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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沙水自南枝分，北迳谯城西，而北注濄。濄水四周城侧，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馀基尚存，柱础仍在。庙北有二石阙双峙，高一丈六尺，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矩，上罦罳已碎。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阴又刊诏策，二碑文同。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树碑岁月。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历太中大夫、司马、长史、待中、迁长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炽弟胤冢。冢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 曹腾、曹嵩死后，皆葬于毫州城南郊，然而文献记载的这些地面遗迹已荡然无存，但曹氏宗族墓群仍存，包括曹四孤堆墓群、马园西墓群、董园村墓群以及元宝坑村墓群等。其中曹四孤堆为4个高大的土冢，南北向一字排列于城南三公里的马园村西，又称曹家孤堆，规模很大，历经千余年，每座墓葬的封土(孤堆)仍高约5米，方圆约2500多平方米。1974～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城南郊曹四孤堆以北的十九里公社的元宝坑村、董园村、马园村、袁牌坊村等地清理了5座曹氏宗族墓，1982年又于曹四孤堆北侧清理了一座曹操宗族墓。这批曹氏宗族墓，由于均遭破坏又不见墓志，墓主难以一一考辨，据研究有曹腾墓(董园村二号墓)、曹嵩墓(董园村一号墓)、吴郡太守曹鼎墓(元宝坑一号墓)、曹宪(曹操长女)墓(马园村二号墓)等。但多数曹氏宗族墓仍未经发掘，包括曹四孤堆这四座大墓。 曹嵩墓，董园一号墓位于亳州市董园村东薛阁塔东侧，东汉墓，1973年清理。墓为砖结构，分墓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南北侧室。全长13米，高3.9米。墓门为石质，墓砖可分七种，长31.3~37.8厘米。此墓曾多次被盗，清理出土残留有银缕玉衣、玉猪、滑石猪、象牙雕刻、铜弩机、陶壶、青石灯等，还有阳文和阴文刻字砖、画象砖等。阴文刻字砖铭有“为曹侯作壁”、“延熹七口元月”。据《水经注》所载，墓主可能为三国魏曹操之父曹嵩之墓。曹腾墓，董园二号墓位于董园村东南，东汉遗存，1973年清理。封土高10余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墓为石室，用876块条石砌成，由前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和东西侧室组成，总内长15.3米，宽10.2米，高3米。内有画像石和壁画。该墓已多次被盗，清理出土有铜镂玉衣残片、玉枕及其他遗物。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可能为曹操祖父曹腾之墓。 南宋洪适在其所著的《隶释》一书中，也著录了曹氏墓葬的墓碑情况，其中写道：《曹嵩碑》：“谯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余其尚存，柱础仍在，庙北有双石阙对峙，高一丈六尺，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炬，上复思已碎。”《曹腾碑》“曹嵩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长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君曹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阴又刊诏策，二碑文同，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古作粗拙。”《颍川太守曹君碑》：“腾兄冢东有碑题日：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树碑年月。”《曹炽碑》：“颍川太守坟北有其亡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长水校尉曹君之碑。历太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迁长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曹胤碑》：“曹炽弟胤冢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如此等等。洪适的这些记载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言基本相吻合。 王文明在其《曹操宗族墓葬及曹操的墓葬》一文中指出，我们于1984年以来，在《水经注》和《隶释》记载的方位，陆续挖掘了六座汉墓，虽然“这些墓葬均遭到严重破坏，出土的完整文物不多。加之无地面建筑标记，还难以确认墓主究系何人，而从墓室营造情况和墓内残留的文物中却可说明一些问题。”仅从他们出土的大量字砖来看，如字砖的内容有“会稽曹君”、“曹腾字季兴”、“故颍川曹褒”、“长水校尉曹炽字元盛”、“吴郡太守曹鼎字景节”、“山阳太守曹勋曹疾不豫”、“曹品（按疑为嵩字），曹太守曹鸾”等。