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没有相机留影，与我一同在新桥村搞四清的黄富民教员为我画了一张像，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蛮清晰。（峻茂）
图为贵池秋浦河景色
过几天，我们“八仙乐游团”要组织一次“皖南池州行”的活动，我们将到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旅游，同时乘此难得的机会重回贵池。贵池于我们而言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地方。回想五十六年前，我们曾在皖南这片土地上度过了紧张而又令人怀念的六个月，留下不少印记。几回回梦里回贵池，秋浦河水清又清，群山翠绿张开怀，贵池啊，我们又回来了！
思绪把我带回了五十六年前的1966年，那可是一个暴风雨的前夜，华夏大地即将迎来一段动荡而令国人难以回首的岁月。
记得1966年2月，我们顺利结束在江苏常熟下连当兵的锻炼而回到南京，为了准备马上要下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集中学习了半个多月，主要是有关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如十六条，也有以前的一些文件。在关于四清的问题上，当时就可以感受到党内的一些分歧，实质上是文化革命的前奏。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把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明确规定了抓阶级斗争。我当时年轻，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深意，但随着以后时态的演进而逐步了解。作为年轻的四清工作队员，我决心到农村广阔天地好好锻炼，增长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
过好春节，大概是1966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西北风凛冽，天气很冷。我们在南京下关中山码头坐长江轮去贵池，当时长江水运是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到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城市都是坐轮船。轮船原计划是下午出发的，因天气不佳，推迟到晚上9点我们从学院出发，又在中山码头足足等了2个多小时，才上了”民权”号轮船，到夜里1点轮船才起锚出发。
上船安顿好以后，我迎着凛冽的寒风向两岸眺望，有道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眼见着长江水滚滚向东流去，看着大江南岸南京城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眨着眼睛好像在向我们笑，我的心情也像长江翻滚的浪花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们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承担起一番责任，心中既有那么一点自豪，又有那么一点悲壮。第二天清晨，曙光刚从东方露头，太阳光渐渐射进船舱，我起床往船舱外走去，长江上美丽的景色深深吸引了我。看着长江滚滚的流水，心中十分欢畅，填了一首词：
浪淘沙 长江
滔滔长江水，
滚滚向前。
一泻千里入东海，
哺育良田千万亩，
威力无边。
舟行逆水中，
不进则退！
踢开障碍往前行，
激起浪花几尺余，
勇往直前。
因为从南京到贵池是长江逆水而行，所以就有了这一番感慨，也表达了自己克服困难搞好“四清”的决心。
我们搞“四清”的地方是皖南山区的贵池，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当时十分贫困。贵池就是现在的池州，是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说起贵池，也许大家比较陌生，但说起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大家就会很熟悉了。杏花村就是贵池的一个著名景点，但当时我们竟浑然不知。长久以来，我想当然地以为杏花村是山西的地方，是汾酒的名牌，因为当年那首著名的“人说山西风光好”的歌里就唱道“杏花村里杏花香……”。
贵池还因为南宋岳飞的一首诗而闻名，诗中赞扬贵池“好山好水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特别是前面那句“好山好水观未足”，当我后来亲身领略了贵池山区旖旎的风光后，深刻体会到岳飞大将军所言不虚。
