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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小学的“科创”活动月 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科幻的比喻，“科幻教育”或许就像一道时空之门，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突然把各个平行世界的老师聚在一起。 他们有的已功成名就，有的才初出茅庐，有的从小就是科幻迷，有的却从未读过。学科、地理、年龄、身份的分割，都可能让他们永远只活在自己孤立的时间线上。但从此刻开始，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科幻教师。 “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 时间似乎从未在53岁的周群身上留下痕迹。这个读着《小灵通漫游未来》长大的老师，至今还幻想像小灵通一样，随时准备飞向“未来市”。 只是这“未来市”，由科幻想象，又变成了科幻教育。 为什么是科幻教育？要说明白这个问题，还必须提到周群已任教三十多年的北京景山学校。 自1960年成立，这所学校就一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大到五四学制、十二年一贯制，小到“一二年级集中识字”、多语种课程，北京景山学校都鼓励教师大胆创新。 1983年，邓小平为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早在上世纪末，景山学校就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实践、创客教育、语文与数学实验教材编写……所有改革都指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景山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与学校浓厚的教改氛围自然也深深影响了周群。 在她看来，教育工作者要直面的首要问题便是：什么是真正值得学习的知识？我们的学生，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多年来，无论是做“跨领域阅读”、项目化学习，还是科普科幻教育，她都遵循着一致的底层逻辑，即“面向未来做教育”，打通语文和生活的关系，帮助学生“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窗”。 早在2005年，她创建“爱写作学院”网络论坛后，就为学生开设了科幻小说、影视文学欣赏课。 “语文阅读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关注文学，忽略了其他领域。直到今天，能带学生扎实阅读科普科幻作品的老师仍不多。那时想法也简单，就是用科幻小说和电影开个头，一半为自己，纯粹是好玩。”周群对记者说。 作为较早一批网民，周群当时就已深感互联网对生活的巨大冲击，只是没想到二十年发展这么快。而令她意外的是，也正是这次科幻课，在一个叫邵帅的学生心里播下了种子。他后来从数学本科一直念到人工智能博士。 “我一直坚信科技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的推动力量。科幻作品对未来科技的描述，让我坚信科幻教育一定是未来教育新的增长点。” 因此，2014年，周群在协助北京数字学校开发课程时，自然又想到了科幻。这套课程需要邀请科普和科幻作家录制微课，但是找谁呢？
周群老师 周群想到了邵帅。邵帅随后推荐了他的大学同学孙悦。这位日后成为“赛凡科幻空间” 创始人的年轻人，当时还正在创业，承办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周群和孙悦一拍即合。孙悦不仅完成了北京数字学校微课的录制工作，还帮着周群引荐了许多科幻作家。 2016年秋冬，周群意识到科幻教育的时机日渐成熟，她以一线语文教师的身份，郑重其事地向著名科幻作家、学者吴岩教授提出了 “在中小学开展科幻教育”的指导请求。 自此，周群便致力于科幻教育的推广。从第一次中小学科幻教育论坛在景山学校举行，到“科幻教育共同体”成立，从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大会在温州举行，到区域科幻教育推动……她都乐此不疲。 在周群看来，科幻教育一个根本的特性，就是开放。它会自然融合多学科，同时也快速建构起教师团队协作。
