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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 2022年07月04日 李建春 《红楼梦》中，林黛玉教香菱作诗时曾道：“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黛玉认为不能过分注重文辞格律而损害了诗的内容。 “不以词害意”出自《孟子》。《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段话是孟子因弟子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的错误理解所作的回应，是孟子的著名文学批评观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名言。不过，它的字面意思并非是黛玉所说的“第一立意要紧”。这句话究竟应作何解？值得再细细辨析一番。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清] 孙温 绘 一 我们不妨再回到孟子提出观点时的背景。据《孟子·万章上》载：咸丘蒙问孟子，《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诗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舜做了天子，请问“瞽瞍”(舜之父)怎能不做他的臣子？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孟子说，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实的事件，更不能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了对于诗人情志（孝道）的认识（不以辞害志）。孟子又以《诗·大雅·云汉》为例说明其荒谬。如“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夸张当时旱灾的严重，并非真的一人无存。这是“文”（夸张）的手法，不要因“文”而影响了对于真实事件的认识（不以文害辞）。 春秋以来，赋诗之风盛行，赋诗者在外交等政治场合，以及著书立说时，往往借取诗中的部分章句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如“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这在当时成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如有人借此方法去理解作品，难免造成“以文害辞”“以辞害志”。 《孟子·万章上》中“辞害志”之“害”字，谓妨碍之意；“意逆志”之“逆”字，《说文》云：“逆，迎也。”谓揣测，或求、迎之意。“志”字，《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宜视为诗人之志，即诗人之情感、意志、怀抱、理想的外化，是“志发于言”的结果。综合谓之：读者不能拘于诗的个别字眼曲解词句;也不能用词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应根据作品全篇的立意，探索作者的心志，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于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历代学者诠释迥异，但大体可分两类： 一释为释者之意。汉代经学家和宋代理学家普遍持此说。东汉末年经学家赵岐在《孟子注疏》中谓：“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宋代理学家朱熹《孟子集注》亦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清人钱大昕《虞东学诗序》云：“古今说诗者多矣，吾独有味于孟氏'以意逆志’一言。”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持此观点：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说论诗，“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王国维在《玉谿生诗年谱会笺本》中将“以意逆志”与孟子的“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加以解释：“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朱自清《诗言志辨》也因袭此说，“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 二释为作者之意。清人多持此说。清代作家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节》谓：“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明确反对将“意”视为解释者自己之意，认定“意”应是典籍文本所蕴含的思想内容，进而强调“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推究古人之“志”。不然就会造成汉儒说诗那样的牵强附会。现代著名学者钱锺书在《管锥编·毛诗正义》中阐述“志”的字义为“言之在外者”和“意之在内者”两种，而对“《诗》言志”之“志”乃持后一种。从现代阐释学的理论看，“诗”即文本，“志”即作者之本意。 综上，对于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会因读者自身的学识、见识、修养等差异而发生变化。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读《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不同的“意”。 二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卷中·文学总略》说：“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太炎先生也认为以理性思辨和情感熏陶作为学术与文学的区别标志这种观念，不符合文学实际。如《史书》“记大傀异事则有感，记经常典宪则无感”，其本身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成分；又如《过秦论》等虽属“启人思”一类论说文章，却写得深挚感人，因此不得机械地规定“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借此观点，反观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亦不得机械地理解，应将“作者之意”和“说诗者之意”统揽起来。因为，一旦“志发于言”，并形成“文本”，就具有二重性或多重性。 以金代文宗元好问《雁丘词》围绕“以意逆志”中“意”作进一步分析：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雁丘词》一向被认为是歌颂爱情的杰作。上片写雁，情境俱化，但下片似乎有疏离之感，与上片截然两段，不成一体。 假设依说释者之意，过片“横汾路”三句如宋人张炎《词源》所论“断了曲意”。双雁葬汾水之上，又难免让人联想到当年汉武帝泛舟汾河时所作《秋风辞》，词中“横汾”“箫鼓”皆用《秋风辞》中语典：“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雁丘词》主题的“雁”与《秋风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暗扣。再看后边“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二句，“楚些”“山鬼”似乎与“汾河”不搭边，似有“辞害志”之嫌。上下片存在矛盾吗?到底是写情，还是隐藏着一些政治寄托？ 假设依词人之意，“横汾路”过片三句，缘汉代帝王曾来此巡游，现在箫鼓绝响，只余烟树，忆绛山遂收哀宗骨，葬于汝水上，当日所营雁丘，词人想起十六岁时听到的双雁故事，触景生情，顿感一派凄冷。“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二句，依词人细心埋葬的双雁，借宋玉《招魂》中“些”的句末语气词，后世称凄厉之音曰“楚些”，感发至悲，寄托亡国之呻，哀绝之吟。借屈原《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之“山鬼”意象，触发招魂之些、山鬼之啼。 我认为《雁丘词》采取的是“移就”的修辞手法，或“移物于人”，或“移人于物”，或“移物于物”。围绕“情”字，以雁拟人，谱写了一曲凄恻动人的恋情悲歌，表达了词人对殉情者的哀思，对至情至爱的讴歌。非要往“以意逆志”中“意”上靠，我认为它既是一首爱情颂歌，又是一首感慨兴亡、心系故国的遗民血泪之唱。 三 如何避免“辞害志”，处理好“意逆志”？黛玉的诗学观点“第一立意要紧”当然契合孟子“以意逆志”。清人吴乔《围炉诗话》言：“古人作诗，不以辞害志，不以韵害辞。今人奉韵以害辞，泥辞以害志。”即是对时风的批评。 南宋黄彻《碧溪诗话》中曾以李杜二人诗句作比较阐述“以意为上”道理，文曰：“(少陵)《剑阁》云'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与太白'捶碎黄鹤楼’'刬却君山好’语亦何异。然《剑阁》诗意在削平僭窃，尊崇王室，凛凛有忠义气，捶碎、刬却之语，但觉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论文字，以意为上。” 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则道出“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的叹喟：圣俞（梅尧臣）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从永叔、圣俞两位前贤对“意”的诠释可以进一步看清，如何看待“作者之意”与“读者之意”不可非此即彼；如何避免“辞害志”，处理好“意逆志”，务须辩证思维。应该说，古人的诗歌格法论，帮助我们揭示诗人巧思、解读品鉴诗作妙趣开阔了思路。但如果刻板套用便会钻牛角、误入死胡同。故法之用，全赖灵心妙运。有颗灵心，则触处皆活，否则真的会毙命于法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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