我们乘坐的轮船第二天下午3点抵达贵池的池口码头，几百号人在贵池城关镇的国营茶厂大仓库里借宿了一晚，我们一到茶厂放下背包就去打扫厂区，没多久整个厂区卫生面貌焕然一新。茶厂工人贴出“向解放军学习”大幅标语。整个厂区透着浓郁的红茶茶香，此前我从来没有喝过红茶，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红茶的茶香，与杭州的绿茶相比，确实大相径庭。开始觉得红茶味道不错，但是以后还是觉得绿茶地道、清口、醇香。当天晚上，我们观看了当地安庆京剧团演出的“红嫂”，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第二天一早，工作队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打扫池口镇街道，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清扫，把池口镇的一条主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此，我还有感而发，赶时髦地填了十六字令三首曰：
扫，
奋力扫垃圾，
别留情，
地上无灰尘。
扫，
扫除害人虫，
驱乌云，
红日照大地。
扫，
清除旧思想，
换新貌，
誓做接班人。
第三天清早，我们按照分工的地点乘坐汽车分别前往位于县域西南部的高坦公社和珍溪公社，我们学校负责这两个公社的社教运动，我所在的是珍溪公社斗溪大队新桥生产队，青年教员黄富民，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来校任教，风华正茂的他和我共同负责这个队的四清工作，他的阅历比我深，当然由他负主责。
珍溪是一个交通极为闭塞的山区，不通公路，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与高坦公社隔着一条秋浦河。汽车只能到高坦，我们背着背包等行李沿着秋浦河的小路走，在一个渡口坐手划小渡船到对面的珍溪公社斗溪大队的地界，然后走上15分到半小时，各人才能到达各自所在的生产队。为了便于工作，以三个生产队为一个片，设立了一个片长，可以及时指导各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我们新桥、江边和小岭三个生产队为一个片。
看着秋浦河的河水静静地流淌，那河水碧蓝碧蓝的，远远胜过城市里游泳池里的一泓碧水，小鱼在河中自在地游弋，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澈的河水。就算以后出去在全国各地也游历了一些风景名胜，但我仍坚信，秋浦河的河水是最最清澈的。可惜我没有到过四川的九寨沟，不能将两者的水平进行一番比较。但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心目中认定的东西总是最好的。其实，后来我才知道，秋浦河确实是一条有名的河流，唐朝的诗仙李白曾写下闻名遐迩的组诗“秋浦歌”赞美了这个美景。秋浦河是从邻近的石台县深山区为源头流出，纳众流蜿蜒而来，碧水清流，宛若仙境。虽然，我身处这个深山的穷乡僻壤，但深深为这个绮丽的自然风光而折服。当时，我就十分超前地想，这个地方以后肯定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看来不能实现的梦想。
新桥，顾名思义是一座新桥，确实，新桥村的中间横卧着一条清澈的小溪，不知什么名，可能就叫斗溪吧，把小村分成东西两块，小溪由北向南流淌。斗溪大队是一个被四面群山包围的盆地，新桥坐落在南面，背后有一座山，秋浦河在新桥的南面，可能由于地势的关系，小溪是由南向北流向秋浦河。潺潺的小溪在村中流淌，为全村人提供了清洁的优质水源，也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水源。小溪上架着一座小桥，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板桥，看年头已经久远了。可以想见，月色下的新桥沉浸在静谧之中，会显得那样古朴宁静，一幅浓浓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活脱脱是某个古代著名画家笔下的模样。多少年来，一读到“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句，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必定就是那个新桥村，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皖南小村落。
当晚在新桥生产队，我们住在一个名字叫吴志祥的贫农家中，这家人家在当地算是条件较好，房子虽然也是土坯房，但在村的中心位置，便于召集会议和来访。户主吴大伯五十几岁，有2个儿子，与儿子一起做裁缝，每天走东家串西家，工钱按天数算，虽然够不上丰厚，但在当时农村普遍贫穷的经济条件下算是好的了。大儿子吴柯云二十几岁，有一点文化和头脑，后来成为生产队的建党对象。吴大伯见多识广，在村中也有一定威信。我和老黄就住在堂屋的侧房里，睡的是用砖头砌成的床，上面铺着稻草。房间里除了两张床，有一张小桌子没有凳子，坐就坐在床上。我们晚上点着小油灯看书、谈天，感到还蛮有情趣。
