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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婷
关键词 邓石如、篆书、风格 正文 邓石如,原名邓琰,生于1743年,卒于1805年,安徽怀宁人,因其刚正不阿、一尘不染的品行好似顽石一般,取字石如,号顽伯。邓石如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乡村,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满腹经纶却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家庭生活困难。年幼的邓石如无法继续上学,便靠打柴卖柴及卖炊饼为生。贫苦的出身和艰难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阻止邓石如在学书的道路上继续探求,祖父和父亲就是邓石如的良师。祖父邓士沅,不仅懂历史,对书法更是精通;其父亲邓一枝,多才多艺,工书画,善诗文,诸体兼通,精通篆籀。邓石如从小受到祖父和父亲的熏陶,因而对书法、刻石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邓石如在17岁的时候,做篆书《雪浪斋铭并序》,广受赞誉,之后,邓石如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维持生活。 一、邓石如的学书经历邓石如一生游历山水,刻苦钻研书法,结识诸多益友文人雅士,对其书法造诣影响颇深。邓石如离开故乡,随着父亲到安徽、江西等地卖字为生,在其32岁之时,与清代当时的知名书法家梁巘结识,邓石如为维持生计在寿州设馆教书,而梁巘当时正在该馆主持书院,不得不感慨缘分的奇妙,正是这样的巧合让邓石如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巘对邓石如大为赞赏:“此子为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铄数百年之巨乐矣。” 梁巘发现邓石如的闪光之处,不忍其被埋没,于是将其引荐至金陵的梅家学习,由此影响了邓石如的一生。梅家是清代知名的收藏世家,历代名家字画、金石善本不计其数,邓石如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在梅家学习的八年里,他将梅家所有收藏的拓片、临本都临摹了数百遍。在梅家的数年,邓石如在篆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在书法方面也积累了深厚的功底。 邓石如在学书的道路上,除结识了诸多同道之人以外,与当时的官员也有交往,如曹文植、刘墉、包世臣等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邓石如的知名度。 邓石如在晚年结识了包世臣,虽邓石如年长包世臣二三十岁,但二人并没有因年龄产生代沟,邓石如将自己的篆书传授于包世臣;两人的主张与观点一致,他对邓石如推崇备至,包世臣以邓石如为榜样,竭力倡导碑学;邓石如也因其开创性的取法将篆书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二、邓石如篆书作品赏析邓石如擅长篆、隶、楷诸多书体及篆刻,其中篆书的成就最高。他的一生致力于书法艺术,留下大量的书法作品,是后人临习的珍贵资料,如《白氏草堂记》《篆书八言联》《邓石如篆书册》《朱文公四斋铭轴》《弟子职》《篆书轴》等。 《上栋下宇篆书八言联》这件作品在落款处只落“邓琰书”,没有年款,故创作时间不详,但推断可知邓石如50岁左右创作。在此期间,邓石如广泛临习碑帖,从中汲取营养运用于创作中,并向着成熟的方向转变。这件作品中字形较为规整且修长,单字的结体相对松散,线条流畅不乏弹力,形态上曲转婀娜。从整体上来看,这幅作品平稳端庄且颇有恬淡之气。  《上栋下宇篆书八言联》 《代毕沅书邓氏祠堂篆书八言联》是邓氏于1793年的作品,是邓石如篆书中最接近摹印篆风格的一件。该联是集汉《祀三公山碑》而成的,《祀三公山碑》是篆书,结体于篆、隶之间,称之为“缪篆”。通篇来看,邓氏该件集字作品从结字而言,相较于原碑,字形更为纵长,重心更高,结构均匀对称,其中“报”字左侧的结字带有隶书的特征,“云”字的下半部分则带有隶书偏扁的结字;在用笔上,线条更为浑厚敦实,线条的转折有别于篆书的圆转,多处理成方折样式,“幽”“山”字的外框也采用隶书的方折框,“景”的下半部分的“小”的两点带有隶书的笔意,“报”字左侧的最后一笔向外撇,也颇有隶书之意;线质圆浑质朴且流畅。从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变化均可以见其取法《祀三公山碑》。  《代毕沅书邓氏祠堂篆书八言联》 《代毕沅书邓氏祠堂篆书八言联》可以看出邓石如不但遵循古人的法度,而且博采多家之长处,运用书写的美的规律来表达书家的审美与情感的个性风格。后人将邓石如这一时期的篆书风格概括为“隶笔入篆,如篆如隶” 。 书于嘉庆元年以后的《邓石如篆书册》是邓石如传世重要的墨迹。该作品体势沉着,笔力遒劲有力,尤其是该册以隶书笔意作篆书。细细品读该幅作品,可以看出,线条遒劲有力且变化丰富;就收笔而言,既有驻锋收笔也有平向出锋的收笔,不仅有含蓄收敛的一面,也有跳跃活泼的表现;此外,转折处婉转且流畅,在顿挫之处遒劲有力。