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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荆州马山一号楚墓中发掘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是楚国生产的吗？ 这个问题，自从打开马山一号楚墓棺椁的那天起，就一直缭绕在大家的心头。 面对考古发掘中一个又一个谜团，考古专家首先选择了出土丝织品是不是楚国生产的这个疑问，对出土的丝织物，分类别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鉴定。 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分析研究，送检的丝织品原料为桑蚕丝，与今天湖北地区桑蚕丝的指数非常近似。 这个结论，是否说明了马山出土的战国丝绸，就是当时楚国国都纪南城所在的荆州地区生产的呢？ 从《禹贡》《诗经》等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生产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在长江流域，仅仅只有荆州、扬州和徐州的部分地区出产丝绸，不但产量不大高，连品牌也不响。 历代史学家认为，在春秋战国及以前的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丝织物中心产区，长江流域只有低水平的零星丝织物生产。这种观点，已成定论。
然而，湖南、湖北楚墓的一连串考古发现，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荆州马山一号楚墓、荆门包山大冢、随州曾侯乙墓，以及70年代被誉为承袭荆风楚韵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和荆州纪南在凤凰山一六八、一六七号汉墓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颠覆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充分证明了战国中晚期楚国纺织业已进入鼎盛阶段。这，让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已有的“定论”。 黄凤春、黄婧在《楚器名物研究 》一书中写道：“楚人的纺织技术在经历了新石器、夏和商几世的发展，到东周后已跃居列国之首了。” 根据对楚地战国时期出土丝织品的分析研究，滕壬生先生在《楚国的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一文中指出：“地处南方的楚国，战国时期种植桑养蚕的规模和缫丝织帛的水平已居列国之首。”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他列举了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当时的丝织、刺绣的实物多数是在楚墓中发现的。河南信阳楚墓出土过类似绮的丝织品；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过'缯出’、'帛画’和其他丝织品；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衣衾残片，计有锦、绢、绉纱等18块；长沙广济桥5号墓出土有绢袋、丝带和织锦；长沙烈士公园三号墓出土了龙凤纹刺绣；湖北江陵望山一、二号墓有类似绢、绣和'提花丝帛’；江陵雨台山楚墓群出土过绢和绦带；江陵九店砖瓦厂楚墓中出土有丝织、刺绣物；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了丝织的幕、帘、衾、服饰（残）、罐封等40余件，品种有锦、绮、绢、纱等；特别是马山一号墓出土了完好的丝织物，包括服饰、衾和其他用品共35件，以及装在竹笥中的锦、纱、绣锦等12个品种的丝绸碎片共452片。如此众多的丝织和刺绣物品的出土，特别是马山一号墓丝绸宝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的社会经济结构，研究楚国的纺织、刺绣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对于从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是不是楚国生产的问题，彭浩先生根据这些墓葬的结构、出土丝织品上的朱红印文和墨书文字的特点及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中织室玺”印，判断出这些丝织品就是楚国生产的。当然，他也认为，虽然是楚国生产的，也不能武断地说就是荆州本地生产的。只不过，他说这些话时，是2012年，那是在楚故都纪南城里一位绣娘在申报自己的绣品——楚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广泛关注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所说的。 对于湖北乃至荆州的丝织业的情况，著名考古学家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写道：“从近年湖北、湖南楚墓中出土丝织品看，品种繁多，工艺精细，可知当时洞庭湖南北地区的蚕桑业和丝织业都很发达，种桑养蚕和缫丝织帛的水平都很高超。”这个“洞庭湖南北地区的蚕桑业和丝织为都很发达”，就包涵了荆州地区。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院文清先生说：“楚桑蚕丝生产情况，在出土文物中也有所发现。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引人注目的春秋铜器桑蚕纹尊，就是以饲养桑蚕为主题装饰纹样。尊的纹样以四片几何形图变化的桑叶组成，叶上及四周布满蚕，或爬，或蠕，或啃桑叶，或作休眠状，是一幅极好的桑蚕生息图。”院文清先生还说：“春秋以来楚国纺织业的发展，为战国中晚期向鼎盛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滕壬生先生告诉我，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了楚国已经掌握了饲蚕、缫丝、织造、染整等一整套技术与工艺，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特别是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通幅大花纹提花的织造技术，充分说明楚国的提花机技术和织造技术相当先进，而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的针织绦带，则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并且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针织品。 彭浩先生也说：“马山出土的复杂组织结构的大提花织物锦的出现，证实了战国时期织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纺织业已进入鼎盛阶段。” 中国文物报和文物月报原总编辑朱启新先生说的就更加具体了：“这幅锦共用经线7698根，在世界纺织史上也是非常出色的创造与发明。” 的确，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了东周时期中国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我国考古史上对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为集中的重大发现。 张正明先生说：“先秦的丝织品和丝绣品，迄今已发现的完整实物，一概出自楚墓。其中某些织锦和刺绣，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出色的。”这些织造精良、绣纹绚丽、色彩鲜艳的楚国丝绸刺绣品，犹如艺术殿堂中一朵争奇斗艳的奇葩，向世人展示着那独放异彩的光辉。这些出自楚墓的丝织品，充分说明了楚国的丝织工艺和丝绣工艺都是妙绝一世的。
事实的确如此，刘兴林、范金民在《长江丝绸文化》一书中写道：“丝织品实物的发现，就像其他古物的出土一样，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考古工作的开展情况、地下丝织物的保存环境或措施，和过去丝织生产与交流的情况，是影响丝织物出土的三个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丝绸的生产。如果没有丝绸的生产和埋藏，纵使卷地毯式大面积揭起地皮，也不会有实物甚或该类遗迹的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夏鼐先生在亲临荆州博物馆，仔细查看过这批出土丝织品后说：“马山一号墓代表了楚文化的水平。” 而中国古代章服文化事业的开山者、著名作家沈从文，在看到这批出土的战国丝绸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激动地说：“这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壮观的文物之一。”
这位耄耊老人，说着，竟然面对着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绸，“扑通”一下跪倒了。而就在一年前，沈从文先生历时15年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许，此时老人觉得，自己书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能少了马山战国丝绸！ 看到这些美轮美奂的战国丝绸，不禁使人想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那些描写精美楚国丝绸的华丽诗句： “华彩衣兮若英”、“佩缤纷其繁兮”、“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罗帱多些，纂纽绮缟……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丝织品种类较多，主要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这些，都在马山一号楚墓中有所发现。 据西汉刘向编定的《管子·小匡篇》记载，楚国已能“贡丝于周室，绝无夸耀粉饰之辞”。 这说明，虽然，楚国的始封君熊绎在创业之初坐的是柴车，穿的是破衣烂衫。在西周以前，楚人的丝织业水平也许落后于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随着楚国的不断扩张与崛起，楚人后来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用先进的技术与工艺生产的丝织品，成为向周王朝纳贡的上品。湖北省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说：“楚人的纺织技术在经历了新石器、夏和商几世的发展，到东周后已跃居列国之首了。仅丝织而言，此时楚国已是后来居上了。”
过去，楚文化一度曾被认为是失败的文化，甚至还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落后的文化，因此，在考古学中所处的地位并不高。 由于发现于荆州马山的“丝绸宝库”，出土了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丝绸精品，于是，就“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楚国的丝织业水平远在同期各诸侯国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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