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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1 17:16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汉匈之争，谁也不是胜利者！如果非要找一位胜利者的话，那必然是汉朝，因为双方多年战争将汉朝本已陷入“流动性陷阱”之危变危为安，汉朝这才得以延续，战争在当时没有任何金融工具的的前提下，是唯一可以解决这场金融风暴的办法，所以我认为汉朝才是真正胜利者。  冒顿创建的体制，是匈奴溃败的根本性因素。 按照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储来看，皆是以“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的规矩来办的，但冒顿的爹头曼却不信这个邪，放着颇具雄心壮志的长子冒顿不立，却偏偏要立最爱的小妾之子成为继承者，而冒顿却要被送到月氏做质子。更要命的是，在这个小妾的鼓动下，头曼还要向月氏进攻。 冒顿得知消息后，连夜孤身一人偷偷溜出了月氏，这充分说明此人不仅有雄心壮志，更有一定的才能。 等到冒顿回到匈奴质问父亲时，头曼也很尴尬，也就先把“废长立幼”的计划搁置下来，为了补偿长子，头曼亲自选拔了一万精兵给冒顿。显然头曼低估了自己这个大儿子，冒顿此时对父亲已经恨之入骨，哪有半分感激之情。用草原人的话来说：“鸡下了蛋，蛋就不属于鸡了！”  拿到头曼赐予的一万兵马之后，冒顿加强了对他们的训练。他对部下说：“我的鸣镝射什么，你们必须射什么，不服从者处死！”要说这冒顿心的确够狠，平常射射普通敌人也就算了，有一天他将自己的宝马牵了过来说：“射它！”然后，自己鸣镝直接射在了宝马身上，然而士兵们根本不敢射也舍不得射，要知道马匹在草原汉子心中普通兄弟一样，怎么能射杀？ 士兵们在犹豫，但冒顿却说：“不服从者处死！”然后首先将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部下跟着也射向冒顿的马，没有射的人则全部被处死。接着冒顿又把自己的妻子拉倒远处，然后自己鸣镝射向妻子，士兵们没来得及反应，直接跟着鸣镝引弓射箭，有几个意识到那是冒顿妻子没有跟着射，然后又被冒顿处死。就这样，冒顿用各种各样的场景来配合士兵们与自己的契合度，直到形成了条件反射。 秦胡亥元年（前209）年，冒顿父亲头曼召集各部落头人狩猎。在狩猎中冒顿找了个机会将鸣镝射向自己父亲，自己的属下们也条件反射一样跟着鸣镝射过去，顿时一阵乱箭将这个草原帝国第一位单于射死。  原来这一切都是冒顿的计谋，他长时间的训练属下，就是为了此刻！杀了父亲头曼之后，冒顿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将自己的继母和弟弟连同父亲的亲信全部杀掉，靠着杀戮踏着血迹自立为单于。 头曼单于是匈奴人的英雄，而其长子冒顿更是将匈奴推向巅峰的超级英雄。在冒顿上位后，他对匈奴的体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创建了“政治军事二元体制”是匈奴走向巅峰的基础，主要内容是： 设左右屠耆王各管东西部地方行政，军队也一分为二，各归屠耆王之下的左右贤王管理。 这样一来，地方的行政效率也有了显著提高，匈奴帝国实力不断扩张，国土范围向北选到贝加尔湖畔；向西到了河西走廊的月氏、楼兰等地；向南到了楼烦、河套地区，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正式与汉朝对立起来。 显而易见，冒顿的这个政治军事二元体制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但缺点则是无意识地为帝国创造了两个大型政治团体，而他们的矛盾，最终导致匈奴分裂。 也许冒顿没想到，这个制度能达到平衡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可以操控草原的一切，而草原内部之间的利益纠葛却始终存在，当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会衍生出几个对立的政治团体，而冒顿的这个体制则是完全将这种对立的政治团体给合法化，这就为未来匈奴的分裂埋下祸根。 “王莽新政”时期，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任左贤王，他与蒲奴单于代表的右贤王因利益相争而脱离匈奴，另起炉灶成立了“南匈奴国”，自称为“呼韩邪单于二世”，从此匈奴彻底分裂，南北匈奴争斗不已，耗尽了匈奴的一切力量，最终南匈奴归入汉朝，北匈奴远走西方。  外敌和天灾，是压垮匈奴的重要原因。 先来看看匈奴平生之大敌——大汉。众所周知，汉朝初期刘邦因“白登山之围”被匈奴人吓破了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竟然采取了屈辱的“和亲”之法，把自己和吕后亲生的“鲁元公主”下嫁匈奴，开创了“女人换和平”的国际先例，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后来汉高祖死后冒顿竟修书欲迎娶吕后的闹剧。 自汉朝夹着尾巴做人乖乖修养了六十多年后，汉朝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汉武帝望着仓库钱多的都烂了，粮食多的都“腐败不可食”，这种情况是国家陷入一种经济危机造成的，虽然汉武帝的幕僚们没有给这种情况下定义，但汉武帝明白，只要能把钱花出去就会解决这场经济危机，但这钱怎么花？  这个问题汉武帝仅仅考虑了几天便考虑清楚了，他念念不忘的“白登之围”以及“吕后书信”之耻必须要雪，那么发动战争就是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最佳借口。于是从元光二年开始，汉武帝便开始了对匈奴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中国北部草原上不断掀起战火。在战火洗礼中，汉朝出现了三位将匈奴几乎打散的名将，那就是李广、卫青、霍去病。 其中尤其以霍去病最为精彩，他对河西走廊的空前胜利，几乎打断了匈奴人的脊梁，但可惜的是他年仅23岁便不幸去世。可见生命的真谛不在于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精彩，霍去病的短暂人生就诠释了这一简单朴素的道理。经过对匈奴的轮番攻击，匈奴已经是元气大伤，离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当时有民歌为证。 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于天。 