有官方背景，之后参与其间的各路人马背后也不无官府的影子，至少很多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官员是对查禁一事持消极态度的。鸦片在民间的大肆泛滥，足以显示清政府基层吏治的腐败与薄弱。 最为讽刺的是，这鸦片居然是越禁越多，1821至1827年，年均输入量9708箱，1828至1835年，年均输入量18712箱，1836至1839年，又增至35445箱，几乎每隔几年就翻一倍，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道光十九年（1839）初，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并颁布《钦定禁鸦片烟条例》，试图通过断绝鸦片来源与销售，来遏制鸦片贸易。林则徐下令严厉打击走私和偷运活动，并迫使英美商人交出了外洋趸船上的2万余箱鸦片，最后在虎门将其全部焚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虽然看似振奋人心，但实则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广东的鸦片供应量很快便恢复至以往。因为清政府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几个远渡重洋而来的夷人，而是一个遍布整个东南沿海的庞大走私网络，这种情况下只抓几个贩卖鸦片的商人、销毁一点鸦片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鸦片的走私和运销体系仍然存在。  三、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体系 猖狂的鸦片贸易和走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英贸易的格局，中国在短时间内从贸易出超国转为入超国。到道光十七年(1837)，中方的贸易逆差甚至已达到了800万两白银。而且更多的白银是由鸦片贩子走私运走的，没有纳入官方统计，两者加起来估计1833年以后中国每年白银出超在1000万两上下。 白银的大量流失带来了银钱比例的失衡，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本来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一般都以铜钱作为交换中介，而向政府交税时，再把铜钱按照银价折算成白银缴纳，现在白银数量的迅速减少，显然就会导致银价上涨，银贵钱贱。19世纪初，1两白银能够兑换1000文铜钱，到19世纪3O年代，1两白银已经能够兑换1700文铜钱，银价上涨幅度达到了惊人的7O％。之后更是常年保持在1两兑换1800文以上的水平，损失最大的就是广大普通民众，等于大家的赋税负担无形中大幅上涨，大批平民难以承受，陷入贫困之中，“银荒”变成了“民慌”。  普通民众面对生存压力会做出怎样选择？洋烟昂贵，本土鸦片市场又几乎没有供给，大多数农民都吸食不起，只能选择自产自销。所以大批农民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罂粟，造成了鸦片流毒愈加严重的恶性循环。 土烟不征关税，且运输便捷，价格能比进口洋烟便宜一半，因而迅速扩大了市场，甚至得到了各省官员的支持。面对鸦片的高额利润，连林则徐后来都慨叹到：“鄙意亦以内陆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陆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后果就是，大量土地被罂粟侵占，那些终日吞云吐雾的瘾君子们哪里有劳动能力，这又加重了本就严重的人地矛盾和粮食危机，激烈的社会矛盾汇聚在一起，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文史君说 正如林则徐所言，若不对鸦片立行禁止，就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禁烟已成为不得不行之策，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在真正实行的过程中却屡遭困境，特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禁烟的过程变得愈发艰难。此后鸦片成为英国对华输出的重要“商品”，其流毒之深远，贯穿清末最后70年乃至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发动雷霆般禁毒行动，才在短期内肃清流毒，还百姓以安宁。 参考文献 费正清：《在中国沿岸的贸易和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2006年。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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