我们吃饭是吃派饭，每天交4毛几分钱和规定的粮票，我们是全国粮票蛮受欢迎。我们从吴大伯家开始，轮流在生产队内各家成分好的人家吃，每次一周，一周一周轮下来，除了地主家是万万不能去的，还有几家赤贫，家中有痴呆人，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就免了。到谁家吃饭好像是一种政治待遇，都非常在意。那个下台的队长，开始我们始终没有去吃饭，他非常惶惑和忐忑，后来基本上确定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去他家吃派饭，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放下。
当时，工作队对吃饭做了严格的规定，不管吃饱没吃饱，只能盛一碗，硬性规定不能吃第二碗。当时，我们年轻人胃口好，根本吃不饱，但规定不能违反，那里没有商店买饼干之类的东西，饿了也只能挺着。当地因经济落后，习惯上只吃二顿饭，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饭后出工干活，到下午4点左右就收工了，吃第二餐饭。佐餐的菜主要是放了辣椒的咸菜，烧一只鸡蛋做的荷包蛋或蒸的蛋羹就是很好的了，还有自家种的蔬菜之类。
猪肉平时是看不见的，只有到节日才杀猪分肉，我们曾在那里过了一个端午节，很是热闹，人人穿上新衣裳，家家户户分到队里杀猪分得的猪肉，蒸了大馍馍而兴高采烈。在贵池农村，水产是看不到的，更没有海鲜。因此，那里患大脖子的人很多，还有很多白痴，这与饮食中缺乏碘有关系。
说起吃饭的事，有二件插曲值得一提，大约是下乡有一半时间的一次，工作队在高坦公社举行队员会议，吃饭时每10人为一个小组，用一个大脸盆盛了满满的一盆红烧肉，这是世界上最最美味的猪肉，大家一哄而上用筷子夹肉吃，不一会功夫竟然将这满满的一脸盆红烧肉统统消灭干净。另外一次，在珍溪公社开三级干部会议，可就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我们要带菜，到了那里才知道菜要自己带，我什么也没有带，当地又买不到东西。整整有几天的工夫，每到吃饭的时候是我受难的时候，只有白饭没有菜，只能厚着脸皮向同学匀一些咸菜之类的充饥，真是度日如年啊。
工作队的工作按部就班，我们常在斗溪大队大队部开会布置工作，按照动员阶段、批斗阶段和善后阶段的工作侧重，步步推进。我所在的新桥生产队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共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是贫下中农，有一、二户中农，一户地主。生产队里没有党员，所谓的当权派只有一个上任不久的队长和一个早先下台的队长，群众对已下台的那个队长有较多的意见。刚开始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的贫下中农不少，我们也似乎感到问题严重，但不能定性。
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是根据十六条等文件进行宣讲，每天晚上在我们的住地，召开全村大会，我和老黄分别进行宣讲和动员。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盏汽灯，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青壮年参会率较高，我认真备好课，为群众宣讲二十三条、十六条和党的有关政策，尽可能按群众能听懂的语言宣讲，在那里几个月我还学习当地的方言。农民们亲切称呼我老姚，这其实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想想真的很有意思，我十几岁就成了老姚了，一直叫到老。
宣讲文件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运动进入深入阶段，成立了新桥生产队贫农协会，成立那天非常隆重，第一批成员戴上大红花，个个脸上笑容面面，第二批有25个贫农加入贫协，在“贫农下中农一条心”的歌声中，由小学生给他们戴上大红花。为此，我编了一首儿歌，“贫协会真正好，个个贫农心欢笑，组织起来力量大，牛鬼蛇神害了怕。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对敌人。我们人小志可大，争取长大入贫协！”。
接下来就是要开展对四类分子的斗争，同时对生产队的账目和仓库进行清查，查找四不清的漏洞，以便开展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为此，生产队成立了专门的清经济小组，清查仓库。新桥生产队的人员构成情况比较简单，四类分子就一个地主分子，此人在日常表现还算本分，群众也没有多大的仇恨。于是，按照工作队的布置由贫农协会主持开了一次小型的批斗会，对这个名叫朱光国的地主分子进行了一般性的斗争，发言者说的内容泛泛，基本上没有上纲上线的东西，很快就算过关了。群众对已故的老地主-朱光国的父亲的仇恨较深。
