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胡兰成引过的一首张爱玲的未刊之诗。她对历史的感受有一点荒芜的味道，废墟似的，不见古人，也不见来者，却又对那终将淹没自己的流年感到一丝不甘，这促使她要从一茬茬无面目的时间里探出头来，朝那不分今夕何夕的太阳喊一声：我在这儿呀！ 《素锦的香港往事》的写作，基于一个女人在1956年-1976年间陆续从香港寄回上海的三百二十六封家书。这些书信能够在那段离散、动荡的历史中留存下来，其间的偶然、幸运和珍贵，不言而喻。那些辗转老书店和旧物市场收藏民间文献的人，仿佛一支四散于各地的历史搜救队，从历史的众声喧哗里听到时间深处那些执拗的低音：我在这儿呀！
作者刘涛正是这样一个低音收集者。长期收藏书信、名片、账本等各类民间文献的经历，让他的历史立场明显有别于传统历史对精英上层和王朝政治的关注，更善于倾听普通人细小而微弱的声音，更敏于捕捉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历史记忆。 《素锦的香港往事》便是如此，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女人隐忍的生命史，也留存下那个时代鲜活的现场记忆。 讲故事与写历史的角力 然而，俯拾即是的丰富性，有时反倒会成为一种困扰。对我而言，《素锦的香港往事》也是一篇展现写作困难的作品：游移在讲故事与写历史的角力之中，整个文本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这道裂缝单从作品的章节标题便一目了然。它们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种是叙事性的，依据时间线索讲述素锦的人生故事；另一种是说明性的，以各个分主题为中心，逐一罗列和整理。  这两种异质的叙述逻辑，可能跟作者刘涛的双重身份息息相关。他本职是在山西文联从事戏剧工作，这使得他在读到书信的第一时间，立刻就能感受到故事本身的魅力，一度还想把它改编成戏剧作品；此外，长期的收藏副业，也让他很难忽视这批书信独特的史料价值。 因此，当讲故事和写历史被糅合在《素锦的香港往事》中，虽然两部分都很精彩，结果可能却是各自只写了一半。 素锦二十年的人生故事，展开、结束都很清晰，中间部分却弥散在各个分主题里，呈碎片化状态，由此导致的时间错位和故事缝隙也不少，是为一半。 历史层面，两位作者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批书信对于香港城市史的文献价值，并做了不少考证增补的相关工作，诸如1956年香港的“九龙暴动”、李嘉诚与香港塑胶花工业的崛起、1962年台风“温黛小姐”的来袭、香港房价地价的飞升、1973年惨烈的香港股灾以及由物价疯涨引发的治安不良等，这些香港纪事融在素锦的生命体验里娓娓道来，读着亲切生动，感同身受。 稍有遗憾的是，这一批来往信件对了解彼时上海的历史同样殊为珍贵，却谈及不多，亦是为半。就彼时情势而言，只有将香港和内陆对看，才能为理解素锦的书信打开另一层想象空间。 比如据信件所述，素锦1956年从上海前往香港寻夫，走的路线却避开了更近更直接的罗湖桥，反倒经由广州、珠海拱北口岸，辗转澳门而行。 这般舍近求远的背后，应该与当时愈收愈紧的边境政策有关。据《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记载，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深港边界尚未封关，内陆有近二百万人先后跨过罗湖桥，移居香港。但趋严管理的态势当时已经很明显：自1951年2月15日起，来往香港的旅客须由对外开放口岸持凭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进出境，其他沿海沿边地区一律禁止进出，出境人数由此锐减十之有九。到了1957年，深圳边防检查站更是改由广东省军区直接领导，或许迟上一年，素锦的香港之行将会充满变数。 另据《上海通志》记载的上海市民因私赴港澳人数来看，自1958年起每年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1951年-1957年则混同一处统计，或也可见出一些政策变化的端倪。  