未来城市构建课程中，地理老师提出， 其核心首先是空间设计，远远超出了阅读 “景山学校开设科幻选修课，都是好几个学科老师联手，以项目学习加STEAM的方式推进。如'未来城市的构建’课程，地理老师王智超就提出，未来城市设计首先要注重空间。他做技术指导，我配合他带学生阅读。老师们还组建了导师团，学生需要怎样的知识，都能找相应学科导师指导。学生最终的作品呈现也是多样化的，可以讲故事，也可绘画，3D打印。这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性。” “我一直感觉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不然，一个语文老师怎么会突然做起科幻教育呢？”周群半开玩笑地说。 她深知，这一方面是景山学校领导、吴岩等科幻教育专家及科普作协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散在全国各地的老师们。曹勇军、魏然、张蓉芳、刘晓虹、张聪鹂、潘铁豪……许多一线老师“滚雪球”似的加入，让科幻教师的团队越来越壮大。 也正是因为立足一线亲身实践，加上多年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经历，让周群一开始便朝着“打造科幻教育生态”的方向前进。 “因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才能在短短几年有长足发展。”周群说。 五年里，中小学科普科幻教育逐步走上正轨。2021年，在中国科普作协大力支持下，中小学科普科幻人才培养工作专委会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科幻教育将进入新阶段。 在周群看来，目前科幻教育的开展在全国范围内还极不均衡——教育发达地区相对较好，而更多地区还是空白。所以，“首要解决做不做，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在起步阶段，周群极力主张科幻教学开放式探索，在一线教学中，先实现基础教育与科幻教育的结合，再一步步推动，走向深耕细作。 而下一步，中小学科普科幻人才培养工作委员还有更多工作“要花大力气”。过去两年，委员会先后推出了教师线上案例分享及“与科幻作家面对面”线上交流活动，以此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而为了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科幻资源进入学校时还需有“高门槛”。因此，委员会除了要遴选出值得推广的课例，还要为一线教学整合更多优质科幻教育资源。 科幻教育的推动靠老师，所以，如何帮助教师专业成长，依然是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提倡'面向未来做教育’，期待老师们勇敢走出舒适区，就要跨过科幻阅读和写作的门槛，让自己变成行家里手。” “科幻迷”也是正常儿童 2005年，就在周群尝试跨领域阅读的同时，在北大校园里，一位彷徨中的大二学生，也默默开始了自己的跨学科探索。 这就是日后成为网红的“学霸”教师魏然。 2004年，魏然以生物竞赛保送资格，进入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到2012年硕士毕业，他以涉猎27个院系课程、累计400多学分的成绩单，成了近年来北大“学分第一人”。加上自考，至今已拥有22个学位。
在拿了22个学位之后， 魏然选择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生物教师， 他想把自己经历的，再以“教育”的方式回馈给学生 不过，在这看似光鲜的数字背后，却也有一段隐秘的成长心路。 魏然身上有着典型的80后经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终于来到了理想学府。但面对自由的校园生活、高度专业化的学习，却慢慢迷失了方向。 他不擅长，也难喜欢自己的专业。 “数学、物理、程序、算法……像云雾一样袭来，将我包裹，喘不过气。”在两年追赶后，魏然痛苦地发现，他依然无法解决专业的挫败。同学可以五分钟搞定的代码，他却要花两天；即使再难的题目，也有人拿满分；即使退而求其次，选了为“不擅长物理和编程”的人准备的智能科学系，还是举步维艰。 “无数我解不出的问题结成一张大网，让我听不见周围的人，看不见周围的世界。”有一刻，他甚至“不想活了”。 而就在此时，一门原本只是“装饰”的通选课救了他。 至今，他还会清晰记得，在地球历史概要课中，一个炎热的周末午后，他和同学在一片乱石中挖化石的场景。“整个世界都隐去了，只剩下一人、一锤、一石……在两半石片打开的刹那，一株非常弱小的植物出现在眼前……”，那是大约4亿年前的一片“叶子雏形”。 “我突然意识到世界的广大。何必纠缠在本专业中，与空物之阵日复一日地搏战，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他接连选修了社会心理学、环境生态学、逻辑导论、艺术概论、太空探索等40多门课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放开了，不为别的，只为“了解一下人类文明的成果”。 “一个人双目盲了，可能听力会慢慢变得敏锐，这在生物学中叫代偿。”多年以后，魏然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而似乎也正是这种机制，默默启动了潜藏在他身上多年的“科幻迷基因”。 在北大科幻协会，他一呆就是六年，长期担任图书管理员。在北大青年天文学会，他更是第一次通过望远镜看到了那些三岁时就在图画书上看到的“九大行星”。 “土星和它的环，一个跳动的模糊的影像，就像一个未知的深邃的东西在召唤我，仿佛有无数的故事将发生。” 于是，所有发生的故事，在每一个陌生的课堂，每一个备考的夜晚，每一个无限遐想的时刻，塑造了今天的魏然。