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这套情节我编造得合情合理，也很符合我的年龄和 打扮身份，所以水上公安局和济良所的人都信以为真，对我都很表同情。第二天，在《中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 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 的第三天，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 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慕兰同志，我们调你到中央来工作，是党对你的爱护，想培养你，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 斗争水平，你怎么就排除不掉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情绪呢？你走出家庭来参加革命，当初虽然只是为了反对旧式的包办婚姻，但你既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应该以工作为重，遵守组织纪律。 饶漱石同志讲的那些话是不对，他不应那样讽刺挖苦你，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毎个人在工作中都会有缺点错误，都会受到党的严厉批评，那可比饶漱石说的这些话要厉害得多。如果你挨批评或是受了点'委屈’就要去跳黄浦江，那你有几条性命啊？我们既已把生命献给了党，那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决不能稍不如意就轻生自杀。像你那样轻生，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自杀轻生，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冲动，虽只是一闪念间的糊涂思想，却是严重的错误行为。 你不是认识瞿秋白、杨之华同志吗？可惜你还不知道他俩结婚时堪称典范的举动：当他俩准备结合时，之华同志通知其前夫沈剑龙（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之子），沈接信后，就赶来上海道贺，三人还联合在报纸上刊登彼此间婚姻离合关系的启事，表示今后仍是好朋友，这才是高尚的友谊。何况你当时已反驳了饶漱石，对他反唇相讥过了。我们对饶也不必再提此事了，相信他自己也会懊悔，不应该以如此粗暴的态度对你说那些刻刻薄挖苦的话，损伤了你的自尊心，以致闹出这么大的事来。但这也只是个态度问题，你也不用记恨，今后见到他也不要再去批评他了。 你千万要记住，作为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受到挫折，都要及时向组织汇报，组织上说你该怎样，你就怎样去做。”我插嘴说：“那天的事，是我来不及向您汇报，如果早点汇报了，能受到您的教育帮助，也就不会有这种糊涂思想了。” 恩来同志又接着说：“好了，你知道就好了。应当知道革命同志之间相互尊重加强团结的重要性。有时同志间产生些误会，对方的批评过于严厉，话说重了些，只要是善意的，就应当虚心地自我反省；即使与事实有出人，也应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既不可以对批评你的人怀有反感，或报复挖苦，更不能自己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你既已献身革命，就要一切从革命大局出发，而不应斤斤计较个人之间的恩怨。你是熟读古书的人，就应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今后遇事应冷静，要多作理智的思考。” 我说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恩来同志又说：“你已 经向组织上坦白，讲清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并且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至于丢失的会议记录本，虽然找不回来了，但我们早已知道，你向潭秋同志学习，自己编造了一套符号式的速记密码，别人谁也看不懂。所以不会泄露党的机密的，你就放心好 了。何况你在外面对公安局和济良所的盘问所说的话，都很机智巧妙，一点都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更没有忘记要回到党的怀抱里来。如果你想脱离革命和党的组织，你就会给你父母写信，回到父母的身边去了。但你并没有这么 想。”（其实那时我心中又何尝没想过回家去呢？） 恩来同志似乎洞察我的心事，但却不点穿，继续说道：“你如果想回家脱离组织的话，你就不会说出张国华是你表兄，因为他搬了家 找不到了这番话来。这表明你在济良所时，就已经在思想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想尽办法要回到组织里来。你这次只是思想上一时糊涂，并不是对革命悲观失望而产生的动摇，自己又作了检讨，还请求处分，我们考虑，给你一个批评，对你帮助教育就行了，不必再给你纪律处分了。 但从你现在的思想情绪来看，我认为你的小资产阶级尾巴还没有完全割掉，没有彻底改造好。这一点，你务必要加强党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对革命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念，要下工夫努力学习和工作，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和修养。” 恩来同志严肃亲切、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心中豁然开朗，永志不忘。从此以后，我在革命征程上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曲折，受到多么严重的挫折、打击或误解，我都能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之，再也没有萌生过轻生自杀的念头。 