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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彭德怀二位元帅，同为共和国的“军界元宿，塞上长城”，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立下了令人称道的丰功伟绩。 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不同，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两人在若干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与误会，甚至还发生了一些冲突。 刘伯承年长彭德怀六岁，革命资历深厚，入党前已经是享誉国内的川中名将与赫赫“军神”，后又有“党内孙吴”之称。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去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归国后，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军委书记周恩来掌管军事，后到达中央苏区。 在1932年10月著名的“宁都会议”上，刘伯承仅作为红军学校校长列席，但却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协助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为打倒毛泽东出了一把力。 不久，刘伯承接替叶剑英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与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临时中央对刘伯承的器重，实际上把他作为军事上洋派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争”的风口浪尖。 此时的刘伯承，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红军的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 批评他们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深为不满，愤愤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打下去，与国民党硬对硬地拼，红军这点老本就要输光了，我们在中央苏区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刘伯承行，那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林彪也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现在好了，要打正规战，拿什么与人家相比？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应该说，两位主将说的都是真心话，他们多年来追随朱毛对游击战争已经有了深刻领会，从实践中他们已经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真谛，因而对刘伯承的文章大为反感。 这件事使彭对刘伯承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来是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受中央命令攻打南丰。 激战大半夜，三军团虽伤亡400多人，牺牲了三师师长彭敖和两个团长，但战果不见成效。 这次，彭德怀更是视刘伯承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 他跺着脚骂道：“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打光了！么子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由着他这样搞下去，我们打得个鬼赢？！赶快给我撤！” 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跟周恩来一样，事先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 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战后，彭德怀批评刘伯承的那些话，传到了刘的耳里，刘伯承也回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 不料此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怀听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又增加了几分恼怒。 彭德怀在军事理念上把刘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条主义的干将，的确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解。 事实上，在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最终获胜后，刘伯承也认识到了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 他承认中央苏区之所以接连四次打破敌人“围剿”，完全来自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然的话，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 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诚的，因此思想上的转变也是真切的。 所以，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主宰苏区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期间，刘伯承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持反对态度，在职权范围内屡屡纠正李德的错误部署。 以致于这位洋顾问对他非常恼火，甚至当众讥笑他，说他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还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 事后不久，刘伯承被免掉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遗憾的是，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事之中，刘伯承没能主动找彭德怀交流看法，解释前嫌，性格倔犟的彭德怀也未能寻机与刘伯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
随着抗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领导。 此时的彭德怀与刘伯承，昔日的上下级关系发生了一次置换：彭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则出任129师师长。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彭德怀作为副帅统揽全局于内，刘伯承则作为主将领兵作战于外，相互间的服从与配合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 彭德怀曾多次到129师视察工作，传达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与对敌军事部署。 1943年9月间，彭德怀与刘伯承奉命从前线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二人曾在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相遇后，一路上在和谐的气氛中相处了八九天。 遗憾的是，由于个性上的殊异，两人没有坐下来推心置腹地好好沟通，错过了相互消除隔阂的最佳时机。 紧接着，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歧见，出现在两位八路军主将之间。 事情是由刘伯承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由刘伯承代表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七年来的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前几年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怀策划并一手指挥的一个区域与时间跨度很大的战役。 此战，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经过3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歼灭日伪4.3万余人，拔除敌方大据点近300个，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公路、铁路交通线。 此战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向西北、西南进攻的后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协的逆流，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刘伯承在肯定百团大战的功绩的同时，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 缺点中，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 并且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等。 百团大战期间，刘伯承的129师作为正面作战的八路军主力，与其他部队相比，兵力损失较大，而且有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 期间关家垴战役，就是由于彭德怀一次蛮横指挥造成了129师不必要的损失。 那是1940年10月30日，129师的6个团在彭德怀严令下汇集关家垴，围歼日寇600来人的冈崎大队。 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压制了我军的多次进攻。彭德怀愤怒不已，下令再次强攻。 刘伯承急了，在电话里说：“彭总，不能这样打，这种攻坚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们。” 彭德怀在电话的另一端则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现在拿下来！”刘伯承来火了：“你这是赌气，蛮干！” 彭德怀听了也咆哮起来：“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你129师的番号！”说罢扔下了电话筒。 刘伯承这时也非常气愤，泪水都溢出来了：“这个彭德怀，真拿他没有办法。” 在彭德怀的指挥所，副总参谋长左权委婉严肃地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当时后悔不已地说：“打完了仗，我向他请罪去！” 129师后来基本歼灭冈崎大队，但伤亡也超出了对手。 战后，彭德怀见到刘伯承时，握着他的双手满怀歉疚地说：“伯承兄，小弟向你赔罪了。” 刘伯承语言有些颤抖地说：“彭总，别这样说……”战后，尽管刘伯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129师的官兵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也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随后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源于在报告中提及百团大战，具有两个特殊意义。 一是这是党内军内在正规的场合首次对此战作出批评性评论。 对于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毛泽东也曾作了喝采，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电报：“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后续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因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了颇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非正式场合的。 刘伯承的报告则是首次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其性质当然特殊。 二是刘在报告中提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不够的问题，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共鸣。 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彭德怀在这种转型时期对游击战的概念把握得不太准确，对王明提出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没有加以反对，毛泽东对此是有看法的。 因此，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于彭在游击战问题上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百团大战的争论给彭德怀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麻烦。 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开前后，在延安断断续续召开了为时43天的“华北工作座谈会”。 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由于康生的发难，加之受到中共整风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影响，转变为一边倒的对彭德怀的批判会。 会议将批彭的锋镝指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将彭德怀传达过王明的讲话批评为执行王明路线，将彭的工作失误批成错误路线，将彭与毛泽东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批为闹独立，等等。 甚至一度出现否认一切的极不正常现象，连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也成了“带着入股思想投机革命”，“彭得华”的名字，被“上纲”为包含着政治上的狼子野心。 百团大战更成为批评的焦点。客观地讲，到了这个时期，对于大战的批评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环境，而是根据后来变化、发展了的情况，以苛求的态度，对以前的事情作出难以服人的攻击。 如“百团大战是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战的动机不纯，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挥鲁莽、蛮干”等，有的还扣上吓人的帽子。 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经过后来时局的发展，才能看得比较真切。华北座谈会在百团大战问题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是有失公道的。 华北座谈会虽然对批评彭德怀的那些东西没有作出正式结论，但这次会议对彭德怀后来的政治生涯起着重要的潜在影响，为彭德怀后来的政治罹难播下了种子。 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个战役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百团大战曾经为华北的抗战局面作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到头来却被批得一钱不值，还被扣上了无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当然想不通。 因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最初是由刘伯承在公开场合提出来的，尽管以后那些越来越走样的东西并非刘伯承所讲，但彭德怀对刘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彭德怀心中的怨气后来都带到了朝鲜战场上。期间，王近山的三兵团60军180师隶属于刘伯承的二野，在一次战役中几近全军覆没。 彭德怀批评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再后来的1958年，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解甲归田在南京办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在国防部长彭德怀主导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批，成为了第一个靠边站的元帅。 当然，那场运动有“中苏反目”的国际背景与前提存在。实事求是的讲，刘伯承的办学思想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只不过被扩大化而已。 再者，就彭德怀的量级，要批倒另一位元帅也是显然不够的，这事全由彭德怀来背锅，认定是彭德怀官报私仇，也是不客观的。 唏嘘的是，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更悲惨的磨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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