在一路收紧边境政策的过程中，1962年较为特殊，因经济调整政策稍有放松，去港人数一下激增至万人以上，这也验证了素锦是年在特美华餐厅打工时描述的香港就业境况：“内陆人像潮水一样涌入香港，导致人多岗少，竞争十分激烈，我不能不当心”。 又比如，作者提到素锦1960年第一次给上海寄物，“不知道是因为有规定限制还是别的什么，她分开寄了两处，一处寄给了'公平路母亲处’：一罐澳洲牛油，半斤福建肉松；一处寄到了妹妹家：一磅虾米，一磅福建肉松”。此处信息的背后也对应了上海的海关政策变动。 《上海海关志》记载，“1960年7月，上海海关……对供应量减少、生活需求量较多的物品，如糖、食油等准予进口，但每人每月限收取一次，每户限收取3次，每户限值5元”。而在此前，上海个人收港澳邮寄的物品，需合于“自香港、澳门寄进自用物品限量表”，素锦邮寄的油、虾米和肉松都不在其内，且由于新规定对每户有限值，于是她才做了分寄处理。 换言之，香港来信里的信息，往往都映照着内陆港澳政策的变动，因此这批信件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充满密码的信息库。素锦所写的这三百二十六封香港来信，如能详细统计在各个年份的数量分布，或可由此推见上海对港澳邮政政策以及政治空气的变化。 这种写作的两全之难，是因为讲故事与写历史在这里全然致力于不同的目标：前者是文学性的，主体是人，遵循的是情感逻辑，是把历史纳入个人叙事，旨在理解和进入素锦的生命体验，愁着她的愁，苦着她的苦，希望着她的希望；后者则偏向社会史视角，主体是香港市或香港社会，遵循的是证据逻辑，是把个人记忆作为整体史的一个案例或脚注。前者本身就是自足的，后者则更像一块历史拼图，最终会被纳入某个更大的、整体性的记忆工程。 这种分野同时也必然导致叙述语言上的不同：前者的写作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身体、经验和情感，以便在生命层面认出对方，因此所使用的语言更倾向是切身的，文字背后藏着我们的欢欣、低语和叹息；后者的写作则带有鲜明的档案色彩，注重统计整理，主题排布有序，叙述力求准确，避免情绪化，这一点也体现在刘涛的另一篇作品《百年前的交游》中。 时至今日，大数据时代到来，不只是身高和血型，也不只是缴税额和健康码，甚至连我们的情感、态度、趣味和欲望都能被计算和使用。统计、分类将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我们可能也将越来越像一段云端的数字符码。而像素锦那样饱含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提供了一种逃逸之径，她无法再用一个均质的“1”去捕获、驯服和消化，她总能从一个干瘪的脚注里逃脱出来，恢复自身的故事与生命的血肉。 一份绝佳的社会观察报告 《素锦的香港往事》写作之难的第二点，是如何重新讲述素锦的故事。毕竟，早在作者讲述素锦的故事之前，这个故事已被素锦本人亲述了两遍。 第一次是出自素锦奔赴香港之前向上海市政府提交的一封救济信，故事的核心是少时因生计所迫入舞场当舞女，又因生计所迫嫁与香港商人章文俊，生下子女三人后又被见弃，生活再次陷于困顿。 第二次是在素锦1973年写给妹妹素美的一封自陈身世的信里，故事的核心依然是因生计所迫当舞女、嫁章文俊，以帮扶家庭，但延展了见弃后赴香港寻夫的前因后果。 这两次自述身世的故事核心几乎是一致的，即便不宜直称为“中国套盒”，其同心圆结构仍是一目了然的。但在这种同心圆结构中，两次自述却也出现了各自的偏移，前者偏重生计困苦，以求救助，后者偏重家庭关系，以求同心共情，因此在故事的颗粒度上明显不同；与此同时，第二次讲述加入了抵港之后的种种，同心圆的故事尺寸也明显得到了扩展。 于是，当作者想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必然会受到这个同心圆结构的束缚。延续第二次讲述的办法，仅仅借故事时间线的展开来延伸同心圆半径（如返沪探亲、儿女成婚等），对作者而言，显然是不太满足的。出于某种原创性焦虑，他必须为故事拓展新的视野空间。 其方法之一，是引入社会史维度。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是用社会史来为素锦做注脚，而是用素锦的经历去为历史提供旁证，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之前我提到的“生命故事”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割裂。 