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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天，一个名叫孙静云的北方姑娘，踏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她，这是要去投奔在南京任职的丈夫：李时雨。 一见到丈夫，孙静云差点儿都没认出来：高档的衬衣，擦得发亮的皮鞋，经过认真打理的头发，这哪里还是当年她认识的那个黑龙江小青年？ 自1933年结婚以来，夫妻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不过，对于丈夫的这一改变，孙静云倒也想得通：毕竟，32岁的丈夫现在已经是南京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汪伪的立法委员。
看着丈夫这样的打扮，孙静云乐了，李时雨也尴尬地笑了笑。身边的警卫们不知道这笑容里的含义，因为他们永远也猜不到这对夫妻的真实身份： 李时雨，中共潜伏人员； 其妻孙静云，久经考验的革命者。 看过谍战名片《潜伏》的网友们应该知道，剧中组织上之所以给余则成配了搭档翠平，就是因为余则成在军统越来越受器重，为避免敌人怀疑，他需要一个助手。 艺术源于生活，生活却远非电视剧那么简单。对于我党传奇特工李时雨来说，妻子的到来让他深深地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在敌营的位置，已经相当重要了。 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越来越受敌人器重、官越做越大，一度让李时雨自己都觉得有点儿慌。于是，有一次孙静云要去北方跟上线汇报工作，李时雨还特意让她问问组织上对自己今后有什么打算。 李时雨的上线名叫何松亭，是我党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他“服务”过的潜伏人员很多，但面对李时雨和孙静云，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觉得自己已经拿不了主意的何松亭，告诉孙静云：“你应该直接去找根据地的部长级领导汇报。” 最后，在何松亭的安排下，孙静云见到了中央领导许建国，对方跟孙静云说了这样一句话：
数日后，孙静云把这句话一字未改说给了丈夫听。李时雨听完，心里就有数了：可以放开手干了！ 一个特工，到底是做得有多么成功，才会连他的上线联络人都觉得拿不了主意； 最终，李时雨爬到怎样的位置？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余则成”、不是《风筝》里的“军统6哥”，而是一个让刘少奇惊呼“你是个奇迹”的王牌特工。他潜伏了整整15年。 一：黑龙江小伙初入敌营李时雨，原名叫李亭芳，是个东北汉子，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虽然家贫，但父辈们对这个孩子极为看重，从小就让他接受了不错的教育。 稍长大一点后，李亭芳觉得自己的名字太秀气。于是，他翻了翻《水浒传》，看到了“及时雨宋江”这5个字，从此李亭芳改名为李时雨。 李时雨，成绩很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往下看）。他一路从省里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最后又进了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无疑是抢手货。 不过，20出头的李时雨有自己的打算，在校期间他已经接触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共产党。因此，他拒绝了方方面面的拉拢，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打入东北军。组织上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有两个原因： 其一，李时雨本来就是东北人，他的同乡正好是张学良公馆警卫室的主任； 其二，当时东北军内部非常复杂，我军急需安排人进去宣传革命思想，并了解内部的派系情况。 果然，李时雨很快就在东北军扎下根来。虽然当时他的军衔不算太高，只是一个中尉参谋，但他能做的事情已经很多。关于东北军中的多项内部消息，都是由他传递出来的。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李时雨很快就能接触到东北军高层。但这时候，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李时雨的安排：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矛盾很大。组织上经过认真考虑，认为李时雨已经没必要再留在东北，于是给他下达了一个改变其命运的任务：去天津，想办法进入天津政界。 近些年，很多谍战剧里主角一出现，往往就已经是身居敌营高位了。以至于，很多年轻人都忽略了：其实从一个普通的边缘人物，爬到高位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至少，对李时雨来说是这样。
