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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记事·人物记·大队书记 从“四清”到“文革”，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简称大队书记换得很勤。“改革开放”后，不再搞运动，大队书记就一直由“文革”后期上来的一位干着，而且虽然后来大队改叫行政村，人们对“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庄里最大的官职仍然叫着大队书记。 这位书记的职务，倒是一步步升上来，而非“文革”期间常见的“火箭式”提拔，先是做青年队长，后来做民兵连长、副书记，直至大队书记这个全庄最大的官儿。 然而，这位书记虽然是在“斗私批修”、“狠批心灵深处私字一闪念”的“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却远非当时的报纸、广播、电影里宣传的“负责干部”一样的“高大全”，他也曾参与庄里的“政治斗争”——这里之所以为政治斗争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一直怀疑，在村这一级，真的有所谓的“政治”斗争吗？古往今来，哪怕小小的百十户人家的“三家村”，各式各样、各种内容的斗争总是有的，但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恐怕也难——他整过人，也挨过整，因偷贪集体财物被查而自缢的大队农场场长，就和他是一派；他也很重个人、宗派的利益，他所在的派别得势，他当书记，大队农场场长往他家里“成车子成车子”地送粮食，他接受了，他的弟弟到了年龄，参了军，他的妹子高中毕业，招工到了县办工厂，他的大儿子到了年龄，也当了兵，二儿子初中或高中毕业，被他送到镇上，给领导当司机，大队农场场长因往他家送粮食被人告发，挨整后自杀，当场长的一位闺女成人，经他提携做了村里的干部；大队由六个自然村组成，有“东三庄”、“西三庄”之说，他所在的“东三庄”的村民在批房（宅基地）、包地等过庄稼日子必须、急需的大事小情儿上都很得优先、优厚。 这位书记最让庄里人畏服的，是跟镇上、县里很多“干部儿”的交好。刚“散社儿”时，公款吃喝的风气还不是很盛，镇上、县里来的“干部儿”到庄里办事，中午、晚上就在书记家里开伙，虽然当时条件差，上桌的菜也就是点猪头肉、肉罐头、白菜肉丝熬饸馇啥的，但也几乎每天必有酒席，后来村里按照上级政策向村民发包三十年不变的“承包地”时，预留5％的“机动地”，有偿对外承包，大队有了“活钱儿”，书记和“干部儿”们就改到离庄八里地的倴城“下饭店”，县里、镇上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书记更要抓机会邀集要好、有求的“干部儿”，“联络感情”、“说事”。久而久之，书记和镇上、县里一大批“干部儿”成了为朋友、哥儿们儿，“哪个门口儿都能进”，有事儿“说了就能办”，虽然没有利用关系打过哪、骂过哪，但确也为求他的村民办了一些事情。庄里哥儿几个爷儿几个哪家也不是“房顶上开门，屋地下打井，万事不求人儿”，哪不“联络”着他、敬着他中？ 但这位书记在任几十年，却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一是“给大伙儿办事儿忒图希啥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庄稼人家儿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小伙子们需要盖房说媳妇的时候，“那你不拿着点儿啥儿找儿去就中？拿不起钱最起码儿也得拿二斤馃子！”二是“好老娘儿们儿”，三是“给整个儿庄糟践咧”，唐山大地震后，县里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要求应该先做好规划，再按规划拆旧房盖新房，但书记和当时一个小庄儿“庄主”的二儿子一个负总责、一个具体负责“批地方儿”，却是“一瓶儿酒两盘儿菜，哪爱咋盖就咋盖”，结果诺大一个村庄，不仅没有规划、修建一条东西向宽阔主街道，南北向主街道也只有“从古来就有”的官道，而且逼仄、狭窄的道路多“曲里拐弯儿”，人们行走甚难。 本世纪初，庄里一拨人到县里上访，“告”这位书记，几经周折，书记受到严厉的处分，下了台。不几年后，因脑病去世。 我小的时候，对这位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上衣外套，总是一身穿旧了的、那时似乎标志着某种身份的黄绿色军装上衣，尤其冬装，是当时很少见的那种隔两三指宽就竖着缝一道线的无罩棉衣，且捂冬历夏总是披在身上或解着袄扣儿穿着，而当袄披在身上，他与人讲话，两手叉在腰上，胳膊肘将袄的两侧和袖子顶起，就有了不同于一般庄稼人的、大人物的感觉；个儿虽不高，脸上也不是特别严肃、显得不可接近，却有一种隐隐的凌然气势，令人起敬。但据说在去世之前，这位书记“越长越缩缩，都不成个人形儿”，人们于他，亦已几无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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