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儿媚·题苏小楼 丈夫只手把吴钩,能断万人头。如何铁石,打作心肺,却为花柔。 尝观项籍并刘季,一怒世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江含徵曰:不会看《金瓶梅》,而只学其淫;是爱东坡者,但喜吃东坡肉耳。 《金瓶梅》一书,号称“中华第一奇书”。张竹坡、金圣叹的评点,鲁迅、俞平伯的分析,为这本世情小说开山之作增加了重重分量。作者“兰陵笑笑生”只有笔名不见真名,加之此书自问世以来屡屡被列为禁书,更增添了一丝神秘感。至于这首开卷词,原文直说“此一支曲,大底谈情”,总览全书,深陷情网的西门庆、潘金莲等人都难逃恶报,在因果轮回的分明报应中,作者利用定场诗一次次强调“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这首词大体上便是这般意思。 全词语言质朴,上篇夸张,下片用典,都落在“情色”两字。 但是,这一支曲是谈情,这一本书,没有谈情那么简单。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文化苦旅·西湖梦》余秋雨) 余秋雨先生的这一段论述,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几千年的文脉。我们常见的诗文,或讴歌帝王将相的盖世伟业,或抨击乱臣贼子的滔天罪行,除了元代文人,极少有作家把笔触落给市井中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聚焦百年乱世的尔虞我诈,《水浒传》放眼农民起义的壮阔图景,《西游记》描绘神鬼妖仙的宗教世界。《金瓶梅》将主角定为西门庆这种市井小民,将故事背景放在市井巷陌,堪称前无古人。自此,世情小说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世情,虽然写的满纸是“情”,却句句在“世”,北宋末年,繁华富庶之下的暗藏危机,与明中叶的山雨欲来如出一辙。西门庆,这个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也是风雨晚明众多市民的缩影。他放浪的情欲之下,是一个时代的悲歌。 “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余秋雨在《西湖梦》中的另一段论述,足可以解释西门庆们的存在。西门庆的生活,属于典型的“饱暖思淫欲”。他与潘金莲等人的勾结,发端在“闲来无事”,他低下的文化素养和当时贫瘠的市民文化生活,决定了他既不能像文人隐士那样“诗酒养慵”,也不能像元代百姓那样围栏观戏,他便选择了低级趣味的享受,一边放纵自己横流的欲望,一边反抗正统阶级以道德压制个体意识的行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也是同理。 他们的堕落,一方面是自己道德觉悟的滑坡,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礼教畸形束缚人性的后果,更是经济发展之后社会治理体制落后导致的必然。 第一方面自身觉悟,不再赘述。第二方面的因素,便是余秋雨所述“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礼教的高压束缚,“使民愚规民言限民行”,却常常使得“川壅而溃”,造成了余秋雨笔下的“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兰陵笑笑生所在的明朝中叶,礼教之桎梏愈加紧收,由程朱理学异化而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培养出了两类人——伪君子和二杆子。在这两类人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不以为意者,选择用放纵欲望的方式对抗压制人性的礼教。这便造成了千千万万西门庆们和潘金莲们的悲剧——反人性的悲剧。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整个市民阶层也因此病态,变成了极端的二元结构,放荡之风冲击着社会,民众在愚昧和麻木中愈陷愈深。这便引出了第三方面。随着商业发展,生产力进步,市民阶层兴起。西门庆们发迹了。但是社会上却没有西门庆们的位置,这些市民们只能以乡绅的地位参加城市生活。同时,社会缺少对他们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西门庆们开始投机倒把,上下打点,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大网,最后成为地方一霸,流毒千里,贻害无穷。这一现象在明代中叶更加严重。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贸易,东南沿海大量商人转型为海盗商人,游离在传统社会关系之外。他们的生活也如同西门庆,靡费而迷茫。兰陵笑笑生,把市民阶层的迷茫和丑恶公之于众,却只能把这一切推给因果报应,草草了事。 只将黑暗尽数披露,未曾指出半分光明。《金瓶梅》最大之败笔,应在此处。 最终,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在轮回报应的车轮下灰飞烟灭,只留下张竹坡金圣叹的叹息。《金瓶梅》也带着无尽的争议流传于世,兰陵笑笑生也神秘地隐匿在历史长河。 很快,又有一部旷世之作以世情小说的外表揭露社会百态——《红楼梦》 “《红楼梦》之脱胎于《金瓶》,自无讳言”——俞平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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