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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所有制关系要从普鲁东的人类理性回归马克思的物质实践，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制关系及其变革中只有客体物质因素起作用，而主体精神因素则完全缺席。恰恰相反，物质资料生产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所有制关系及其变革中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这样，作为人脑机能、属性及其对客观事物反映的精神、意识、观念、理性在物质资料生产和所有制关系变革之中，不仅会成为自然而然的因素，而且会成为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可见，马克思与普鲁东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些主观因素在物质资料生产和所有制关系变革中的作用，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些因素与物质资料生产和所有制关系变革的关系。 相对于普鲁东总是把所有制关系看作“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而言，马克思则把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力密切相联，直接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所有制关系“变革的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普鲁东是所有制关系变革的意识决定论者，马克思则是所有制关系变革的物质决定论者。因此，正如历史应该区分物质的历史和精神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和理性的历史、世俗的历史和神圣的历史一样，我们在考察所有制关系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第一种变革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这种变革从原因上说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从形态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的变革，从效果上说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必须能够生产，为了生产，必须有能够生产的条件。这些包括自然界提供的和前一阶段积累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等等条件，既决定着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从而赋予它特殊性质；又为新的一代所改变，在新的阶段得到一定发展。而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所有制关系发生矛盾，于是所有制关系变革乃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革或迟或早、或慢或快终将到来。所有制关系变革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不论这种生产工具是“自然产生的”还是“文明创造的”，总之“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所有制关系变革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活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所有制关系变革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后果，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最终都会产生一定的物质成果，并通过这些成果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率、成本和收益等表现为可观察、可感知、可度量、可检验的物质指标。由此可见，这种所有制关系变革是具备物质生产力发展条件、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由物质生产力发展成效检验的变革，是由物质实践、物质生活矛盾、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决定的“物质形式的变革”。第二种变革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变革。相对于前一种变革是利用一定物质条件、通过一定物质活动、达到一定物质效果的“物质形式的变革”而言，这种变革是人们意识到所有制关系现实矛盾和冲突后的“主体自觉的变革”，是人们力求克服所有制关系现实矛盾和冲突的“主动作为的变革”，是人们借助意识形态形式实现的“主观形态的变革”，概而言之是所有制关系的“意识形式的变革”。意识和精神是人的特点和优势，人也因为具有意识和精神而成为主观能动的“主体”。但“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所有制关系变革的“主体自觉”、“主动作为”、“主观形式”也与物质条件、物质活动、物质成效密切相联，并且正是这些物质因素和现实关系的主观反映，正是这些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成就了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和主观能动性。但是如果这种“主观反映”、“反射和回声”的独特性和能动性被绝对化为完全脱离物质条件、物质活动、物质效果的纯粹理性、抽象意识、绝对精神，如果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总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思考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如果人们“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积极力量。”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异化，不是使头脑的产物统治头脑，就是使创造者屈从于创造物，抑或是完全被纯粹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的所有制关系变革。这种在自身之外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没有可以与之相结合的主体的“无人身理性”，除了像普鲁东那样把自己颠来倒去之外，剩下来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落后于现实条件的变化和现实冲突的要求，成为所有制关系变革的障碍物、绊脚石；要么超越现实条件和现实要求，天真地在所有制关系变革中去开拓“乌托邦”、建造“太阳城”，两者的后果都是阻碍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牺牲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 其实，区别所有制关系变革的物质形式和意识形式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这种区别本身，而在于在区别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把发挥意识能动作用与尊重客观物质实践统一于所有制关系变革之中。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在从事实际活动包括所有制关系变革中，既有主观能动性，又须臾脱离不开现实物质基础。这样，正如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冲突虽然已经足够让所有制关系变革成为现实，但僵化的意识却仍然可能让人们置若罔闻、墨守陈规，以至于总是使这种变革处于停滞徘徊之中一样，“如果现实实践还没有具备实行变革的物质因素，那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直面现实的所有制关系变革，只有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使“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所有制关系变革的意识形式，不论其在理论如何完美、道德上如何高尚，最终都不能脱离其物质形式。倘若其不具备物质生产力发展条件，不符合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能产生物质生产力发展成效，最终还是一文不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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