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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杂志社 2022-04-25 10:07 发表于福建  在温暖的蓝色的大海那边， 有一片繁花似锦的新天地， 一个新的春天就等在前面…… 还有这美中包含的福气。 ——（俄）布宁 我们会通过名字来想象一个地方。 福建是中国唯一带“福”字的省份。在崇尚传统“福文化”的中国人看来，这个地方的祖先高瞻远瞩，起名有水平。不过，只有了解此地当年的风貌，祖先为这片土地命名时的心绪才能真正被体会。 从前的福建，堪称一块自求多福的地域。其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拥有混合多样的动植物群落。从6世纪江淹《闽中草木颂十五首》等古人留下的文字数据可以看到，在梅树、李树、桃树、桂树、荔枝树、槐树、柳树、松柏等树下，在牡丹、芍药、玫瑰、兰花、蔷薇、木槿花等花丛中，活跃着猿猴、熊、老虎、麋鹿等动物，对了，还有成群的大象，那时气温一定比现在更高。在这看起来一派美好的世外桃源的地方，却响起令人恐惧的窸窣之声。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古人称蛇为长虫，“闽”的门内就是蛇。这里炎热潮湿，密密的树林覆盖浓黑的阴暗，蒸腾着瘴疠和湿雾之气，蛇虫满地，惊悚又危险，是一块传说中南方偏远蛮荒的梦魇之地。 闽地背靠仙霞岭山脉、戴云山脉、武夷山脉，面向东海，独居一隅，长久以来是一个充满迷雾的“神秘王国”。在古代，闽人去中原多是搭船前往，这让中原人以为闽地没有与陆路相连的海岛，这种想法倒是切合《山海经》说的“闽在海中”。闽地在远古自然属于海浸之区，但并未漂离陆地。中原人后来意识到与闽地陆路相连，但发现还不如走海路。这里被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山脉屏蔽，武夷山脉、洞宫山、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即使到了东面沿海地带，地势稍为平缓，山地仍然存在。山脉守护着这块土地，也阻挡着自由。在早期，除了一些散碎的部落，这里几乎没有人烟，“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周礼》把古闽同蛮夷并列，显见是列入蛮夷之国、化外之地。直到隋朝统一，整个福建仅设四县，为闽县、建安、南安、龙溪，人口仅12420户。 此地在近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政权存在。秦始皇通过郡县制将全国各地纳入帝国统治，曾“南平百越”，在闽越故地设置闽中郡，但其实并没能把闽地管理起来，只是实行羁縻之策，即委任当地土著首领管理，让他们各管地盘。也就是说，闽地在中国统一后，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名为郡，实际仍是一方诸侯。汉朝也尝试有针对性地征服，但连汉武帝也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府，直到他死后才勉强设置了第一个县。 终于到了唐。唐开元十三年（725），闽州都督府改称福州都督府，为福州名称出现之始。开元二十一年（733），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设立福建经略军使，这是福建名称出现之始。 此次定名，是对“福”的祈愿追求，也是对“福”的具体指向。 福，建，福从建来。闽人要建立福地。   福，是很迷人的字眼。 甲骨文中的“福”是双手捧酒浇在祭台上，从示从畐，顺天垂象（示），腹满（畐）之义。可见，“福”既是来自上天的幸运，又要人付出心血与汗水去创造，要天人合力才能成全。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的努力，天遂人愿，天也要看人。 地名反映一个地方的精神文化特质。从福建之名——福为名词，建为动词，就是建福，建立福，建造福——可以看出闽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开拓心。福建得名于福州、建州；福州得名于“因州西北有福山”。为了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的这句话，人们追寻了上千年：福山在哪里，是哪座山？福州西北望尽也找不到明确的“福山”。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各种说法层出，很多方志将董奉山说成“福山”，并说相传山上有神人裸身散发，人见之必有福，因名福山；三国名医、创造“杏林”典故的董奉隐居此山，故又名董奉山。但是，董奉山在长乐，方位是福州的东南，很多人并不采信此说。 福山是一座神秘的山，一个永久的谜。这座山为何捉摸不定？细细咀嚼，是很奇妙的事情，或许这正是此地先人的智慧。福州的格局是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布局命名有对称意识，东有鼓山西有旗山，所谓“旗鼓相当”；北有寿山，那么自然有福山相对，凑一个“福寿双全”。但旗山、鼓山、寿山都可以牢牢定在那里，为何福山漂移不定，不知落定在哪儿？要知道，中国文化里，无即是有，无有即是无不有；无有福山，便是无处不是福山——福州的山哪一座不能被称为福山呢？