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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私人角度，苏东坡的魅力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但客观来看，我们无法对这两位优秀的先人进行比较。他们本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颗明珠，是中国文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两座高山。 我们谈论一个足够伟大的人，往往离不开他的成就，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许还有这两者间的联系。我们知道苏、辛是宋朝词人，但从某种角度上，不完全是宋朝词人。为何这样说呢？ 词这一文学体裁，产生于唐甚至更早的朝代，只不过到了宋朝才达到空前盛况。这甚至产生了“宋词”这一专门的定义，成为与唐诗、元曲并列的三大文体。
相较于古体诗，宋词的声韵受到词牌的规范，自由度有所降低，但也正是如此，使得宋词成为一种与曲子相结合的特殊存在。宋词往往脱胎于乐曲，类似于现代的“填词”，这也是为何宋词往往具有韵律美——这是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特色。 宋词有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艳情，"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便是对这一特征的一种总结。宋朝词人的审美观念，倾向于摆脱粗鄙、回归风雅，同时这也是许多人的追求。我们可以从丰富的词作中看到宋人的思想境界，一窥那个时代绚丽的文化之彩。诚如是，宋词如此规模的背后，是宋朝国力的虚浮。 当然，我们不去讨论历史问题。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即便是豪放派开山之祖苏轼，其词作也深受艳词思潮的影响。严格分析的话，宋词的背后是对表层享乐生活的追求，深层意蕴少之又少。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
至于为何苏轼能够成为一个，在后世看来足够出色，甚至足够伟大的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自身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诗文、美食、书法，现在的杭州西湖也是经由苏东坡之手，变得“淡妆浓抹总相宜”。 另一个原因，也可以说是较为深层的原因，大概便是苏轼引领、推动了宋词的改革、发展。悼亡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话尽孤独与惆怅；一展豪情的密州出猎，诠释了何为“老夫聊发少年狂”。 豪放派的出现与传承自然离不开苏轼，但他的作为远不止于此。苏门六学士之一的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苏轼将诗的手法、题材等特点引入词，开拓了新的词境。在他之前，宋词词风整体软绵而乏力，而在苏轼的影响下，宋词脱离了乐曲束缚，成为一种独立文体存于世，为我们带来无尽的财富，这不失为伟人之行。
苏轼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将豁达的性子贯穿始终。纵使乌台诗案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但这也没有成为他的累赘，反而为苏轼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门——他学会用另一种视角看世界，并活出了苏东坡传奇的一生。 比起单纯的词人，苏轼更像是一位改革家。而对辛弃疾，我们对他的认知或许仅限于“一位豪放派词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反映出一位词人的灼灼报国心，同样暗示着辛弃疾昔年的身份。 是了，这位“词中之龙”曾是一位抗金将领，且拥有不俗武力，曾亲率士卒于千军万马中生擒义军叛徒并全身而退。由于战功以及突出实力，他得到了朝廷的赏识，而这也是一切的开端。
南宋朝廷对战争的态度很冷淡，这首当其冲地将辛弃疾的报国志阻挡在门外。理论上，不好战算得上一种不错的品质，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宋朝的特点我们不必赘述，单单从北宋的衰竭历程我们便可以看出，整个大宋王朝的国力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急转而下，以至于到了南宋，属于宋朝的疆土已经有了明显的缩水。 仕途不应成为军人的绊脚石。这句话在辛弃疾身上却诡异地“灵验”了，朝廷认为辛弃疾是一位优秀的官，于是让他治理大大小小的事务。这也是南宋朝廷的弊病，他们大概对国情的认知不够深入，以至于无法合理地任用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而非舞文弄墨的士大夫。 辛弃疾的报国壮志，在残酷现实中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色彩，变得虚虚实实。但事在人为，辛弃疾用他的方式，让爱国诗人的灵魂永垂不朽。像陆游一样，辛弃疾将洗雪国耻作为毕生之志，把自己对时代的愿景写进诗文。
不同于陆游，辛弃疾的作品更加灵活多变——无论格律，还是题材。从政治、社会，到田园风光，再到生活中的点滴细节，辛弃疾的词作涉猎甚至宽于苏东坡。 不过，以豪放派词人定义辛弃疾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行为，倒不如说是辛弃疾擅于创作豪放之词。若要说起传统柔媚风格的词作，辛弃疾更是有着《摸鱼儿》流传于世，用笔细腻且情思深切。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辛二人在作词方面不相上下，他们同为极为优秀的词人。 苏词、辛词都有着豪迈宏大的特色，不同点则是，苏轼的词作往往以时空视角看待人生，并充满哲理，并最终回归到一种超然的平静。而辛弃疾的词作充斥着炽热的感情与充满激情的理想，多豪情在其中，并有着英雄的悲愤。
有文人将这二位并称“苏辛”，是站在他们词作的角度。我却认为，当我们以全面的视角看待先人，所呈现在眼前的将不止是他们辉宏的成就，更多的是中国那从古至今从未变更的宝贵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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