“我不再是那个执念于学业的少年，我同他达成和解，携手向前……好的、坏的、痛苦的、开心的，都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大闹一场”之后，魏然选择了做一名普通的中学生物教师。 他想把自己经历的，再以“教育”的方式回馈给学生。 “其实我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家庭比较开明，支持自由读书，所以对科幻保有一定阅读量。但在大部分家庭，科幻还是不务正业的标签。”因此，2014年，当学校鼓励教师开设选修课时，魏然毫不迟疑首选了科幻。 在科幻文学概论课中，他会给学生提供一份大概100万字的自选读本，包含了大量中外科幻经典。他还记得，第一周发下去，第二周就有学生居然读完了，来问他要“续集”。 “我很高兴，开课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因为学生的兴趣长期是被打压的，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课堂，一个在学生眼中神圣不容置疑的平台，为他们正名了。他们找回了自信！”魏然对记者笑道。 其实不止是科幻课，魏然还利用在北大爱心社学的手语，开设了“中国手语”课；又参照大学课程，开设了中学版“西方美术史”；再加上古灵精怪的生物课，都深受学生欢迎。 在他看来，这些课看似跨度大，但实际都是同构的。长期的跨学科学习，使他倾向于从全息的立体的视野看待同一事物。 “比如手语，就与我们二维语言不一样，它在你脑海里呈现的，不是一段语音或符号画面，而是三维的动作，非常奇特的体验。” 有时，他甚至会想到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那个虚构的外星生物“七肢桶”——它的语言同时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想方设法把枯燥的科学知识（二维）和现实生活（三维）联系在一起。比如讲体内激素时，他就将不同的腺体比作校长和老师；讲神经系统分级调节时，则一人分饰三角，以大脑、脊髓和膀胱三个身份展开对话；甚至课堂上电脑卡了，他也能随口编出一个“电脑读了他的人工智能反抗小说准备造反但被察觉又马上潜伏”的故事。 “科幻的好处在于，它把这种思维具象化了。当你面对未知，就会有更多工具去理解和应对，不会封闭在特定学科内。”魏然说道。 虽然在日常课中，学生的问题总以学科为主，但一旦进入科幻课，就立即变得五花八门。可能一会儿是冲压引擎，一会儿又是社会法律，一会儿又变成写作。得益于多学科背景，魏然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旦有了几次成功互动，学生就会感到有个巨大的空间在吸引他。想象力自然就出来了。” 在魏然看来，与其说是培养学生想象力，不如说，是给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和跨学科工具。“想象力一定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受到主体规约。比如要写一个土星上的故事，首先就得明白土星的环境。然后才能设定合理的人物和情节。而所谓想象力，其实就是在种种限制中，使用超常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直到最终，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魏然还记得一次家长会，一位家长找他单独谈话。他下意识以为，家长是来了解孩子在校情况。没想到，两人谈了半天，家长只是感谢他：孩子选修了他的课，思想变了。 原本，那孩子只想不顾一切，拼尽全力跨过高考就“躺平”。但现在遇到魏然，他才发现，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值得终生追求的精神。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015年，刚刚走上温州教师教育院初中语文师训员岗位的陈秋莲老师，在北大国培期间，和主讲老师周群相识，并成了好朋友。在周群影响下，她逐渐意识到科普科幻教育和项目化学习，都是突破语文教学的增长点。很快，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2017年首届初中语文科幻专题培训班， 陈秋莲在上课 2017年10月，温州市教师教育院举办了初中语文教师科幻培训班，成为全国首个区域科幻教育的实践。随后，从全国科普科幻教育大会到全市的项目化学习研修班，都能看到陈秋莲的身影。 对一群初中语文老师，科幻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在陈秋莲看来，关键还是科幻能打破思维限制，带领老师和学生走出阅读“舒适区”。“虽然统编教材选了《带上她的眼睛》，但只是一篇孤立的课文，不少老师还按传统方法教，不会挖掘科幻的特质。” 而随着培训的深入，不少老师对科幻的认识开始产生巨大变化。 90后的应文琦就是典型例子。应老师常开玩笑，她其实是“伪科幻迷”。说“伪”，是因为她在工作之前，科幻阅读量是实实在在的 “0”。说“迷”，则是因为科幻让她拥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式。 