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垂的蓝紫色帘幕，雪白的挂有名家手书的墙壁，粉紫色枝型吊灯，室内盈满莹洁的光，这个宴会无疑有着颇为雅致的情调。围桌而坐的人，衣着整洁，谈吐高雅——大家在谈论一个奢华的主题——诗歌。 他们是本地的诗人，每个人至少出过一本诗集，其中有几位还得过大奖。忝为其列，我是唯一不会写诗的人。一九九九年的这次诗人聚会，其实更像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沙龙，本地最著名的诗人咸集于此，共同庆祝一位女诗人新出了一本诗集。 那位女诗人的名字我现在无论如何都记不起了，但清晰记得她本人的职业是一名印刷厂的工人。她眼里因为诗歌而绽放光芒，为相貌平常的她平添了一种美。一边印刷着别人的诗，一边写着自己的诗，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生活在诗歌里的人。 倾听他们热烈的讨论，听到一些我熟悉的诗人的名字和不熟悉的名字，以及一些诗歌流派和诗歌主张。他们甚至朗诵起一些诗句，受其感染，我恍然觉得自己正置身诗歌的圣殿，受到诗歌圣洁的洗礼。许多美好的词句，像果园里散发香甜气息的饱满果实，给人诱惑，让人迷醉。 但我只是沉默着，虽然一些经典诗句我也可以倒背如流，并且在经典诗歌的营养中我的文字正慢慢成长，但只偶尔写有关自己生活的文字——那时“个人经验”这个词还没有上升到批评领域的显著位置，放到今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只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写字的人。  然而，诗人们不单关注诗坛现状，关注诗歌的未来命运，关注底层人生，也波及关注到席间唯一沉默的人。为了不至冷落我，在讨论过诗歌后，他们用许多溢美之辞来评价我的文字，让我在瞬间成为沙龙的焦点——这无疑离题万里。 我不得不佩服诗人们的胸襟和热诚，对寂寂无名的人，他们抱有前辈或长者的宽厚与欣赏，包容与体贴。他们分析我的一篇只有千把字的散文，说优美的文笔中饱含深刻的人生思考，对日常生活乃至对浩淼宇宙的终极关怀及拷问力透纸背云云。甚至有一位诗人检讨说读了之后觉得自己出的诗集都浪费了书号，应该让给我出一本散文集。 我毫不怀疑诗人们的真诚，但还是如坐针毡——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文字被拿来说事儿让我不能适应，我尚不具备思想被当众解剖的勇气。而且，相形之下，更加验证了我是一个只关注自我，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诗人们的诗句和主张一知半解，也缺乏关注的热情和参与的激情，眼界狭隘，胸怀狭窄。 那以后，我没有再参加过此类聚会，只是偶尔在朋友的桌上，看到过诗人签名的赠书，知道谁又出了新的诗集。偶尔，也会在街上遇到一位诗人，听他陶醉地吟上几句新写的诗，完全不顾及路人惊异的目光。我也几次三番地接到新出诗集的诗人的电话——让我为其承担部分包销任务。我只好一次再次地解释，我的学生宁愿花三十元吃一个汉堡套餐，也不肯花十元钱买一本他们并不需要的诗集——原价三十元的诗集诗人自愿以十元售出。 前几日在一个学兄供职的省府大楼里，我亲眼见识了诗集的新鲜出炉——他正指挥人将数千本新印出的自己的诗集码放到办公室的角落里。散发着墨香的诗集，将开始怎样的旅行，送达到何人手上，坐在学兄宽大的办公桌前，我开始不无担忧地揣测它们的命运。 在无人关注的时刻，他们仍然不改初衷，诗人们的坚持与热爱令人心悦诚服。在贫瘠的、偏远的、闭塞的地域，甚至在话语中心的角落里，诗人们一直勇往无前地战斗着，建设着，跋涉着。比如今天，一两个诗歌事件正在网上引起一番热议。我绝对相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缺少诗歌，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和最有力的表达方式。我也慢慢学会不再以冷漠的眼光来看待诗人们，就像他们，对我报以宽容、理解与高度信任。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偏见之下，为了得到更多营养，我可能没有认真地翻阅他们，而是更多地阅读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 刚刚接到一位编辑的通知，说是杂志上将我的笔名与另一位女作者弄混了。他在道歉的同时，坚持说从下期开始书评一律使用我的真名，批评我又不是写得不好，为什么不肯用真名。  在阅读与写作方面，我抱有偏狭的口味，读诗少造成语感钝滞，不会写诗有如失语，宁愿我的真名保持沉默，而笔名是我俗世生活里仅有的诗意——“木兰”来自屈原的《离骚》，“良朝”来自陶渊明的《时运》。因为不具备让人慧眼识珠的才华，在诗人狂热的激情映照下，我只能是一个笨拙的写字的人。我还一直认为，诗人是一个神奇的物种。现实尽管庸俗不堪，他们的诗句可以空灵俊逸。无论怎样深陷烟火泥淖，他们都拥有去往云端的通行证。 时间再行进到今天，一位作家在讲座中说，当下除了舒婷、北岛和余秀华，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愿意为一个诗人出书，因为担心没人买，怕赔钱。虽然如此，我仍然祈祷他们的诗集拥有更多读者，甚至拥有传世的命运。 那一定也是他们自己的美好愿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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