当时，李时雨在天津也不认识什么人，他只能凭着当年政法高材生的底子，先进入法院工作。在这里，学历和当年上学时的优异成绩，就成了他进入法院的敲门砖。此后，作为一名日伪天津高级法院的检察官，李时雨能做的事有限，但却足以锻炼出他王牌特工的身手： 比如，组织上曾让他带一部电台去北平。 当时，电台属于严管物资，要带一个电台进北平对普通人来说“难如登天”。李时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找到法院院长，称：“我家那口子要来天津，无奈我混得太差，竟没好车去接！太没面子了！” 院长一向很器重李时雨，为了满足年轻人的“虚荣心”，便表示：“这有何难，你开我这个院长的车去接就是了！” 法院院长的车跟一般的小汽车比，从牌照上就完全不一样。就这样，李时雨坐着院长的车，带着电台大摇大摆、不需要经过任何检验地通过了关卡。 有了类似这样的小试牛刀后，李时雨的胆子大了起来。此后，在法院偷（改）卷宗、营救身份没有暴露的我党地下人员等，李时雨从未失手。 一个未来的王牌特工，迅速成长着。 二：“平步青云”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虽然说起来有些老套，但却是句句在理的。 1939年，李时雨的机会来了。 当时，汪精卫的狼子野心已经显现，打算建立“汪伪政府”。一时间，汪伪内部各派系为了权利，争得是“头破血流”。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尤其紧张，此人就是汪精卫的亲信：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 为了巩固自己在汪营的地位，陈公博四处招揽人才，从天津赶到南京开会的李时雨，一下子就被陈公博看中了。陈公博认为：这个黑龙江小伙在会上的发言很有见地，很有水平，很上得了台面。 于是，陈公博把李时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和他有了第一次见面。李时雨深知像陈公博这样的人，身边绝对不缺溜须拍马之辈，于是在谈话中，他硬是不卑不亢、一句拍马的话都没有，这反而让陈公博认定：此人是有真才实学的。
出了陈公博的办公室，李时雨也没闲着，他转身就结识了陈公博最信任的女秘书莫国康。此人毕业于北大，长相出众，李时雨赶紧称自己也曾在北京读书，一句句“学姐”叫得莫国康开心不已。于是，有了莫国康在陈公博面前的“吹风”，李时雨很快就成了汪伪的红人。 1940年，陈公博担任上海市长，可谓是风光无限。而李时雨，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也就是说，到此时他已经涉入了军、法、政3方。 从1934年潜伏，由一个少尉做到现在的位置，连上线都想不到他这条线会成长得这么快！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李时雨让妻子去问组织，组织上叫他“大胆往上爬”的事。 身居高位，此时李时雨能为组织做的事，可就不仅仅是送电台、营救同志那么简单了。这时的他，能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汪伪的核心机密。 比如1942年，汪伪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要对我新四军进行“清剿”。拿到“清乡计划”后，李时雨迅速命人送到了新四军军部。 那天，陈毅看完情报后，硬是拍手叫好。只见那情报上，从大的计划条款，到种种细节安排，所有内容清清楚楚。陈老总当着众人的面，惊呼：“这起码帮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除此之外，大量的子弹、药品，也由汪伪政府被运送到新四军前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李时雨的身份保密级别太高，直到多年后，陈老总麾下的悍将们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被称为“窃听器”的情报人员弄到手的。而这个“窃听器”，就是李时雨。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汪伪政府的跳梁小丑们，一个个都没有落得好下场。李时雨的直属上级陈公博，也被关进了苏州监狱，酝酿着他的万言自白书…… 按理来说，作为汪伪红人的李时雨，这时候必然是要“倒大霉”的。巧的是，正当李时雨犹豫着要不要直接回归组织，结束潜伏生涯时，“老朋友”余详琴找到了他。 此人的表面身份是一名律师，但事实上是军统打入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因为李时雨一直比较会做人，早前在工作中对余详琴一直都比较照顾，让对方感念于心。 余详琴对李时雨说：老弟，我是军统沪区指挥站的负责人，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军统干，我一定给你谋个一官半职。 李时雨一听，立马就来了兴趣：打入军统，这是多少我军特工的终极目标。要知道，在汪伪、中统、军统里，审查得最严、最难打入的就是军统。毕竟，戴笠的那双鹰眼不是吹出来的。 为了不让余详琴起怀疑，李时雨故意表现出自己没有太大兴趣，并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跟过陈公博，怕是戴老板那边说不过去吧！” 余详琴本来就是想拉李时雨入伙，增加自己的实力，当下就表示：谁说你是汪伪的人，你明明是我派出去，打入汪伪的军统情报人员！ 李时雨一听，马上就懂了。于是，一个汪伪红人摇身一变，又成了为军统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 此后，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狡猾的余详琴四处宣传李时雨的种种“壮举”。这些事，也传到了戴笠耳朵里。在一次公开的酒会上，戴笠还特意问余详琴：“哪一个是李时雨，把他叫来和我喝一杯！”