处处是福山啊。如果总是纠结某一座山为福山，可能是不懂先祖的筹谋与心意呢。换句话说，“福”哪里是可以落定不动如山的呢？它一定是长了翅膀的，会飘动会覆盖，需要人去抓住并留住。 从福山到福州，从福州到福建，闽人将“福”留在了名称里，让人千万遍呼唤，这是闽人的祈念与信念：将“福”留下，创建福地。 福建最大的改变期在五代十国的闽国时期，它是福建开发史上一个关键阶段，从此，这里不再是人人视为畏途的蛮荒之地，而逐渐成为文明昌盛的邹鲁之邦。从它的建立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很值得回味的地方，那就是福建的命运是自己主动改变的。 唐末黄巢起义，河南有一支由光州、寿州人马组成的响应军，渡江南下，后来由军中王潮执权。南方的气候、饮食与北方差异巨大，他们长途跋涉几千里，远离家乡，迫切希望回师光州。光寿部队折向西北，准备入赣沿原路返回光州。当行至建州沙县境内，百姓携带牛羊酒肉前来慰问。原来，泉州百姓在刺史廖彦若的压榨下苦不堪言，听说王潮治军严格，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因此十分希望王潮部队顺势攻占泉州城，驱逐廖彦若，拯救泉州百姓。然而并未如愿。王潮军队在南安短暂停留，很快离开泉州地界。泉州当地豪族坐不住了，也派人前来邀请起义军“解放”泉州。王潮与众将领商议后，最终决定回师围攻泉州。经过近一年的战斗，在唐光启二年（886）八月攻克泉州，杀死廖彦若，控制了泉州与漳州大片土地。王潮去世后，其弟王审知继承位置，后被加封为闽王。王闽政权统治福建33年。福建境外烽火连天，民不聊生；福建境内和平安定，家给人足，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 “闽人族谱有80%以上籍贯河南固始，闽地历代名流，也有80%以上籍贯固始。”（徐晓望《闽文化的崛起与河洛文化南传》）闽地在命运的转折点主动选择了突破，闽越文化拥抱了中原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爱拼才会赢”等都是福建人的精神，为了福祉前途，像大海一样去包容，用拼搏去获取。 符号蕴含着宇宙运行的神秘法则。福建人以地名符号，呐喊求福的心声。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中国人所认为的“福”，包含很多具体的美好向往和祝愿。闽地山高地远，开发较迟，匪患不断，而且沿海地区台风等自然灾害较多，先民求福求安的心理更为迫切。他们通过地名符号的吁求，几乎是一种直接裸露的表白。 以“安”字作地名有永安、惠安、南安、惠安、华安、同安、翔安、诏安、安溪；以“长”作字地名有长汀、长泰、长乐；以“乐”字作地名有长乐、将乐；以“宁”字作地名有宁化、泰宁、建宁、寿宁、周宁；以“平”字作地名有南平、延平、武平、漳平、平和、平潭；以“泰”字作地名有泰宁、永泰、长泰；以“永”字作地名有永安、永定、永泰、永春。而以“福”字作地名有四地：省会福州、福安、福鼎、福清。八闽地名福、寿、安、宁皆备，散发浓浓的“福泰永宁，平安长乐”愿望。不得不说，这里的人相信福，相信永远，相信安泰的未来，对“建福”满怀信心，这是福文化的心理深层内涵。 还有更为有趣的。建瓯西周时属“七闽地”，秦时属“闽中郡”，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取年号作县名，为建安郡。西晋太康三年（282），分建安郡为建安、晋安两郡。到南朝梁朝天监年间（502-519），又从晋安郡分出一个梁安郡，辖兴化、泉、漳等地。也就是说，建安年，这里设立建安郡；西晋年，这里设立晋安郡；梁朝，这里设立梁安郡——从年号转化为地名，“安”住年号，不啻保证在东南一隅有安全的力量，帮助国泰民安。 名字开始显现神秘的应验。从公元前202年建城以来，福州分别有过闽中、晋安、凤城、三山、长乐、榕城、天兴府、福安、闽海、闽州、泉州、左海等12个别称。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名称启用，它所蕴含的吉祥福祉，很快得到验证。天宝安史之乱长达十年，中原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乾坤含疮痍，寒月照白骨”（杜甫《北征》）。而地处东南的福州，依然“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青”（杜荀鹤《闽中秋思》），男耕女织，风景如画，成为北方士民南迁避乱的洞天福地。 唐僖宗年间，福州节度使韦岫弃城，顺利进城的黄巢农民军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屠城杀戮，只在城内四处张贴告示以安抚民众。三坊七巷的安民巷就是为纪念此善举而命名的。黄巢为东入福建开拓的仙霞岭五百里山道，本是一条带来兵荒马乱的灾祸之路，却成为福州第一条通往外省的道路，促进当地繁荣。黄巢起义中起兵的王潮、王审知兄弟更是受了招安，入闽带来新政。从唐末到五代，皇帝好比戏子登台那么短暂，朝中每更换一个皇帝，就给中原带来一轮新的杀戮，中原的战火多次从江北殃及江南，而闽王治下的福州，总能够偏安一隅，遇难成祥。 祸兮福之所倚。闽地山多，交通不便，本是发展劣势，但也在另一面成为优势，这里反倒不是兵家必争之地，维持了长久的安宁。自南宋以后，历史上出现多次“衣冠南渡”，一些不愿参与世俗纷争的人陆续迁到这里，由此人杰辈出，出现哲学家朱熹、民族英雄李纲、哲学家李贽等。