汉武帝之后，又有宣帝接着对匈奴不断用兵，匈奴南北部落的利益不均的问题逐渐凸显，“军事政治二元体制”导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汉朝“王莽新政”时这种矛盾到达了顶点，而匈奴人的另一个大敌鲜卑人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匈奴人之外敌——鲜卑人鲜卑人是生活在辽河上游的游牧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即存在，中原王朝一般将其称为“东胡”，后来由于冒顿的雄才大略，鲜卑人被迫退回了“乌桓山”和“鲜卑山”，从此分为乌桓和鲜卑两族，但其实质上都是鲜卑人，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两个民族对匈奴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机会中午来了，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草原发生了内乱，主政的蒲奴单于和左贤王即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发生了匈奴内部的斗争，乌桓乘机落井下石，与鲜卑集结兵力猛攻匈奴人，直接的结果就是蒲奴单于远退北方，而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则奉大汉为主，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二世”，建立起了“南匈奴国”。 匈奴人的悲惨遭遇还远不仅此。在草原上鲜卑人不断蚕食他们的地盘，就连逃到西域的郅支单于也没能逃脱西域都护府的追兵，最后被西域联军所灭。之后汉朝针对北匈奴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用兵，汉和帝永元三年，大将耿夔在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匈奴人再也保持不了对其他民族的压制的优势，顿时被群起而攻之。 就这样，匈奴人在中国彻底衰败，被迫走上了向西持续迁移的悲壮史诗，终于走出了像“上帝之鞭”阿提拉一样的伟大人物。  当然，匈奴的灭亡除了内乱和外敌的原因外，让其直接灭亡的原因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连续旱灾和蝗灾。 元寿元年，草原发生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大旱，匈奴人慑于汉朝的强大军事实力，故而开始并没轻举妄动。当“王莽改革”时，汉朝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乱，匈奴人乘机南下。 但就是因为这次入侵汉朝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匈奴的分裂，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而建武二十二年的蝗灾，本已虚弱不已的北匈奴再次分裂瓦解，被鲜卑人趁势崛起，丁零人也将匈奴驱逐出他们的地盘。天灾仍然在继续，永元二年，匈奴人的蝗灾仍在继续，没有办法的匈奴人被迫向汉朝发起进攻，但却被耿夔反杀于阿尔泰山。永元五年，草原已经没有其容身之地，更让他们痛苦的是，草原的天灾仍在继续，所以匈奴人被迫西逃。 统治了草原几个世纪的匈奴时代宣告结束！ 综上不难看出，匈奴在草原活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汉朝对其发起的军事行动让其日益衰落，而鲜卑等其他草原民族的趁火打劫也是他们处境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草原持续的天灾和自身制度的缺陷也是让其无法在草原立足的重要因素。而抛弃了“政治军事二元体制”的匈奴人终于在欧洲继续繁荣，打下了一个足以比拟汉朝的帝国，所以说制度有时候比军事更重要。  汉武帝败了还是匈奴败了？ 依我看，汉武帝尽管被史书称其为“穷兵黩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让货币流通才会让大汉王朝早早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王莽要“改制”，因为当时的货币政策的确出了大问题。 众所周知，汉朝之初经过“文景之治”的宽松经济政策，国库丰盈，粮价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农民也因为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五十税一”，甚至是长达十二年的免税变得不愁吃的。但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粮价低卖不上价钱就买不起日常用品，这样一来，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就陷入了商品积压无人可买的地步，整个大汉朝的经济陷入了一种怪圈：“想买的买不起，想卖的卖不掉！” 文帝和景帝看到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是：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他们想得简单了，景帝期间，曾创下一年发行货币六千万钱的历史记录，但是这钱进到民间，根本波澜不惊的就消失在商品流通环节中，同时这个时候还出现了“钱荒”的现象，但眼见着民间家家户户有存钱，甚至将铜钱深埋地下也不拿出来花。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景帝及其智囊团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毕竟当时没有具体的金融学来解释。 汉武帝登基后，他看到的是基础生活资料即粮食的贬值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扩张和流通领域无钱可用的矛盾，最终导致的结局必然是农民、手工业者以小商人的破产，土地兼并也会随之而来，而这样的结果则往往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 要想让人们拿出钱来花，提高粮食价格为首要任务！干什么能全方位拖动流通领域的资金参与呢？那必然是国战！ 汉武帝有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但他的确这样做了，这才有了史书中汉武帝一系列“穷天下之物力”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将“文景”两朝攒下来得钱粮挥霍一空，也正因如此“穷兵黩武”的帽子扣在了他头上。 然而事实上呢？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国战，各行各业流动加速，货币正常有序地参与到经济领域中，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从中取得了一定利益，收入相对提高，避免了最基层百姓的破产，虽然牺牲了短期利益，得到的却是一个长久有序发展的汉朝，并非得不偿失，所以尽管汉匈两国都打的元气大伤，但实际上却是战争将汉朝的经济拉到了正常秩序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汉朝胜而匈奴败了。 结语： 所以说“汉匈之战”实则解了汉朝经济上“流动性陷阱”之危，对于汉朝的经济的正常运行起到了关键的“救命”作用，毫无疑问，其意义要比战争来的更深远一些。而匈奴人虽然不存在其他经济问题，但毕竟没有一个能支撑起源源不断战争的经济体系，所以在遭受几次失败之后，随着天灾、其他草原民族的崛起，他们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衰落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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