为查账，我打了好几天算盘，虽说也非常上心，想从中查出一些问题。但说老实话，我和老黄都不是专业会计，从账面上也查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名堂，一个小小的穷生产队也没有多少资金，最终查出来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只是以后加以改进的东西而已。查账后基本确认，先前下台的队长没有大问题，于是在会议上向大家说明，消除群众的疑虑。我们在四清运动中，执行了稳妥的、平稳的路线，没有搞大轰大翁的一套，实事求是地处理当地农村的矛盾，因此，也没有什么后遗症留下。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运动的后期，应该说做了一些实事，根据党的政策，力所能及地解决一些问题，对当地的成分划分进行了甄别，把原来的佃中农成分重新细分，分出了下中农，扩大了阶级队伍。再比如地主分子朱光国的老婆是解放前三年才娶过来的，我们按照政策根据她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重新确定其成分，我几次步行到她的娘家了解取证，确定将其本人的成分改为贫农。这个改动对这个家庭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很有用的。在调查中，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冒着大雨，走几十里的山路，到高坦的叫湾团的一个地方去，行前“雷声轰鸣，长空白光闪，倾盆大雨从天降。”，我还是毅然地 “岂管风吹雨打，冒雨顶风出发”。在调查中还碰了许多钉子，但我丝毫没有退缩，终于取到了旁证。
当时，我和老黄都不是党员，还商讨确定了这个生产队的建党发展对象，向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提出建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主要是组织生产队的学习，当时全国已经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我们以青年人为重点开展学习。我托人从城里买了一些《故事会》之类的杂志，通过给青年讲故事，教唱歌曲，积极开展青年群众的工作。生产队没有黑板，我们自己动手做了几块小的黑板，没有黑漆，居然因陋就简用墨汁代替，在上面也可以书写毛主席语录。
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个偏僻山区的小村庄也充满了生气与活力。为了办一个文化室，为这里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我们和青年们商议发动大家出力，于是决定上山砍柴筹钱。青年们热情很高，很快抽时间到山上砍了不少柴火，定了一个天好的日子，我们一起挑着柴担到高坦镇上去卖。那天，我跟着一众青年人，我挑着八十斤重的柴担，虽比不上他们，但对我来说分量已经不轻，因为还要走好几里地的崎岖山路。走到半路，担子压弯了腰，人感到很疲乏，仍坚持跟上。因为，我知道一个勇于锻炼自己的人，才能成钢，懦夫只能眼看着别人高飞，而自己望尘莫及。我们这里的青年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在运动后期，因为小岭队的村子大，情况更复杂，光地主分子就有4个，社教的工作量大。工作队把我抽到那里协助庄宝林同学和老郑他们一起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兼管新桥队的工作。在小岭村，我参与了对地主分子的审查以及开展青年工作，也参加小岭村的劳动。
四清期间，我们整天在村里，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和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插秧、抗旱踩水车、采茶、加工红茶等农活全部干过。有一次插秧，下着倾盆大雨，我把雨衣让给了没有蓑衣的队长，自己淋着雨，全身湿透，社员们都叫我先回去，我执意不肯，看着一个个干劲冲天，我也受到感染。一边插秧，一边唱着“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一直坚持到把秧插完。当夜，我在日记中写道，“大雨倾盆下，冷得真够呛，只因心里有杆枪，迎着风雨把秧插”。
南方水田里蚂蝗很多，有时好几根蚂蝗盯在我的小腿上，盯得鲜血直淌。这时可千万不能用手拉，而是要用力在腿上拍，把蚂蝗震下来。为蚂蝗叮咬，我还浪漫地赋诗一首为证：
赤日炎炎照碧野，曲身淌汗在田间，
蚂蝗可憎吸人血，殷虹鲜血滋壮苗。
先烈洒血打江山，我流鲜血驱穷白，
鲜血“灌溉”万顷田，绣成锦绣好天地。