这是戴笠第一次见到李时雨。他当着众人的面，好好地把李时雨夸了一顿。当然，李时雨也很聪明，赶紧说：“学生不才，都是戴先生领导得好！” 我们为何说特工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仔细分析一下李时雨这话，就能明白这一点：他这句话看起来轻飘飘，其实是既把自己的功劳算在了戴笠身上，又让现场的外人都觉得他跟戴笠关系匪浅。自此后，在军统谁都要给他三分薄面了。 进入军统后，李时雨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他就像一把尖刀，死死地插在了敌人的心脏。 三：暴露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执行的任务越多，也就意味着暴露的风险越大。因为能潜伏进军统的情报人员不多，需要李时雨执行的任务自然也就少不了。 很快，在军统的追捕计划一次次扑空后，一些早就眼红李时雨的特务们，开始细查他的底细。这一查，他多年前在东北军内部宣传革命思想、以及其妻孙静云早年的革命经历，也就被查了出来。 不过，此时要轻易抓李时雨来审问，却并非易事。因为，到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军统少将。要抓他，是要经过戴笠同意的。 于是，一份“揭发信”被直接送到了戴笠手上，上面罗列了种种李时雨的可疑之处。 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从内心来说他自然不愿意相信自己当众夸过的人，会是地下党。于是，他找到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的李国章，问他是否了解李时雨的情况。之所以问他，是因为李时雨早年从事革命活动就是在北方。 结果，让戴笠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李国章其实也是我党特工。他一下子替李时雨说了不少好话，而且最后还加上一句：没想到军统现在的派系斗争，还是这么激烈。 李国章的话，无疑让戴笠把对李时雨的怀疑降到了最低，把注意力放到搞好内部团结的问题上了。于是，数日后，那些想为难李时雨的特务们，便收到了这样一封回电：
就是戴笠这么一封回电，救了李时雨一命。1946年3月份，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这个在国军内部叱咤风云多年的大特务，至死都不知道李时雨的真实身份。 戴笠的“信任”，让李时雨获得了在军统潜伏最后几个月的机会。在这几个月里，他为我军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随着毛人凤等人的陆续上位，清查李时雨的问题又再一次被秘密提上了日程。 那天，李时雨收到了上海副市长刘方雄的邀请，让他过去一趟。当时他就意识到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一趟或将非常凶险。好在，早前组织上已经把他的家人安顿好了。 进副市长家之前，李时雨对跟随自己多年的司机阿根说：
果然，一进了刘方雄家门，李时雨就失去了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这司机阿根也确实是个好样的。阿根其实并非我党的人，但由于长年得到李时雨的恩惠，对他极为敬重。此后的几天里，他日日守在李家附近，但凡有我党情报人员来附近打探，他都及时通知、暗示对方快走。 因此，李时雨被捕后，他这条线上的其他同志都没有受到牵连。唯一受苦的，就是李时雨本人。 入狱后的他，一次次被提审，压杠子、灌凉水这些，他都经历过。但他咬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明白：只有这样，日后才会有被放出去的机会。
3个月后，李时雨被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随着内战越来越激烈，军统也就顾不上他了。1949年2月，国军迫于财正窘困，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被军统淡忘的李时雨，居然也在其中。 两个月后，李时雨由上海取道香港，再由香港飞到了北平。 因为长年在隐蔽战线，北平的普通干部根本不认识李时雨。但有一个人听说他来了，显得异常高兴，此人正是：刘少奇。早几年，刘少奇没少收到李时雨的情报。 一听说李时雨来了，刘少奇马上接见了他。刘少奇握着他的手，感慨道：你一个人顶三个师……
建国后，李时雨受到了重用，直到1982年离休。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病逝，享年91岁。在种种往往事都被解密后，李时雨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号：窃听器。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这是李时雨为自己写的一句诗。我们不知道那这15年里，李时雨多少次与死神的擦肩。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在那些日夜里，一定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这股力量，源自：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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