贺昌知道此事后，没有批评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 婚后感到不满意，后悔了。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只是说：“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忌，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这也是难 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 听贺昌这样一说，想到他那 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此后，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再后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 1929年春，上海的工人在酝酿罢工斗争，党中央动员机 关干部到基层去体会劳动是创造一切的源泉，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我就请求组织上把我下放到工厂去，使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党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积极地投身到工人 运动的斗争第一线去了。 从中央机关调出后，通过江苏省委的安排，我到浦西区 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去当学徒工。当时，能在厂里谋个学徒工的位置也很不容易，要拿钱去贿赂“那摩温”（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即工头），同意后还要经过厂里老板的批准。我是由厂里党的地下支部负责同志想办法搞到了 一个学徒工的牌子才进厂的。 内外棉是个纺纱厂，学徒工就是整天做清洁卫生工作， 打扫车间，特别是打扫厕所，根本不会让你学什么技术。说是学徒工三年满师、三年转正，在此期间却一点待遇也没有。那时的纱厂工人每天都是十二小时工作，早晨五点半钟就要起床，赶着排队进厂。工厂五点五十五分拉汽笛，汽笛声响完了 就把大门关上，你再要进去就是迟到。迟到了要记过，如果迟到几次就要受处罚、扣工资甚至被开除，因此谁也不敢迟到。 在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当中，没有休息时间，连中午饭也 是轮流去吃，人停车不停，上厕所顶多只允许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带些咸菜和米饭放在饭盒里，就是这一整天的饭菜。这种生活，我虽然早有精神准备，看到工人姐妹大家都这样，也就不感觉苦，但觉得特别累。 女工们除了拼命地干活外，经常要被工头呼来喝去，甚至打骂。工头们对于年轻的女工，有时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甚至动手动脚地调戏侮辱，姐妹们也只得忍受。这一切，都使我亲身体验到工人群众受资本家和工头们剥削压迫的苦难生活。在这段日子里，有时贺昌从外省巡视工作回到上海来，我俩还可以在旅馆里相会。6月下旬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地下党组织散发传单，我也参加 了。我散发完传单后，只在饭篮子里留下最后的一张，打算自己留下学习和宣传之用，不料却被巡捕检査发现了。他盘问我：“这是什么？”我毫不惊慌，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是从地上捡来的。”又问我：“你捡来做什么？”我说我是纱厂里的女工，机器上的梭子常带有棉花飞出沾在身上、头发上，我看这张纸很干净，捡来打算包梳子用的。他当然不信，就把我抓进了巡捕房。 内外棉十三厂在上海由英美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里，巡捕房实行礼拜天休息日制度，那天是礼拜六，直到礼 拜一才把我送上公共租界的法庭审讯。那时的租界法庭号称 “文明法庭”，有义务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我看到那天牌子上挂的义务律师的名字是江一平，他是上海大亨虞洽卿的女婿，在上海律师界中很有名气。法官问我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说是纱厂的学徒工，十七岁（我虽已二十多岁了，但因 为长得矮小，说十七岁人家也看不出来）。又问我：“你识字吗？”我说我刚从乡下来进厂做工，不识字。法官又非常严厉地斥问我：“这传单是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散发传单是犯罪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罪！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你听了什么人指使？你老实讲，我们可以从轻发落！”我抬起头，以茫然不懂的眼光，说话声音很小，土头土脑，慢吞吞地回答说：“法官老爷，我听不懂老爷的话，什么党呀？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知道，这纸上写的是什么呀？我只觉得这 张纸头蛮干净的，打算捡了去包梳子用……”因为我装得挺像的，江一平律师在一旁就为我辩护说：“被告未满法定十八岁的年龄，又念其文盲无知，不够判刑的罪，再关押也没什么意思，请庭上宽大，当庭申斥训诫她几句就予以释放吧！”法官听律师这么一说，又看我真像个什么也不懂、刚进厂做工的乡下人，也就同意将我当庭开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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