我和农民们一起上山采集当地的一种山草，作为稻田的基肥，这个活儿是很累的，要爬到很高的山上，在荆棘丛中去采集，手上常被划破出血。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看看草很多，割下去似乎又没有啥，真是眼看遍地是，一抓一场空。农民半天能割六、七十斤，我只能割三十几斤。当天夜晚，我写了一首“挎草歌”，现在来看也还比较押韵、上口：
挎草歌
头戴绿军帽， 手持大茅刀，
汗珠往下淌，登临高山岗。
抬眼一观望，满山闪金光，
遍地是山草，颗颗向我笑。
山草是个宝，丰产少不了，
欲叫粮满仓，令它立功劳。
今天我挎草，秋后粮山高。
歌声一阵阵，笑声一串串，
彼伏此又起，劳动赞歌唱。
还有一次，我和大家一起到山上烧荒，每人都带着事先准备的包谷饼，因为在山上要一整天。这种方式说白了就是非常原始的刀耕火种，现在看来这是破坏生态的蠢办法和野蛮的耕作，就是圈定一块山地后，把所有的植被全砍光，然后一把火烧掉。几天后，在这块山地上种上包谷之类的耐旱粮食植物，秋后再上山去收。当时，我心里虽然想，这是不好的，但也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的行为，因为肚皮吃饱的事啊实在是件大事。新桥生产队是个低产队，可耕田较少，当时社员的平均口粮只有430斤，每当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社员家中都十分拮据。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有了这个开荒。其实，开荒的活是非常累人的，因为山地十分硬，土中有许多树根、硬石头，稍干一会，手上就打了血泡。社员们唱着山歌，挥臂猛干三天，开出了一片山地，种上了包谷等杂粮作物。
在新桥，我干了许多农活，挑粪、拾牛粪、采茶、踩水车、挑担走山路，和那个年头插队的知青相比，除了时间较短和经济与思想压力小以外，其它方面几乎可以PK一下的。挑粪这活儿在农村也是算一项重活，因为不仅分量重，臭味熏天，还要爬坡走山路，我去实践了几次，还写下了一首题为挑粪的诗：
挑粪
百斤重担压在肩，两腿飞快人矫健，
铁肩并非天生来，全靠平时苦锻炼。
山村生活确实单调乏味，没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没有电影戏剧，也借不到小说。业余生活怎么度过，我喜欢到秋浦河边独自欣赏风景，最喜欢到江边生产队，一座山绕着秋浦河水转，在峭壁下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步行道，沿着这条羊肠小道慢慢走，一边欣赏脚下清澈见底的秋浦河，一边远眺对面青山上葱绿的树林，确实令人赏心悦目。慢悠悠地走上半小时可以走到隔壁的江边村，一边走，一边可以体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在我们这个片的三个村子中就数江边村风景最美，整个村子背靠高山，村前流淌着秀丽的秋浦河，景色迷人的秋浦河令我百看不厌。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对江村做了一番描述：“金黄色的田野里，油菜花香气扑鼻，远处群山烟雾缭绕，巍然屹立。山上葱绿一片，喜鹊在蓝天飞翔，一群群可爱的野鸭，有的在水中嬉戏，有的在空中飞翔，多么美丽的山村啊！啊，春天又来到了。”
晚上，我们在油灯下学习或备课，我还学着写了几十首诗词，这是我一生中写诗词最多的一个阶段。虽说格律不符，又不懂平仄规律，高中也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但不管怎样总还有那么一点激情和诗词的感觉。记得初中有一次做作文，我写了一首现代诗，课堂讲评时，我费劲构思的诗被语文老师称之为是“散文的分行排列”，从此对诗词就有所敬畏，不敢轻易写诗。黄教员不仅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他的美术功底很好，喜欢画一些画和素描，有一次在我的本子上用圆珠笔为我画了一张头像，画得很像。
后来，我们发现当地的竹子很多，有些废弃的竹子可以做成小工艺品，于是请当地的木匠把竹筒简单加工一下，就成了笔筒。黄教员在笔筒上画上一些国画，有山水的，有“红岩上红梅花开”的花样，画好后用桐油涂上一层，就成了一只精致的小工艺品。我很喜欢，后来还带回了几只留作纪念。
1966年7月初，在离开计划结束四清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县城的单位，进行文化革命运动。离村前几日，村里的人们一个个都默默地看着我，一双双眼睛都含着依依不舍的神情，确实，我和这个小山村的群众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离别前的那个晚上，生产队副队长张孟洲等人深夜11点前来道别，他流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我们以后记得你”，让我深受感动。张孟洲家十分贫困，家里有老母和一个呆子的弟弟，老婆身体也不好，生活的担子全压在他的身上。有一次，我看到他家中实在困难，家徒四壁一家人连饭都要断顿了，就接济了他10斤粮票和1元多钱，够买10斤大米，让他解了燃眉之急，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只有每月7元钱的津贴，对此，他是非常感激的，一直记在心中。