但说回来，引入社会史做注脚本身是管用的。比如，舞女生涯不仅塑造了素锦的个人经验（善观察、会应酬、懂时尚和打扮、对人性和现实处境有快捷的理解力等等），同时这一段经历也在她的心灵上打出了鞭痕，成为她毕生的痛楚。要理解这一点，就可能需要回到历史现场。 素锦十九岁入舞场当舞女，算来应该是在1942年。舞女的工作主要是陪那些买了门票进场的客人跳舞，并向他们兜售昂贵的香槟酒，赚取一点提成。据贺萧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一书中所述，舞场客人们不时会动手动脚，她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且随时有直接步入卖淫的危险。因此，当素锦决定去当舞女的时候，其母认为这是在跳火坑。 舞女在当时一直处于道德压力之下，甚至有文章将之与倒粪夫相比：“舞女和倒粪夫，在绝不相同的上海环境中求生存，前者结束上海之夜，后者开始上海之晨。” 一种奇怪的癖好：谈论女性，似乎总是容易从道德开始。如果说这是一种罪恶，有罪的恰恰是她们所处的境况，而非她们本人。事实上，素锦在入舞场之前的工作表明，当时普通的工作根本无法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据 1939年的《上海生活》杂志统计，上海女职员的待遇，“银行和机关里的女职员，比较好些。学校和公司，商店里的女职员，却要差些，她们多则二三十元，少则几元，怎能够用呢？就是把这些收入，维持她们个人的开支，恐怕还有些不敷，更谈不到维持家庭了”。这里统计的女性职业，还不包括劳工在内，可见从事普通劳工的妇女收入将会更糟。 到了1945年，苏青和张爱玲在一场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的对谈中，两人也一致认为“生活程度涨得这样高，多数的男人都不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养家”，女性外出工作已经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处于不得不工作的现实。但女性外出工作所得，往往也只够贴补而已。 正因如此，素锦与香港商人章文俊同居，后又作为外室出嫁，虽然被亲戚背地里骂作“见不得光的小老婆”，却也算是舞女职业里能寻求到的一个“规范的”出路。 作者解决同心圆故事原创焦虑的另一方法，就是反复采用第一人称改写。当作者代入素锦的视角来为我们讲述李嘉诚的发家故事和香港的塑胶花市场，并贴心导游般对其工作的特美华餐厅做全景式的介绍：从菜单食物、客人群体、侍应生的“小联合国”、营业额到店老板的经营之道和育儿经验等等，堪称一份绝佳的社会观察报告。 从往来书信中理解素锦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故事，是听的录音版，用听觉取代视觉，反倒能察觉出这种转写的些微不妥帖之处来。这就涉及到《素锦的香港往事》写作之难的第三点，从信件到非虚构作品，该如何消化书信这一体裁独有的话语特点。 其一，书信有明显的个人语言风格，比如素锦的书信语言非常生活化，且多短句，富于节奏感，语气跌宕之间音容相貌宛在目前。这种语言特点，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一种功能性需求。素锦离开孩子孤身来到香港，肉身的缺席，就更倚重精神性的在场，所以她的文字必须有很强的临场感，必须创造对话和聆听，一如《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续命式的语言，素锦的书信某种意义上也是性命攸关的，她永远不能空洞地谈论自己。而第一人称转写稍不注意就会失去这一特质，文中转写李嘉诚的部分即是如此，明显多长句，不似素锦语调。 其二，就像今天发布于互联网上的纯私人书写，也必须穿过一面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的筛子，即便是书信，也必然会受到时代表达惯例和主题的节制，未可一概做如是观。比如，随着当时政治空气的变化，海外关系随时可能成为政治风险，且书信时时有被拆看检查的可能，彼时的书信来往表达什么，不表达什么都会是一种政治智慧。