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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农业的讨论已经很多，毋庸置喙多言。但是将农业生产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某书论者提出农民普遍富裕导向资本主义，这个逻辑就是有问题的。很显然，这个富裕绝非农奴“维兰”时期的定位，因为这一时期农奴生产所用土地之所以庞大，乃是由其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亦即单位产出之低下导致的，加上受封建义务佣耕于领主自营地的被迫劳动，总体衡量其劳动量、产出比等指标，都远不能和东方相提并论。所以，比较典型的农奴解放时空，如中世纪晚期的英法，或由地方，或由国王，都是农人具有自主经营意义的物权时代。虽然在名义上贵族仍然对土地拥有权利，但微薄的贡租使其对土地的话语权与在乡村的经济嬗变中所起的作用日益下降，贵金属流入导致的通货膨胀更削弱了其影响力。因此，该理论所指向的“普遍富裕”的农民群体，既不是农奴，也不是领主，而是解放后的自由农人，其基础是自由流通的土地私有使用权。因此，这种环境下土地的流转也遵循私有制条件下两极分化原则，只不过在通胀环境下土地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趋向更明显，所以土地集中的规模不一定很大。这里的富显然是指这些集中者。但是问题是，这些集中者群体在整个农民阶层里可以达到“普遍”的程度吗？很显然，被集中了土地的农民手里的土地自然是“不集中”的，贫富分化一样会发生，那么被集中的失地或少地农，他们是富裕的吗？
这个逻辑被混淆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于很多人啥啥分不清。从表象看，英法两者靠的是殖民掠夺带来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不要忘了，最早成千上百吨掠夺金银的是西葡，但是他们没有搞出大工业，说明掠夺的动力绝非字面意思上的掠夺欲，英法的掠夺跟伊比利亚半岛的掠夺、成吉思汗的掠夺都不一样，他们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什么？金融的驱动，尤其是英国。英国的债权人-纳税人支配结构，证明了其金融集权的本质。在一个理论上永远还不完的债务的逼压下，纳税人政府为了提高自主程度只能竭力发展自身的财政自给力，这依赖的就是纳税人经济的繁荣，而为了满足这种繁荣就必须拓展商业的空间，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花销又会加重对财政借款人的依赖，于是纳税人就永远不能摆脱前者的控制，战争既是财政上巩固对纳税人控制的政治工具，又是得以获利的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金融开瓶器，掠夺只是这种集权外显的特质，而非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民族性格”。
利益共生关系使工业随着市场膨胀与资本供应过剩而蓬勃发展。莱茵兰本身与法国的进程相近，但随着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现代性路径发生转向，1811到1850年间的农奴改革在东西两块分部造成了不同的集团，东部形成了去领兵但被补偿了土地利好的精英容克阶层，西部的工商资产阶级也从两个维度上被重构为帝国经济精英势力，现代性的绝对君主制得以形成。农奴解放在西部对农民意义不大，但其土地确权却将赎金与现有农业剥离开来，并在柏林控制的帝国银行的引导下流入工业等实业产业中，没有出现金融集权的模式，而是以政治集权控制下的金融管制与集权推动工业康采恩、卡特尔的繁荣，这种政治经济学关系运动的外显就是德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与反超，一河之隔对岸的法国就是鲜明对照。即便是德国，农业与现代性真正发生直接、重大的联系，还需要一系列系统的对国家集权模式的擘画与安排才能实现。
因此，说到底，如果非要以英美式资本主义为普遍概念的原型，其根本特征与标准，绝非雇佣生产关系与产业增长模式，而是金融集权；如果把德俄类型与英美类型、法国类型共同比对，其共性就是雇佣与产业增长模式，这就是资本主义，同样，在宋之后的江浙池带，这两个特质也同样存在，所以说一直被否定质疑的资萌是存在的。因此回到1840-1949年的落后期问题上，我们就很容易厘清，这个落后，指的绝非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是没有大工业的“现代性”。再溯一步就是资本积累与实现资本积累的集权模式。金融集权有问题是肯定的，英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很显然，其对工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德国也在坚持政治集权的前提下利用了金融集权，所以说不能全面模仿，法国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完全忽视。怎么在保持自身自主权的基础上利用这个模式，进而整合可利用的土地等其他食利资源，推进现代化，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治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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