曹嵩乃为曹操之父，曹腾为曹操的祖父，曹褒是曹腾的哥哥，曹炽的父亲，曹炽是曹操从弟曹仁的父亲，曹胤是曹炽的弟弟。（参见王文明文）由此看来曹氏宗族墓群，确系在毫州城南一带。 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魏书》曰：太祖作议郎，告疾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以自娱乐。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云如车盖，终日乃解，即是处也。后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碑，碑题云：《大飨之碑》。碑之东北，濄水南有谯定王司马士会冢。冢前有碑，晋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馀，半下为束竹交文，作制工巧。石榜云：晋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杨州，江州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谯定王河内温司马公墓之神道。 曹太祖旧宅，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筑室城外”有“五里”和“五十里”两种说法,而亳州旧志则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按:按刘志载读书精舍在城内,与史不合。华志载:魏武故宅在州东五里,其下又引建安十五年令曰:欲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数语为注。夫操之此言亦英雄欺人语耳,道里不符、空言岂足为证,今从《水经注》寻之,侧隍临水间,其地当与东台相近”这里的“东台”指曹操所筑的“东观稼台”,按(光绪)《亳州志·舆地志·古迹》卷二记载:“东观稼台,在城东北一里,魏武所筑,今建为大悲寺。西观稼台,在城西北一里,亦魏武所筑,今建为崇兴寺。”此外还有“魏武帝庙在城东七里,今废。魏文帝庙,寰宇记云:在城东五里,今废。相传元张柔筑城,取其材以助工。……谯望楼,魏武所建,子建作画角三弄。（摘自程立中、邢尉群：曹操故里辨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01)） 《大飨之碑》,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二云:“大飨之碑在魏文帝庙前,昔文帝延康元年(220年),幸谯父老立碑于故宅,题云大飨之碑。钟繇篆额,曹子建文,梁鹄书,时人称为三绝。”又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右《魏大飨碑》。案《魏志》,文帝以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嗣位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南宋洪适在其所著的《隶释》卷十九载曹植《大飨碑》:“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龙兴践阼……置表著之位,大飨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据此知曹丕大飨六军当在延康元年八月。《大飨碑》所记事与曹丕在谯大飨事吻合。 司马士会冢,从引文来看,司马士会墓前的石柱为上、下两端,下部为束竹纹饰,制作精巧。据杨晓春先生统计,汉、晋墓葬神道石柱遗存现存计5例:北京东汉永宁二年,幽州书佐秦君石柱,山东历城汉琅邪相刘君石柱,河南博爱西晋乐安相苛府君石柱,洛阳西晋永宁元年(301)散骑常侍镖骑将军韩寿石柱,重庆巴县东晋隆安三年(399)巴郡察孝骑都尉杨阳石柱(48)。从这些石柱遗存与历史文献来看,东汉石柱柱身纹饰是不分上、下段,而从西晋开始,石柱柱身纹饰出现分段式纹饰,如苛君石柱、司马士会石柱等,所以南朝陵墓石柱分段式做法可以追溯至西晋,因此有学者认为,汉晋时期的石柱从不分段到分段的变化,“正是为了在凸楞纹之外安排另一种纹饰的需要,甚至可以认为主要是为了安排凹楞纹的需要。(摘自卢小慧:南朝陵墓石刻新秩序的建立,学海. 2020,01) 束竹纹饰，上述郦注出现了目前关于束竹柱的最早文字记载。傅熹年指出用竹、木等植物的茎、秆捆扎成束用作建筑物的柱子是一种古老的建筑传统，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建筑装饰线脚，成为石柱和木柱的表面装饰。陈轩认为当用石刻把这些生活中的建筑设施转换为墓葬设施时，各种雕刻细节都在着力表现所模仿对象的本来材质，例如一根一根被束在一起的竹棍，竹节的纹路，以及捆绑竹棍的绳索。同时，原本固定在木头柱子上的木牌也以石榜的形式刻在了束竹柱的上部。这些着力刻画的部分传达了制作者的一种强烈信念，石材将日常生活中的设施进行了转化，石头的束竹柱既与日常生活中的柱子有关，又将日常生活中的柱子升华成了死后升仙与宣扬孝道的重要道具。（摘自陈轩：东汉束竹柱与瓦棱柱的初步研究，《考古》2019年第5期，93-101页）
底图截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上），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12 ，第1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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