1969年10月，广东省就曾出台《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明确指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的，要从严处理。由此来看素锦在信中强调“香港市民大部分食物依靠祖国，香港也是祖国的土地”“看到电视中瞻仰（毛主席）遗容，也流泪不已，心中哀伤”等等，或许别有一番感受。 其三，书信本身带有对话性质，要求反馈，而且对象是特定的个人或少数群体，而社会报告是当下完结的，对象是模糊的公众，公、私域有区分；就此而言，对特美华餐厅全景式的介绍，虽然挪用了素锦的不少语言信息和口气，但仍然只是接近某种集句诗，每一句看着都像，但整体却不是。 其四、出于沟通的需求，书信天然带有“坦率”的特质，但同时它也是充满了自我塑造和自我展示的意图，用以调节对方的期望和态度，因此它同样可能充满了谎言、攻击、防卫和自我辩解，未可全然信以为真。所以，当作者以第一人称转写的时候，也容易陷入“不真实”的风险：素锦如果在信中进行遮掩、回避，甚至撒谎，是出于自觉的不诚实，但经历转写之后，这种自觉的不诚实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假话。 素锦前期反复地、大篇幅地叙述自己的生活不易，也许是出于某种愧疚，含有自我辩解的意味；而后期经济好转之后，仍然在大篇幅强调自己的生活不易和俭省，则更像是对素美如何使用所寄钱物的一种潜在要求。清楚这些书信往来，在情思之外，也遍布各种潜在的争吵、指责和辩解，这对理解素锦是至关重要的。 二十年间家庭牺牲的账目 由此，我们也触及了《素锦的香港往事》写作之难的第四点，如何理解书信中的女性视阈。而在素锦的心灵图谱中，家庭无疑是核心叙事。 素锦长期漂流于两个家庭之间，在香港，始终只是妾室，身份焦虑徘徊不去，而长期不能回上海，又担心孩子日益见疏。其间的不安、痛苦与愁闷，几乎无处排解。仅靠书信往来的互相评注，也因家庭成员彼此不切实的期待关系，偏差越来越大；此外，原本的家庭纽带与家庭身份也早已被各自新的家庭所取代，这些都会导致大量的情绪困阻。 况且，在这近二十年时间里，家庭氛围、家庭观念，甚至包括情感表达模式，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她也必须一再对此进行调适。 费孝通说中国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也有学者将之视作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其间或有偏颇，但这也点明了在所谓脉脉温情之下，中国家庭有其利益计算的一面。每一位家庭成员心中都有一本家庭收支账目，曾经的“牺牲”有理由按照某种计算法则进行支取和补偿。 正因如此，素锦的舞女经历，她不希望被外人提起，却也不能接受被家人忘却。它对素锦而言，既是耻辱柱，又是勋功章。在1973年，当她和妹妹素美出现误会和分歧的时候，仔细重述这段为家庭牺牲的经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家庭账目的盘点。 在《素锦的香港往事》中，作者将素锦的前半段比作小说《半生缘》里的姐姐曼璐。素锦确实很像是张爱玲笔下的某位主人公，精明机敏，却不得不陷在婚姻和家庭里打滚。但对素锦来说，曼璐在家庭账簿上支取牺牲补偿的方式太过决绝，不惜把自己的妹妹拉下水。现实逻辑下，无论是章文俊，还是素锦，都有对小说叙事套路的打断，一度抛下妻儿的章文俊担不起陈世美那样狠心绝情的角色，依然能认出一副现实生活里的模样，有些无耻，也有点懦弱，再次见了面，也还是会紧张，手抖得很厉害。决心打工自立的素锦，在香港打工的时间前前后后不过三四年，最后还是回去依附男人生活。 素锦的稳定感来源于家庭，受迫感同样也源于家庭，所以她对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反对，都表现得很强烈。如果说素锦前半生最痛楚的，是被迫当舞女当外室，后半生则是不得不游荡在两个家庭之间，与儿女分离。1973年，素锦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曾在信中向素美哭诉：“我现在在困境中，谁来帮我谁来扶我，我一生都在被剥削，我能怪谁？” 然而，牺牲只会将人绑得越来越紧。作为女儿的牺牲已经过去了，转头迎上的，是作为母亲的新一轮牺牲，这个新角色也是张爱玲未能写出的女性故事的后半段。