邓石如在用笔处表现其微妙之处,值得细品其丰富的内涵。在结字方面,《邓石如篆书册》采用“计白当黑”追求均匀、平衡的布白规律,线条间的疏密、修长与厚重、虚与实的关系安排得恰到好处,进而通篇作品具备浑然一体、变化多端的独特魅力。 邓石如在晚年57岁时作《朱文公四斋铭轴》,该幅是一件篆隶相结合的作品,与传统的篆书的结字有别,字形修长,布局疏朗,灵动飘逸;邓石如篆书晚年的风格,成为后世大书家临摹的经典之作。 邓石如在学习过程中,走南闯北,前往各地访碑求学,从各式各样的碑帖中汲取营养,并融会贯通,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并融入篆书创作中。根据邓氏在作品落款的年款推断,大约在嘉庆四年到嘉庆十年期间,邓石如的篆书艺术日趋成熟。在邓石如临终前的几年,其篆书艺术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赠肯园四体书册篆书册》《庐山草堂记篆书六条屏》等。 他从39岁至60岁一直在探索,故作品风格不断流变。《赠肯园四体书册篆书册》这件作品根据落款可知是邓石如于嘉庆四年(1799年)所作。相较于以往,这件作品在继承“二李”(李斯、李阳冰)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提按的变化,结字和用笔方面更有创新性。由于该件作品的字数较多,笔画较为复杂,在笔法和结构上更为中和,通篇来看,相对稳定,是一种崭新的篆书面貌。 《庐山草堂记篆书六条屏》又称为《庐山草堂记》或《白氏草堂记》,此件作品是邓石如风格成熟的典型之作,是邓石如晚年书写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篆书作品之一。该作品写于嘉庆庚子年即邓氏62岁之时,作品的内容为白居易在庐山草堂所撰。这件作品在笔法上圆浑、质朴,追求力透纸背的效果,但线条又得以收放自如,在转折处多使用折笔,这个相较于以前有较大的变化;在线条的起笔上,多藏锋起笔圆转饱满,收笔处也有像“二李”的圆润之处;除了线条的圆浑以外,苍劲古朴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章法上,单个字都相对平稳,行气较为工整,配之行书的落款,灵动的行书与古拙的篆书相互映衬。在结体方面,篆字疏密对比有度,在结字与布白方面,一直遵循“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纵观整幅作品,邓石如将篆书浑厚苍茫、虚实有度的变化彰显出来,将篆书的书体所独有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白氏草堂记》 三、邓石如篆书的继承与创新邓石如的篆书被后人评价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 ,可见邓石如的篆书在书法史上具有超绝的地位。邓石如的篆书在书法史上享受如此崇高的地位,离不开其刻苦潜心学习前辈的成果并对其进行创新。邓石如早期钻研李斯、李阳冰的篆书,“二李”篆书的特点是结体修长,用线流畅硬挺,富于变化;在继承“二李”笔法的基础之上,又以隶笔入篆,将西周的大篆、汉碑碑额等融于其中并大胆地进行创新,在篆书史的发展上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纵观中国篆书的发展史,篆书在三皇五帝时期形成,西周时期出现大篆、金文;自秦朝统一文字后李斯所创的小篆盛行。在汉代仍以小篆为主,由于小篆的繁杂,隶书的影响更为广泛;到唐代李阳冰将篆书复兴,往后的朝代里,篆书一直受漠视;直到清代,邓石如将篆书复兴,为篆书注入新鲜的血液,其一直影响至今。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二李”的篆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唐代张怀瑾评价李斯的篆书:“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绝妙”。元代赫经评价李斯的篆书道:“拳如钗股直如筋,曲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文学家鲁迅曾评价李斯《泰山刻石》道:“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由此可见,诸多的碑帖都取法于李斯的篆书。李斯的篆书结字秀美飘逸,线条绵里藏针的劲挺,是后人取法的榜样。 在邓石如的《周易说卦传篆书轴》中,人们可以看到线条圆润,法度森严,起收笔处有方有圆,字法与李斯的《峄山碑》相仿,在其中可以找到许多字,如“之”“昔”“理”“义”与《峄山碑》内的字法相同。可见,《周易说卦传篆书轴》是邓石如学习李斯所作的作品。 对唐代李阳冰的篆书,后人也有很多评价。唐代书法理论家吕总认为李阳冰的篆书取法于李斯,“李阳冰书,若古叙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已。”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曾对李阳冰的篆书评价道:“篆尚婉而通。” 