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弘一法师 因缘际会,有幸在《十三邀》里许知远和徐峥的谈话中再次听到李叔同,徐峥说自己是一个处于安全区的人,很羡慕那种肆意改写人生的人,便提到了李叔同。李叔同就是一个“肆意改写自己人生”的人,他一生学贯中西,艺专多科,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极高的建树,著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文学家曹聚仁、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他的塑像静静地座落在上海华山路的上海戏剧学院这座名校美丽的校园里。随后看了这部电影《一轮明月》又名“弘一法师”,但是心底一直有个声音:“你又不曾拿起,又谈何放下?”这话其实是我对自己人生困惑的质问。弘一法师,便是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名。1880年出生于名门之家,父亲在清朝吏部主事,家里经营盐业和钱庄,是天津巨富。母亲19岁嫁给父亲,父亲67岁老来得子,排行家里老三,取名叔同。俞平伯说:“李先生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他是林语堂眼中“最有才华的天才,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人”。连一向自傲的张爱玲也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他出家后,佛法造诣精深,书法也越发老道,散发出一种绝世的大慈悲,被时人誉为“天下第一书法”,很多名人包括鲁迅都以得到他的一幅字为荣。但生逢乱世,纵有才华万千、一世修为,最后仍是含郁而终。他是见识过这个人间炼狱的人,1904年黄河洪灾泛滥,他坐着南下的火车经过黄河一带,从来见惯富贵琉璃的他第一次看见难民,越通透的人,活得越痛苦,也第一次激发了他的爱国爱民的悲悯之心。第二次,是他在日本留学,听到祖国又一次遭到洪水灾难,发起春柳社,演话剧,筹集善款,救济祖国灾民。他的挚友夏丏尊一句“你已断食二十一天,难到还真的要去出家做和尚不成?”朋友一时激愤说的一句话,说点醒也好,说因缘注定也好,李叔同便真的去杭州的灵隐寺出了家。年后,夏丏尊去看他,已称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俨然成了一个苦行僧:被子早已破烂不堪,毛巾也又脏又破,吃的菜只有萝卜和白菜。看得夏丏尊眼角含泪:这就是当年风流天下闻的贵公子吗?第三次,夏丏尊见他视物困难便送给他一副白金水晶眼镜,但是在国难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后,他转而送给了泉州开元寺,让他们卖了去筹集斋粮。此时,他已经大病难支,言说:“大病从死,小病从医。如今已是大病,那就从死。”但仍然惦念着救国救民,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横幅,四下奔波传承佛法。他在佛教中修持教义,我们常说“自律,才能得真自由。”也许弘一法师想在佛教教义之中找到普世可用的大道。他前半生都在“拿”,后半生都在“放”。放下的期间,修行的是最精深、戒律最严苛的南山律宗。自律,得自由。而不曾拿起,就悟不到放,即便证悟,也是性空。灵性通达之人,心路修持,不分在家出家。由此看来,李叔同的出家,并不像别人那样因为看破红尘,而是一心求道,以求救国救民。真如林语堂所说,他是个遗世独立的人,是个天才,凡间的那些艺术对他已经构不成挑战了,他便想去最精深奥妙的佛教世界领略一番。他的得意门生丰子恺曾经说过:“人生有三种境界——物质、精神、灵魂。”生活在物质层次的人,只要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而醉心文艺学术的人是第二层的人,艺术是他们的精神殿堂,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还有第三种人,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李叔同,就属于第三种。物质从出生便已满足,艺术的天分和成就也不足以安放他的心灵,所以,他选择了宗教,以此来超越无常的痛苦。我很同意这种说法,让我想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当人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就会向更高的精神层面追求。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又一己偏见地认为,物质、精神、灵魂并不是独立而存在的,三者杂糅而相辅相成的存在。李叔同从年轻时期,看到那一火车的难民开始,悲悯之心起,佛缘已生。是悟性、更是天成。赵朴初为他写过一首诗:“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若问为什么李叔同会出家?那就是一切因造就一切果,因果而成,道法自然。正如开篇引用的弘一法师之言“梅子熟时栀子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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