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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系辞》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玄奥晦涩，而在于大道至简。真正的理论必须面向生活，心系苍生，才能够掌握群众，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艾思奇（1910—1966年），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本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生动具体的事例、通俗活泼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播撒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不懈奋斗，被毛泽东评价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学者、战士、忠诚的人”。艾思奇的治学之道，充分彰显了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情怀，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真正的学问厚积薄发大道至简 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通过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出来，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积淀，而且需要深入生活的实际体察，还需要面向大众的语言文风。 艾思奇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感叹：“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用专门的学术语言向同样学术圈子里的人表达学术问题，一般可以借鉴既有的概念和框架，只要充分占有了资料且有了独到的见解，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即可。即使文字抽象难懂一些，但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问题，读者不会过分挑剔。但是，大众化就不同了，在做到通俗易懂的同时，必须理论精神丝毫不能走样，否则就容易走向庸俗化。只有学者深刻领悟理论的本质和精髓而又要超越具体理论表达的局限，既遵循经典而又不迷信经典，既通晓道理而又不远离生活，才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通俗表达。 艾思奇出生于进步思想的家庭，父亲李曰垓曾做过爱国将领蔡锷的幕僚，是一位深受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传统学者；大哥李生庄学识渊博，是五四运动时期云南地区的新文化传播者，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东方杂志》特约撰稿人。正是由于生长于这样深厚的家学背景，年少的艾思奇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而且得以接受先进的民主、爱国教育。艾思奇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对西方哲学诸流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浓厚的兴趣。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才刚刚引入中国不久，虽然在日本已经广泛传播了，但大多数是德文原著和日文译本。为了克服阅读障碍，艾思奇一边学日语，一边学德语，照着字典一字一句地读，为日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余，艾思奇还阅读了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著名科学家的作品，深入分析他们的科学成就，一方面肯定其科学内容，一方面以独到的哲学眼光指出其存在的谬误。他提倡自然科学、推行科普工作，写成《怎样研究自然科学》，还以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的形式为青年指明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可以说，正是因为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博采众长，艾思奇才具备用通俗的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功底和基本素养。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条块化、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等弊端的今人学术研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 真正的哲学深深扎根人民生活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真正的哲学，从来都不是纯粹彼岸的遐思，而是深深扎根人民生活的智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它必然会像空气一样浸透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活动和历史实践中，发挥着价值引领和凝神聚力的文化功能。学术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科学的逻辑、遵循实事求是的路径，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搞清楚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汲取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不能把理论变成脱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群众火热生活的空洞说教。学识高深、学贯中西的思想家艾思奇并非把哲学当作在象牙之塔中故弄玄虚的神圣殿堂，而是把哲学当作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开创出一条新路。艾思奇努力使哲学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青年，引导人们喜爱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真正使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进步青年陶冶性情、经世济用的精神追求，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精神武器。 纵观艾思奇一生的贡献，他在中国最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工作，使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思想。1935年，李公朴在为艾思奇所著《大众哲学》写的编者序中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作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毛泽东也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教育和帮助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有许多青年在《大众哲学》的启蒙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真正的理论时刻面向时代问题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时代问题是思想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任何哲学研究都必须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价值诉求等层面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审视与批判。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抽象理论，而是面向实际的、革命的、鲜活的、发展的理论。作为理论工作者要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随时吹响时代的号角。 艾思奇在《哲学讲话》（后更名为《大众哲学》）第四版序言中指出，“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正是这块“干烧的大饼”，给无数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进步青年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人们的精神食粮和精神导师。《大众哲学》把握和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世界历史潮流，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使哲学与实践相结合。抗战时期，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指出，“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他讲授历史哲学、社会发展史，为青年和广大干部作报告、写文章，都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际生活，并贯彻通俗生动和大众化的方针。特别是艾思奇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品和典范，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对于培育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干部和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起了巨大作用。 “理性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针。”艾思奇认为，科学世界观是人类哲学史最高的总结，以极大的包容性吸取一切哲学的合理的精华。不应把哲学理论当作死板的教条，当作可以到处硬套的公式，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善于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正确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在本国革命斗争中的任务和战略策略等问题。 哲学扎根生活，理论面向实际，力求返璞归真、大道至简，正是“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治学之道的精髓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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