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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八章//一味退让 酿成惨剧（续3） 汪陈宣言 就在国共两党关系危机四伏之时，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汪精卫终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 由于汪精卫的特殊地位，在国民党内，无论是武汉派还是非武汉派，都想拉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作为领军人物。蒋介石更是要拉上汪精卫一起反共，而且事不宜迟！ 铁心反共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汪精卫反共，就同他合作，共同对付完共产党后，再与他谈权力分配；如果汪精卫不赞成，他就单干，只要手中有军队，即使汪精卫联合武汉的国民党和中共，也奈他不何。 4月2日，蒋介石叫上吴稚辉、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邵元冲、黄绍竑等人，一同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众人自是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诉说武汉近来的作为；特别是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仿效武汉，收回英租界，这必然引起列强干涉。 汪精卫对大家的发言不以为意，他主张约请武汉方面的人去南京，协商解决问题。 如果能把武汉国民党人约去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尽管蒋介石并不看好这一设想，但也不妨接受汪精卫的意见。 然而，4月4日一早，传来了武汉方面已免除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消息。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 大家的情绪相当激愤，纷纷痛斥鲍罗廷和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终于把他们商定好的清党方案——“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 和盘托出。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将采取断然处置措施。一切行动必须对武汉方面严格保密，到时只是通知他们，而非跟他们商榷。 汪精卫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听完吴稚晖的话，一时语塞。见出现尴尬场面，李宗仁、黄绍竑急忙出面圆场，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蒋还特别劝汪精卫不要到武汉去。他对汪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失，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13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内的生命怕要从此消失。” 汪精卫回国时途经莫斯科，很可能与共产国际有关领导人接触过，回国担任调停人的特殊使命。加上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蒋介石打击的汪精卫，此时并不相信蒋介石的人格，还不想与蒋介石一起清党，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共产党还有利用价值，何况共产党身后还有莫斯科。这些力量都是他与蒋介石抗衡的重要砝码。于是汪精卫拿定主意，与共产党一起再走一段时间。 汪精卫一再申述不应改变总理的联共联俄政策，并未同意蒋介石的“分共”和“驱逐鲍罗廷”的主张，建议4月15日在南京召开中央全体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议，以求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把握机会，赶忙乘船从武汉抵上海，偕周恩来一同会见汪精卫。 汪精卫转达了蒋介石等人要求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提议，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独秀提出质问。陈独秀在百般解释之后，为了使汪精卫相信共产党继续合作的诚意，也为了廓清弥漫在上海的种种谣言，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声明书，并力劝汪精卫联名发表。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史称“汪陈宣言”），于4月5日公开刊登在上海各大报。 宣言共980字，其要旨是说明共产党坚决承认国民党及三民主义；中国需要建立被压迫阶级的独裁，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独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并不怀疑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最后劝告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使不尽相同，根本必须一致。 联合宣言忠实地体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有关精神，甚至有些遣词造句都与共产国际决议相似。 宣言发表后，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 首先是蒋介石、吴稚晖等国民党要员，又与汪精卫在上海开谈话会。吴稚晖大骂汪精卫“连狗都不如”，说汪陈宣言会让外间认为从此中国归国共两党共同治理。汪精卫却自信地大笑说，宣言只说明了两党误会不应发生，没有说两党共同治理中国。那只是两党首领外交上的友谊之谈，与两党的政策无关。吴稚晖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的治理只能是国民党，不可能联合共产党来共同治理。 宣言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赞赏。4月7日，《真理报》不仅报道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的消息，还刊登了宣言全文，并把宣言的一些语句特别用黑体字排出，以示强调并引起读者注意。共产国际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它的有才能的领导，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陈独秀主动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其用意是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宣言，也是希望推进国共两党的继续合作，希望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害怕革命统一战线破裂的心理，在群众中也较为普遍。中共上海区委于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召开会议，罗亦农作报告认为，宣言已经达到了打击国民党右派，增进与左派相互信任的巨大作用，要求国共两党所有党部，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 此后，中共浙江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江苏省委、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机关团体，先后发表宣言，表示极力拥护《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不为谣言所惑，拥护两党对于目前的主张。 此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与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开始期待已久的“以汪制蒋”行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宣言发布的第二天，陈独秀随即与汪精卫一起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然而，这个宣言在客观上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给许多人造成局势已经缓和的错觉，从而放松了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警惕。 蒋介石却利用宣言创造的的虚假缓和气氛，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密谋。列强希望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答应给他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清洪帮流氓头子保证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 随着蒋介石一步步露出其反共反苏的獠牙，《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的一点点积极作用日渐消失，最后成为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一个历史笑柄。 无独有偶，就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发表的当天，即4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讲话，谈到了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 “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干，然后扔掉。” 斯大林这段话道出了他们暂时不主张反蒋的两个原因： 一是蒋介石正领导着反帝的军队，而中国的反帝斗争与苏联的利益息息相关。斯大林认为，在统一中国与削弱苏联的敌人——外国列强方面，只有国民党才能办得到。因此，一定要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联合战线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下去。斯大林的中国策略是苏联的现实利益，而不是革命。革命是用来忽悠中国共产党的。 二是莫斯科方面有能力控制蒋介石。斯大林显然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及其顾问对蒋介石和右派的影响力，没有掌握有关蒋介石已经与上海、江西和浙江的实业界建立联系，并准备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的情报（苏联顾问和情报人员对此也不知情），所以他宣称不得与右派分裂，要利用他们，然后再将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 然而，斯大林没有想到，蒋介石为首（以及随后的汪精卫）的国民党右派，在利用苏联的帮助增强自己的实力后，会从容地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抛弃扶持他的苏联政府。聪明的斯大林自己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斯大林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讽刺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血腥清党 公开清党总得有个理由，为了进一步商讨清党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使其“合法化”。