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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帝国惨败于英夷国的坚船利炮后，开始疾速走下坡路的中央帝国涌现出了两类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重要政治流派，一是期望通过实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新国策重建重振大清朝国威的“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为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及张之洞等）；二是恪守大清祖制、严厉整肃纲纪、继续弘扬儒学、坚决打击一切入侵外夷的“清流党”（又称“清议派”，其重要代表人物为李鸿藻及翁同龢等）。 “清流党”在大清帝国回光返照的后期因为成了慈禧老佛爷用以平衡朝廷权臣的舆论工具，故得以分为以北方人为主的“前清流”与与南方人为主的“后清流”派别在晚清政坛先后风风火火地闹腾了三十多年；曾有时人以“台谏生风，争相博击”一语来描绘当年的政坛乱象。清末“清流党”以文华殿大学士李鸿藻为魁首，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精神支柱，主要人物还有张之洞、邓承修、张佩纶、文廷式、锐志、盛昱、沈曾植、陈宝琛及张謇等，他们多为出身翰林院或御史台的“言官”，几乎都高度标榜个人名节，酷爱纸上谈兵，热衷针贬时弊，既对事又对人地频频上奏弹劾所有执掌国务的“政官”，甚至包括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的恭亲王奕訢。 人皆铮铮铁骨的“清流党”最具代表性的斗争话语为：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清流党”忠心耿耿襄助老佛爷及皇上确定的夷敌有：英国、沙俄、日本、法国、荷兰、德国及葡萄牙等多个。 牛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动物，因此后来就有人用一头牛的身体各部位来描述清末整个“清流党”大佬队伍。李鸿藻与翁同龢当然不让地共同代表“青牛”（谐音“清流”）的牛头，而精力充沛的张佩纶与张之洞则为“青牛”之双角，专门用以抵人袭人，陈宝琛为“青牛”的尾巴，宝廷为“青牛”之牛鞭，王懿荣为“青牛”的肚囊，其余不甚重要就属牛皮与牛毛了。”而淮军悍将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因是三甲同进士出身，压根就没有入翰林院的资格，因此被晚清民史学家李慈铭讥为“牛毛上之跳蚤”。 先来看看“牛头”李鸿藻，李系河北保定人，晚清同治皇帝的老师。他历经了咸丰、同治及光绪三朝，作为“清流领袖”，系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与李鸿章是政见完全不同的死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牛头”，而李鸿章则是“洋务派”重臣。李鸿藻曾策动“清流派”弹劾“洋务派”政官李鸿章。 “清流党”共同“牛头”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甲状元，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领袖级人物，他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家也是江苏的世代官宦之族，“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这位状元帝师，入阁军机处最为人称道的业绩是在刑部侍郎任上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平反昭雪。翁同龢因李鸿章曾经检举过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视同仇寇。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一直在经费上死死压制李鸿章扩充北洋水师实力的计划，逼北洋水师不得不购买低价劣质的国产炮弹，最终导致亚洲后起海军之秀日本在海军实力及作战能力上远远超过了北洋水师。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是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瘦”和“荒”则嘲讽在两位重臣的治理下全国民生凋敝、他们却拥权自肥的景象）。 从“清流”兴起之初，“张佩纶与张之洞”这两根就是名声显赫的中坚骨干，频频彰显“牛角”的巨大威力，以敢谏敢言还名噪一时。张佩纶，河北丰润人，用其后来岳父李鸿章的话表述，张佩纶年轻时以笔作剑，横扫天下，犹如“太阿出匣，光芒逼人”。他从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奏片共127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到三分之一。张佩纶甚至以不断“纠弹大臣”而名声大振，被他弹劾者有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及董恂等多人。这份名单里还可以补上崇厚及王文韶等大佬级政官，所以有人评论张佩纶是“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 “青牛角”之一的张之洞，系河北南皮人，号香涛，功高德巍后，人称张香帅。他代表“清流党”不时上奏进谏的“搏击”力量与张佩纶并驾齐驱，所谓“言论风采，倾动朝野，一纸纠弹，百僚震恐”。因此有讨厌此二人的说：“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但这位以谏诤、直言谠论为业的“清流”牛角在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后，迅速倒向了洋务派，等到他荣升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后，却华丽转身为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变成了可与比肩李鸿章比肩的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后被时人讥讽为“巧宦”。 “牛鞭”宝廷则系根正苗红的满清贵族、努尔哈赤侄子——“铁帽子”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八世孙，隶属满洲镶蓝旗。同治七年中进士。他素喜狎游，好作纤俗诗词。当然，民间传言牛鞭的功效非凡，或许是戏虐或影射其名士的风流，嗜好蓄美纳妓之癖。当年宝廷已经是正二品衔的中枢大员了，以礼部右侍郎（副部长）赴福建担任乡试正考官，却因此次公差途中在浙江纳江山籍船女为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错误，回京后无奈上疏皇帝请求自劾，并就此罢官赋闲。 “清流派”文人的著名代表人物为纳兰容若（亦即纳兰性德），他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之长子。大清王朝满族人的“词苑霸主”；而“诗坛魁首”，则是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宝廷。他以名士风流自命，一生纵横于清流、美人与诗歌之间，遗留下许多民间谈资。 “青牛”尾巴陈宝琛大学士，同治朝进士，早年入翰林院，直言敢谏，同张佩纶、张之洞、宝廷合称为“翰林四谏”（另一说为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何金寿，还有一说为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和宝廷），甚得宠信。他曾给末代皇帝溥仪当过三年老师。作为“中法战争”的主战派代表人物，因擅动口不擅动手的“清流”特点用人与处置均不当，兵败后遭免职。清末帝溥仪在天津随日人出走后，他又冒死赴东北劝谏，试图阻止溥仪在日本人怂恿下建立伪满洲国。后世人评价晚清的“清流党”人，论才气数张佩纶，论事功数张之洞，论名士风度数宝廷，论风骨则当数陈宝琛。 “青牛”肚囊王懿荣，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光绪六年进士，曾三次荣任国子监祭酒（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的首脑），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太学师”。让他青史留名的是，他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这位宿儒酷爱金石之学，因对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感兴趣发现甲骨文，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晚清的“清流党”是一大群貌似身怀忧君忧国忧民意识的士大夫，在大清江山社稷处于危难之时，也能直面现实，积极献计献策，表现出一腔忠君爱国的热忱。但他们多是台谏、翰林之类的“清议派”言官，长于奏疏，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战经验，也无真知灼见。由于他们不具体参与中外交涉，对外部事务全不熟悉，因此只知道慷慨激昂发言，议论起来头头是道，实际却是纸上谈兵，空洞无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有“清流党”大佬级“战狼”竟然还信心满满地上奏进言：“这一战必须彻底灭了小日本，才能换取我大清的长久安宁”。 甲午海战惨败之后，晚清“清流党”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割地赔款的尴尬事只能由“洋务派”政官李鸿章等人去处理了。部分“清流派”骨干后了又成了支持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改革的“帝党”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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