用她的话说，“好像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从只会关注脚下到学会了仰望星空，思考那些人类文明以外的故事”。 由于成长环境影响，敏感、谨慎，一直都是她挥之不去的标签，她身上很少有同龄人的阳光乐观，反而多了些忧郁沉闷。而就在当上教师第一年，她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学生。于是，一切开始慢慢改变…… 这个让几乎所有老师都头疼的“问题”学生，因为一次过激行为，甚至还得了个绰号——“带刀侍卫”。但奇怪的是，唯对这位新来的“应美女”，他会收起浑身上下的刺，好像变了一个人。观察多了，应文琦才知道，他喜欢看《三体》，而她鼓励阅读。每次一聊《三体》，少年的眼里就放着光。再后来，应文琦接手学校读书社团，第一时间就推荐他带大家共读《三体》。在一次次幻想之旅中，男孩逐渐变得阳光、自信。 而应文琦没想到，就在这陪伴中，她自己也迷上了科幻。整个七年级，她带孩子们一起读《三体》，开《流浪地球》观影分享会，做科幻主题项目学习……
在阅读陪伴中，应文琦也迷上了科幻 “真的看进去了，你就理解为什么学生会那么痴迷科幻了。成绩、父母、老师、朋友……现实总有无穷琐碎，而科幻提供了仰望星空的力量。”应文琦对记者说。 人生打开了，教育也就打开了。应文琦形容，做教师就像一场自我修行：要不断尝试新东西，给学生新体验，从他们的正向反馈中改进教学。 应文琦所在学校，学生家庭教育的底子普遍较薄弱，应文琦便从整本书阅读入手，逐渐扩大到写作和项目学习。 如今，游戏化设计已成了应文琦阅读课程的拿手好戏。比如《西游记》阅读，她设计了“西游大富翁”游戏。而《昆虫记》中设计的“昆虫武林大会”，更是收获了学生一致好评。趣味学习是她的教学理念之一。 除此之外，她尤其强调“长远设计”。所谓“长远”，“就是带着希望孩子们很多年后还想起这节课的目标来备课，或许也是科幻思维的影响吧。”应文琦笑道。 和应文琦相比，同为90后的潘铁豪却是一个资深科幻迷。
潘铁豪和孩子们 2017年温州第一届科幻培训班开班时，他就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旁听。2018年，回母校绣山中学任教，他迅速开发出了25个课时的《科幻漫游指南》校本课程。课程总结随后收录于吴岩团队主编的全国首套科幻教材中。2020年，他成为首届中国科普作协科普科幻教育讲师团成员。 回顾一路成长，潘铁豪觉得，最重要的动力还是“兴趣”：从兴趣使然，到融入生命。 从小学读《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他就爱上了幻想小说。初中时追陈楸帆，高中时读刘慈欣。一直到大学，为校园广播写了三年科幻影评，还成了图书馆“阅读推广之星”。 在他看来，无论读什么，首先必须在师生之间形成认知协同。当下阅读教学最大的问题，往往是老师教的学生不喜欢，而学生也“不知道什么书适合自己，怎么找书目，长此以往，消解了兴趣”。所以，不如“先放手让学生去阅读”。 潘铁豪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生日读书会”，作为班级文化建设的一环。首先调查学生阅读偏好，一学期完成阅读跟踪，便可正式开展读书会。主题是生日，礼物是图书，每月设置推荐作品，形成共读氛围。 “然后，就有了科幻，这其实是自然形成的。青春期孩子爱幻想，正是读科幻最好的年龄。”在他看来，科幻阅读的一个特质，就是让师生在虚幻和现实之间独特的互动。令他很惊讶的，就是班上两个原来都不爱写作文的孩子，在一次科幻课后，给他交了三千多字的小说。一个是男孩，平时爱踢球，爱睡觉，最厌烦背诵，小说里讲的是梦境控制。一个是女孩，爱偷懒，爱种植，小说里写的是蒲公英星球。 “科幻其实是给了孩子一个契机，把他内心最喜欢的东西写出来了。虽然很稚嫩，但他们在尝试建构一个世界。你读懂幻想，就能读懂他的现实。”潘铁豪说。 而更有趣的还有集体创作，班上一个学习最好的孩子，成了大家的主角，叫“老黄”。同学们赋予他学识渊博，无与伦比的能力。因为受到关注，“老黄”也变得合群起来，成了大家的小老师。 读打开了，剩下便是分层。在潘铁豪看来，老师介入阅读的核心便在此，让不同性格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成长。他最常用的，是“四层任务法”。最低层级，提出两个有价值的问题；更进一步，尝试给作者写信；第三，谈谈对作品人物的理解；最后一步，还可展示其他才能，以绘画、戏剧、活动等方式演绎作品。 “如果按传统阅读，分章分句讲，也许时间短收效快。但如果放开一点，我们会得到很传统课堂和考试之外的乐趣，发展出更多意想不到的能力。”潘铁豪说，这就像一颗种子，时间到了，就会发芽。 破茧之后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保护罩爆裂了，废墟、血迹一时遍布世界。而后，保护罩又聚拢起来，变成一团大大的球体。球体仿佛被什么东西使劲拉开了似的，猛地往外冲去，'冲击波’所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光秃秃的地壳！” 这是一部名叫《破茧》的科幻小说开头，由成都市双林小学2016届八班的42名学生集体创作。就在那个夏天，他们以公开出版的形式完成了独特的成长礼。 提起这段经历，当年的班主任王维令还回味不已。 “我今天做科幻，可以说完全是这帮孩子倒逼的。”王维令笑道。他还记得，当时正值刘慈欣获“雨果奖”。他本是当普通新闻看，但没想到，因为一个学生课堂违纪看《三体》，却引起了全班共读《三体》的热潮。 一向擅长煮“石头汤”的王维令立即觉察到有戏。随后，他便带着学生围绕《三体》，完成了21个“阅读+”系列活动，贯穿了整个六年级。其中，不仅包括围绕语文学科设计的阅读理解，还延伸到数学、科学、哲学、小说创作、社会实践等领域。 集体创作《破茧》便是其副产品。 有意思的是，作品出版后，学生还举行义卖，并将收入一部分捐给了白血病儿童，另一部分则作为基金保留，鼓励新创作。 他还记得，当时学生给刘慈欣写信：“虽然我们写的小说不如您那么硬科幻，但至少给我们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足迹。”王维令信然。 现在，他把课程特点概括为八个字：亦真亦幻，虚实相生。虚幻的是想象，真实的却是学生对现实的独特理解。 “那'冲击波’是什么呢？我觉得孩子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自信。他们能通过团队协作，从头到尾把一件事做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最后还得到刘慈欣鼓励，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王维令说。 这样的“冲击波”同样影响着王维令自己。 担任副校长后，王维令就开始尝试，把科幻课的经验，与学校“科创”特色，和当下语文统编教材强调的科普教育、跨学科学习结合，形成整合的“三科”教育——即科普、科幻、科创。科普科幻阅读是输入，科幻科创是落地。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科创和艺术就成了双林小学的办学特色。围绕科创，学校不仅建成了省内少有的生命馆、天文馆、科技馆，还将智能机器人社团做成品牌，走上了国际舞台。据统计，该社团成立至今，已拿下880多枚省级以上奖牌。2020年，双林小学还成为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 在王维令看来，统编教材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想象力培养。目前，小学语文62篇习作，以“想象创造”为内涵的就有10篇，其中两篇直接涉及科幻，第一次将科幻故事纳入了作文教学。“这个改变很微妙，既与当下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相关，更重要还是提示我们，如何整体育人、科学育人。原来的教育鼓励顺从、听话，唯标准答案是从，结果便是想象力的缺失。”王维令说。科幻课正是一个有力的突破口。 这一点，同样得到了被王维令卷进来的老师们印证。就在《破茧》出版后不久，六年级的孟荍老师也带着孩子们创作了一部《未来的未来》。 随后，学校对科幻感兴趣的老师纷纷行动，形成了教研组，计划以现有语文统编教材习作体系，赋予外星球的统一场景，构建科幻习作任务群，并由语文文创，逐渐推及艺创和科创。目前，这一实践正在申报市级课题，还得到了省教科院教研员、川大科幻文学博士、《科幻世界》杂志等众多力量参与。 孟荍目前担任学校课程开发中心副主任。在她看来，这种“学科+”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了全学科教师的积极性。“现在老师的思维还是学科本位的，所以，尽管提倡跨学科，找不到合适方法，往往适得其反。”   左图：2016年，王维令与“破茧”的孩子们合影 右图：双林小学科创活动， 孩子们正在实验“火山喷发” 令王维令最感动的，就是现在课题组的龙刚老师，虽然已50多岁，但依然愿意主动改变老方法，深度参与，一路成了骨干。 而有了“学科+”，自然就有了“科创+”。王维令认为，虽然学校过去在机器人上很出色，但论科技发明，还是缺乏原创性。想象力的教育正与科创成果相辅相成。 现在，假期科创实践已成为学校热门，范围也从科学课扩展到其它学科。“比如，学完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就可设置挑战项目：选用合适的材料，小组制作一只会飞的恐龙，规定能在脱手状态自行飞行，高度不低于五米，距离不小于十米，时间不少于十秒。再比如，造一艘船，规定材料，让学生寻找动力，让它承载至少1千克重物，在水面滑行至少20米。这里蕴涵的就是科学想象力，培养学生从虚到实的整体能力。”王维令解释。 每次看到学生的奇思妙想，都让他感慨。“你会感觉被学生牵引着，很多时候他们比老师还懂得多。至今我还搞不懂《三体》。但懂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成长了。”而老师能做的，就是帮他们丰富。 有时，王维令还能想起当年一桩遗憾。他曾向学生夸口，毕业时，就带大家去包场《三体》电影首映式。不过6年过去，电影依然还没消息。 “他们今年刚好高考，等上了大学，把他们聚起来，再聊聊科幻，说说人生的'破茧’，或许也是件有趣的事。” 2022年/第67期∣2022/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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