清末，曾在福州居住过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福州——有福之州，是福建省的首府。”从此，“有福之州”成为福州的最好注解。 说来奇怪，唐以后，福州曾有过三次短暂的更名，但三次更名带来的是三次惨烈的灾难。后唐长兴四年（933），王审知的儿子王延均将福州更名为长乐府，并在这一年登基称帝。此后十多年，横祸迭起，不但自己被儿子所弑，而且家族互相屠杀，一片混乱。南宋末年，元兵南下，9岁的益王赵罡逃难入闽，被推上帝位，福州再次更名为“福安”，成为临时国都。但是没多久元兵铁骑飞逼，赵罡逃到海上，死于飓风之难。第三次更名是明末清初，明太祖九世孙朱聿键逃到福州称帝，将福州易名为“天兴府”，结果只生存了一年多，就被清兵砍了脑袋。很可能，这些都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但人们喜欢将之解释为“福州”二字所包含的某种天机。福州由此还衍生出众多带“福”字的县（市）名，以及村居地名、路名巷名、山河寺观名称等，据不完全统计，有70多个。 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福建，“福”的文化符号也表现在民俗、谚语、装饰等上面，但烙刻在土地上，一代代人土生土长在福愿里，才显得更为深沉与动人。据说，福州古城格局是“福”字草书造型，古时在鼓山顶眺望，可以看见。这样的传说想象真奇妙！  福建之福，来自何方？ “非福人不能来福地”，这是清学者陈寿祺的一句诗，有谁能想到，这说的是曾被视为蛮夷之地的福建？今天福建发展之迅速，之繁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说是风水宝地、洞天福地都不为过。福建成为中国“福文化”代表之地，如果只是将之简单归为占了地名有“福”之便宜，这种看法是过于片面了。福建，“福”从“建”来，福的背后是造福者的福荫庇护。 福建的祈福文化悠久、深厚。在古代，青山绿水间，街头巷尾处，庙宇神境随处可见，“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宋谢泌《福州即景》）这里是一个“宗教与神话的社会”（魏应麒）。这里的“神明”大多在历史上都是有原型人物的。他们在世时是有大德、有功于人民的英雄，扮演着“保护神”的角色，带给地方福祉，身份有可能是祖先、乡贤、清官，或是法师等。他们过世之后，福建人为其立庙，感恩其生前的大功大德。 湄洲岛渔家女林默深谙水性，一生与海相伴，无数次在惊涛骇浪中救助落难的渔民，28岁时因救助渔民而殒命于大海。后人为了感念林默生前与民为善、救苦救难的恩德，便在湄洲岛建立“妈祖庙”以作纪念。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倭寇横行霸道、滥杀无辜，甚至有屠村的惨剧发生，莆田林龙江倾尽家财安葬被残杀的乡民；后来他去了福州的金山寺著书立作，直到终老。福州“林江寺”供奉的“神明”就是他的原型。陈靖姑一生拯救了众多的难产孕妇，并有着许多救民于危难的传说：她化身牧童与蛇精恶斗，并将蛇精斩落于古田县临水井中；24岁时，她为救福州和宁德的三年大旱，毅然脱胎求雨，最终献身。陈靖姑被誉为“救产、护胎、佑民”的“妇女儿童保护神”，古田临水宫供奉的就是临水夫人陈靖姑。其他还有漳州的陈元光，建阳的蒋大夫，清官郭显忠、颜仁郁，南平的刘武秀，等等。 北宋胡则浮沉宦海40多年，政绩斐然。在福州知府任上，他连上三道奏章，终使福州地区官庄田税值减半，赢得了当地佃户的感激和爱戴。胡则去世后，范仲淹为他撰写了长达1700字的墓志铭。百姓敬若神明，将他奉为胡公大帝。 这些人在世时为百姓谋了福，福建人就不会忘记，在他们死后奉为神明崇仰，这是对造福之人最高的礼节吧。 继承尊贤敬德之风，福建诞生了很多替民众坚守“福”的造福者。儒家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福建教书育人，福泽一方，还在福建多处留下了“福”字，在福州乌山、永泰、福山郊野公园都有他的字迹。“禁毒英雄”林则徐凛然作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道光帝后来颁林公“福寿匾”，并书“愿卿福寿日增，永为国家宣力”。黄花岗烈士之一林觉民坦然说出“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些“福观”，这些造福者，是多么高尚而动人！ 此外，闽地佛教香火亦盛。佛教禅宗五家在唐末五代形成，均与福建僧人有关。有意思的是，“佛”与“福”在福建人的口音里相似。福州有道传统名菜佛跳墙，源于清光绪年间，是福建菜谱的“首席菜”。它原名福寿全，一次有个秀才品尝此菜时，触发诗兴，吟道：“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从此福寿全改名佛跳墙，成为美谈。 卡尔维诺说：“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福建的模样是什么样呢？此刻站在福州晋安河边，红艳艳的福船划过，红艳艳的福橘正熟，红艳艳的福道在福山盘旋…… （原刊于《福建文学》202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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