北宋藏书家、书画鉴定家董逌曾评价道:“李阳冰书篆奄数百年,人常谓初学《峄山碑》,后见仲尼书季札墓字,便变化开合,如虎如龙,劲力豪爽,风行雨集,是阳冰所从得法,不可谓非古也。”综上所述,李阳冰学篆书以李斯的《峄山碑》为范本,讲究中锋行笔,笔画像铁丝一般,体势灵动,风格秀美,书写性极强。 “二李”的篆书风格各具特色,众多的后世书法家都以其为典范效仿学习。邓石如访碑求学,结识了诸多书友,对篆书的变革与创新具有推动作用。邓石如在梅家学习的时候,埋头临摹诸多拓片数百遍,不论是篆书、隶书,对其笔法精通,将“铁线篆”已经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篆书的笔法不再局限于“二李”,邓石如将汉碑碑额中的相关笔法融于其中,清秀婉通的篆书经邓石如“以隶笔写篆”的方式增添了雄浑苍劲之气。 四、邓石如篆书对后世的影响清代的篆书是经历了数百年的低谷后重新得以兴盛和繁荣的书体。邓石如独树一帜地在秦汉的碑额及更为原始的大篆中取法,加之辛勤努力和探索,使沉寂多年的篆书在清代有了新的转变。邓石如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不仅对于清代的书坛具有震撼的影响力,而且对清代之后的近现代习篆者都有深远的影响。清末思想家康有为曾这样称赞过邓石如:“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憧仅解操笔,皆能为篆。” 由此可见,邓氏对书坛的影响力推翻了原来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书法学习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晚清的篆书书坛可以概括性地分为两类:一是以邓石如为代表的书家,追求以写碑的方式来书写篆书,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赵之谦、吴让之、徐三庚、莫友芝、胡澍等;二是以石鼓文、金文为取法对象,代表人物有何绍基、杨沂孙、吴昌硕、吴大澂等人。  邓石如《荀子宥坐篇轴》 吴熙载,字让之,是清代篆书家之一。吴让之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包世臣受邓石如亲自传授,对邓石如极为推崇,因而吴让之可以算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熙载的作品继承邓石如篆书晚期的风格,他汲取邓石如篆书修长的结字,自然流畅的用笔上不失古拙质朴,单字的重心提高,结体更为飘逸舒展,在转折处多方挺。相比起邓石如,吴熙载的篆书虽不及其师祖硬挺,但是多了几分婉转妩媚、流畅之感。 相比于邓石如的再传弟子,清代书法家杨沂孙习篆的范围更为广泛。这主要体现在他习篆的过程中,在金文、石鼓文上苦下功夫并将其融于小篆之中。通过杨沂孙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一改小篆的圆转用笔为方折,将小篆修长的字形改变为方形或者扁形,变小篆圆转的外形为外方内圆,且出现多数量的横折之笔。这样,改变了“邓派”小篆的圆润流美的外表。笔者以杨沂孙的作品《夏小正》为例分析。该作品是杨沂孙作于卒年前的最后一件作品,该作品是典型的篆籀相结合。通篇来看,这件作品是以小篆的笔法为主,其中融有篆籀的笔意,改变长方形的字形结构为方形,结构多呈左低右高的姿态,中锋用笔,雄浑枯涩苍劲有力,多方形转折,既有篆书的柔美又不失线条的硬挺,形成个人风格中比较明显的特征。他在篆书上的创新,得到诸多书家的赞许。清末学者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说道:“濠叟工篆书,于大小二篆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比吴让之、杨沂孙稍晚些的还有清代的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吴昌硕。吴昌硕一生致力于研究石鼓文,在晚年风格更为完备。他在早年学习邓石如的篆书,后以石鼓文为宗。清代的邓石如、杨沂孙等人都曾用石鼓文的韵味来写篆书,在他们的作品中能看到他们用石鼓文对先前的篆书进行变化。吴昌硕从中获得不少启发,并在篆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最终在石鼓文上取得很大的成就。 结语邓石如打破了传统取法帖学的局限性,转向学习秦汉碑额、瓦当墓志等,为习书范例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对一直推崇的习书模式产生质疑,加之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考古学日渐风靡,带动了碑学与文字学的流行,访碑的热潮由此掀起,书家对于碑帖重新进行认识。邓石如的成长经历与其他书家有很大不同,他以另辟蹊径的方式开创出一条独具匠心的学书之路。邓石如超前的取法意识以及敢于创新的意识,对当今的学书者仍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文章摘自：《艺术教育》2020年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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