“伤感的时候，我会给自己的人生做这样的总结：丈夫无缘罢了，儿女也无缘。儿女们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以为我只要男人不要他们。”她能做的，就是多写信，然后多寄钱寄物。 据作者统计，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素锦一共给上海寄去2632元港币；1966年到1976年的后十年间，不完全统计，共计寄回港币30900元、人民币1000元。 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上海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份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表：
不计邮寄的物品，单是素锦自己寄回上海的钱款，按汇率2.5算，年均约721元，基本相当于多出一个人的工资。且因为这份表所列的职工含干部，所以，所寄钱财会超出普通职工薪酬不少。如1970年起，学徒转正定级工资不分行业一律暂定为36元，且长期没有增长。 再看当时的上海物价。以1962年为例，上海市粮票每斤0.85元至0.90元。据《上海物价志》记载，1962年，在凭粮票平价供应纯粮制品的同时，一度高价敞开供应一部分纯粮制品，油条每根0.20元。到1963年3月，油条降为每根0.10元，大饼每只0.08元，粢饭糕每块0.15元，淡豆浆每碗0.05元。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侨汇收入，政府经常会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比如能买到很多特供的紧俏物资。据《上海通志》记载：1960年6月，实行凭侨汇券购买市场紧俏商品。1961年7月，设上海市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商店（后改为华侨商店）。1961年，上海华侨旅行服务社，增加用侨汇购买紧俏副食品、日用品以及少量进口高级消费品委托代办业务等等。不过，虽然政府一直在经济上争取侨汇，给予很多优待措施，但在某些时候，海外关系和侨汇也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 为了多寄钱物给孩子，我们经常能在信中看到素锦对自己的各种欲望管理：看到妹妹妹夫接了自己的孩子养，就反省自己，表示今后一定克服虚荣心，节省每一分钱；她不逛马路，不给自己找不痛快，因为“这里的东西真叫人爱，所以我连看都不看，免得引起奢望”。 而在1930年代就步入社会谋生的素锦，她的整个青春期，赶上的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女性回归家庭，做新贤妻良母。1935年11月，上海的女性杂志《妇女共鸣》就出版了“新贤妻良母”专号。要知道该刊的主编谈社英就是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曾出版过《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而在临近的福建省，省主席陈仪1941年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演讲中更是主张：“任何女子……主业还是管理家政，教养儿童”。 名为新生活，实则旧道德。时代的诡计，有时候就是摆出一个向前的姿势，然后偷偷往后滑步。素锦正逢其时，以致于面对婚姻不幸的云珠（老公不回家，也不给她生活费，婆家待她又很苛刻），素锦竟劝她：要忍耐，忍到丈夫回心转意的一天，“守得云开见月明”。 自1980年代以来，直至今日，这些类似素锦的“牺牲”叙事仍在一轮轮的打工潮里上演。那些候鸟一样的工厂女孩，每年当她们从城市回到农村，小到她们的发式、衣着，大到同居、远嫁、离婚……落在各自的家庭处境里，都是一场场惨烈的价值观的冲击，是不得不去经历的一百万个叛变。回首素锦，只愿当下的她们能够更勇敢、也更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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