蒋介石于4月5日在旧上海道尹公署召集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等召开秘密谈话会。 蒋介石提出：为了使清党合法化，必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反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产党做出“非常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会议决定，由陈果夫协助吴稚晖，尽快拿出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 陈果夫和吴稚晖经过一番努力，炮制出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吴稚辉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文”，该文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伪造了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将4月5日的秘密会议冒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把到会的中监委人数仅占全体中监委的四分之一说成是三分之二。 随后，蒋介石控制上海的媒体和舆论，以掩盖事情发生的真相；安排吴稚辉、白崇禧、陈果夫等15人组成“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临时市政府；指使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网罗黑社会流氓、打手组织“中华共进会”；盗用工人名义，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并取而代之。 对蒋介石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武汉方面并不是没有觉察。有人主张把北伐的主力，号称“铁军”的第4军调到南京去，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但鲍罗廷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同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主持大局，如果此时和蒋介石闹翻，担心他会把汪扣住，不让汪来武汉。 4月4日，第六军军长程潜到武汉，报告了蒋介石准备“清党”的情况，第2军党代表李富春也密电陈述蒋介石、何应钦即将来南京组建政治组织的消息。这样，武汉方面才紧张起来。4月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 但未等武汉方面行动，蒋介石已先下手为强，于4月9日一早抢先入驻南京，准备事变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临行前，蒋介石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指挥一切，执行其清党计划，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令杨虎(总司令部特务处长)、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协助上海青洪帮流氓充当反革命政变先锋。 蒋介石到达南京后，马上下令恢复被第6军政治部查封的国民党右派市党部和伪总工会，并查封拥护武汉中央的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出特务，逮捕并杀害了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市总工会执行委员钟天樾、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长张应春等人，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南京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势力。 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及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也就是著名的“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的“联共”政策。 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上海帮会充当了蒋介石血腥清党的急先锋。 他们首先要收拾工人纠察队。为此，杜月笙设计杀害汪寿华，企图使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他派心腹管家万墨林，给汪寿华送去一份请帖，假称有机密公事商议，请汪寿华于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  汪寿华（1901-1927） 汪寿华是工人领袖，在领导工人起义的同时，还受中共委派，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以及杜月笙等人保持密切来往。杜月笙曾向他透露过许多情况，并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他当然没有想到，杜月笙宴请，是黑帮所设的一大骗局。 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详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暗叫不好，转身想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把他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拉到郊外枫林桥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1500多名青帮流氓配备枪支，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这时，第26军周凤岐的部队(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缴下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这一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工人纠察队300多名队员被打死打伤，大批枪支弹药被收缴。 为反击蒋介石的暴行，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20万人举行罢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周凤岐部士兵突然奔出，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 事已至此，蒋介石也用不着遮遮掩掩了，公开打出了反共旗号。4月17日，他正式发布了《清党布告》和通电，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蒋介石随即电令拘捕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李富春、朱克清、林祖涵、彭泽湘、廖乾五等共产党要员。此后，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宣布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徐谦等苏联顾问、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人。 银行家们觉得蒋介石没有食言，确实很给力，他们持续筹款资助蒋介石，仅4月底前就分3笔送去1600万元；5月，通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方式送上3000万元；10月，再送2400万元；1928年1月，又送1600万元。蒋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四一二”之后，白色恐怖如同肆虐的洪水，在南方各省泛滥，大屠杀的腥风血雨席卷中国东南各省。广东、广西、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四川、福建等蒋介石统治地区，都进行了严密的搜捕和残酷的血腥屠杀，无数革命者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奉系北洋军阀也在北京疯狂扑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其他19名共产党人英勇就义。 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血洗上海滩。消息传到苏联，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十分震惊，最尴尬的莫过于斯大林和布哈林。 4月15日，共产国际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谴责蒋介石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叛徒”！指出蒋介石已成为帝国主义强盗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撰写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所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斥责“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实行政变，就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为报复蒋介石，斯大林下令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抓起来杀掉，以给牺牲的中共党员报仇。 很快，苏联特务机关秘密逮捕了蒋经国。 曾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有时称军事部长) 、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北满特委书记的武胡景（吴福敬），此时在中共驻莫斯科党团支部任负责人。他闻讯后，通过共产国际去见斯大林。他对斯大林说：“杀了蒋经国一个人没有用，那将会更加激怒蒋介石，他有可能将苏联驻中国的教官和贸易人员通通杀掉，那样你们损失多大……我认为将来一旦与蒋介石谈判，蒋经国可以作为砝码。” 斯大林认为武胡景讲得有道理，于是同意释放蒋经国，交由中国旅莫党团支部管制监督。 随即，中共驻莫斯科党团支部以中山大学学员为主举行大型声讨会。武胡景在会上大声痛斥：“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真乃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国民何忍，天理难容……” 蒋经国在会上发言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 此前，武胡景夫妇为避免再发生危险，动员蒋经国在四一二问题上表态。几天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经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由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中山大学里的国民党学员陆续调回国内。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蒋经国对他们还有用，便将他留在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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