离开小山村的那天清晨，我背着背包，拿着不多的行装与乡亲们告别。虽没有十送红军那样的宏伟场面，但乡亲们真挚的感情还是令我感动和难忘。他们一个个站在门口热情相送，有的还流着眼泪，我的双眼也潮湿了，都不敢正视他们。突然间在门口燃起了鞭炮，多么真挚而隆重的欢送场景，真的令我感动万分。吴柯云、张孟洲、卢传早等人一直把我送到秋浦河的河边，船到了对岸，他们还站在那里恋恋不舍地向我招手。事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短诗词记录了这段令人难忘的场景：
离别
东方露白，
霞光射四方，
含笑告别众乡亲，
阵阵心浪高昂。
鞭炮声声相送，
眼睛双双放光。
阶级感情如山，
久久激动我心。
到了贵池县城，十分凑巧，和我一起工作的是非常熟悉的张钰林同学，而且两人志趣相投。我们分配的单位是一家国营旅店和小饭馆，地点在离城中心有几里路的池口，这里靠近长江航运码头，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旅馆的负责人是一个转业军人，人瘦瘦的，作风正派。单位虽小，但人员也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据说是原江苏省委书记、后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并逃到美国的许家屯的姐姐，许家屯搞地下工作时曾得到过帮助。
当时，文革刚刚在全国兴起，还没有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也不知道文化革命该如何进行，反正也就是跟着报纸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同时，针对本单位的情况进行批判，如这个旅店有一个经理，业务水平较高，有资本主义经营观念，如利润挂帅等，受到群众的一些批评。因此，针对这个人也开过几次会，由群众代表帮助提高认识，至于效果如何谁也不知道。
这一个月时间，我们的生活倒是相当悠闲，常常可以到长江边看看过往的大轮船。白天也有时间学习，那个时段我们豪情满怀精力充沛，因此在我的本子上留下了许多长诗，有“刘英俊颂歌”、“八一战歌”、“山乡新歌”，篇幅都不短，其中“山乡新歌”最能表达我对山区小村的情感，
秀丽的秋浦河啊，
碧绿碧绿惹人恋，
潺潺的清水流啊直下长江；
看，微风轻轻吹拂，
好似抚摸着田野的绿发。
一朵朵不知名字的山花，
在金色的阳光下阵阵飘香。
一幅俊秀的山村画图，
活灵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有时我们为了争论一个字的读音而相持不下，于是干脆走了近十里路到城里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华词典作为评判的依据。我们还学着写词作曲，张钰林根据杂志上刊登的一首词，为之谱了曲，唱起来也像那么一回事。“千把钥匙，万把钥匙，毛泽东思想是把金钥匙。它能打开天的门，它能打开地的门，它能打开人民思想的门，它能打开革命新时代的门…..”
这一年的8月10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当地连续几天最高气温达到40度。清晨，我们披着朝霞，登上长江轮返程。一大早，池州地委第一书记傅团、贵池县高县长、施部长和池州军分区王副司令以及其他领导都赶来送行，我所在那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刘福来等干部也来为我和张钰林送行，半夜二点多就赶到码头，在那里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真是令人感动。轮船起锚了，但船上、陆上不断鼓掌、招手，直到轮船离得很远了，还是不肯离去。我用一首词记录了这次令人难忘的场景。
清平乐 离别
朝阳红霞，
大轮笛声鸣。
相处数月结友情，
思潮澎湃如潮。
掌声、寄语、欢叫，
难尽心头话音，
今日凯旋回宁，
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乘轮船抵达芜湖，在芜湖转乘火车直接到学院所在地的一个叫古雄的火车站。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列车抵达古雄站，院首长和全院教职员工一起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头充满了一阵阵激动的热浪，比火炉南京的温度还要高，我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