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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随后分析了人类骄傲自大的最高表现形式——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 人类的骄傲源自对自身有限性和不可控性的恐惧和自卑，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人类发明了集合的方法——把诸多人超越的愿望集中到一个虚拟的主格上。 这个虚拟的人格可以是社团、政党、阶级、国家、民族，通过这个集体主格来放大人们对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愿望和能力。 人们创造出一个神，把自己的诸多利益和想法附着于其上，让这个神成为无所不能的主体。因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从根源上就具备了集权化、极权化的特征——尼布尔特别指出，这种倾向是不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在东西方世界都普遍存在。
圣帕特里克教堂 这种集体主格，为了达成自身的目标，反过来会压制个人的灵性和罪感，追求一切整齐与统一，因此，人类的骄傲整合为一个集合体后，又反过来成为人类灵性最大的桎梏，反噬了自己。 历史上，以国家、民族和集体的整理利益为借口，制造出了无数极端的恶行，远胜过个人的骄傲所造成的恶果。 尼布尔在对天主教、加尔文教，乃至其后的各类政治体制和文明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后总结道：在种种不同的文化领域中，人的心智通过分析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产生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而且加以扩张——如果这些体系能够谦虚谨慎，不自大而追求霸权的话，它们都能帮助人类领略生存的意义，增进对真理的了解，改善人类生活的处境。 不过，如果我们妄想以某一种体系来解答所有人、所有的人生意义，来统御所有文明领域，结果就是偶像崇拜和垄断，就会对个人和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形成压制。 人性的本质，就是罪性与灵性自由的合一。一方面他有罪性，这个罪性就是自我骄傲与自我正义。罪性既来源于天性原罪，这种原罪毋宁说是一种天性缺陷；又来源于个人自由创造力，个人的创造发挥可以扩大罪性为恶行。 另一方面他有灵性，这个灵性是超越理性和自然性之上的，即人与上帝沟通的能力，亦即信仰产生的能力。人既不能靠纯粹理性来摆脱罪性（即便他可以依靠逻辑和历史，来部分反思罪性），也不能靠自然性来摆脱罪性。 他必须依靠超越于两者之上的灵性。灵性来源于信仰，亦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灵性使人可以部分超越自我，既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又认识到上帝般的无限可能。 上述神学结论，应用到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来，即是：人必须放下所有对外界任何事物的依赖，不论是对物质的依赖，还是对国家、政府、集体的依赖——这些依赖都来源于人的罪性，是人的罪性的放大，人只有依靠内心的自由灵性来自我调适，自我教育，自我发展，人必须有自己内心的、独立的信仰。 个人不能借助外部压力、集体目标这类源自人类虚妄骄傲的虚幻之物来生活，个人应当遵从自己内心的良知和德性来生活（这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个道理）。 民族国家、政府社团，这些上层建筑，必须限定到其最本质的职能——为起码的安全、秩序和人民的自由权利、自主权利提供保护，而非用特定功利性的集体目标来取代、消解、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
费城市政厅内的雕像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相在于，世界上所有自称是完美并且要求扩张的政治策略、政治架构，都带有人类骄傲和自我公义罪性的痕迹——任何一个权力中心（包括教会自身），不论其自称是个人的、国家的、人民的，它本身都有私利，它一定会造成偏私，却往往都妄想自己大公无私，可以调整其它人、其它群体的利益。 对于这些权力或者政治架构，我们都不能乐观。我们只能相信内心的灵性——公正、公义和良知只存在于每个人的灵性中，每个人对心中神的虔敬之中。 尼布尔指出，对人类历史的罪性认识，可能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独特观点——几乎所有重视历史，把历史看作智慧和理性之来源的群体，不论是民族还是国家，都无一例外地会走上权力导向的道路。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深刻地指出：除了上帝之城，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完全地实现公义。让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并非公义，而是私利。国家与盗贼团伙之间的差别就是规模大小。没有了上帝之城，人类要么就受到相互之间的冲突倾轧，要么就受到虐政的倾轧。 关于神学家巴斯葛的名句：世界上就是两种人，一是常觉得自己有罪和有限的善人，二是常觉得自己正义和无所不能的恶人。尼布尔认为太过武断，我却也觉得有趣。 这句话其实也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核心观念的滥觞——有限的就是好的，全能的就是坏的，因此任何时候都需要限制，追求制衡，而非创造一个全能的主体来涵盖一切。 进一步延伸到尼布尔的历史观，他认为有动态历史观和静态历史观。基督教所代表的乃是一种动态历史观。他所谓的动态与静态，与平常所理解的运动和改革不一样，是基于人们是依靠内心的信仰而生存发展，还是依靠人造的外部主体（统一价值观，统一生活模式，政府，国王，皇帝）来生存发展。 当人类的生活动力来源于个人内心的信仰时，他们较少受到外部环境和压力的影响，更能够发展出自身独立生存的能力和观念。这样一种社会，任何一种人造物，不论是政府、国王还是军队，都不会被视为万能的主，都不会被视为能替所有人做决定的主，因为每个人的主只在他个人的心中。 因此这样的社会，各种力量都会被视为有限的，需要被制衡的，不会出现一个垄断型的力量。这样，社会基层的活力就得到了空间，创造力也有更好的发展，社会于是能够得到动态演进式的发展。 相反，当人类生活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人造主体，如皇帝，国王，政府时，人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责任、光荣乃至黑暗都归结于这个主体，由这个主体来替自己做一切决定。 这个主体在被全能化，实际上也就是上帝化之后，就变成了垄断型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效率，可以随时动用一切社会资源来解决问题。 但其缺陷在于，无所不能的能力，造就了无孔不入的干扰，对基层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挤出效应”，压制了个人活动空间，进而压制了社会活力，消解了社会自行演进的动力。一旦出错，就会一错到底；一旦权威受到挑战，就是社会动荡。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是某个领袖，某几个精英天才设想或计划的结果，而是社会基层活力的扩大，知识与信息上下交互流动的结果。 从历史来看，一般而言，集权和垄断体制的国家，往往都倾向于安定稳定，以舍弃创新和创造来维系稳定。而越是追求稳定舍弃创新，就越趋向不稳定。一旦发生经济问题，权力交接，就容易产生不信任，就会发生巨大动荡，由新的力量取而代之。 这个过程并不是进步，而是重复——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重复，即是如此。这个看起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其实是静态的。甚至可以说，它既有历史，也没有历史。
华三一教堂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来讲，尼布尔强调，实际生活和历史领域，不是光从理性角度就能加以解释和理解的。 理性的最主要工具就是逻辑，逻辑乃是真理领域中防止混乱的工具。但实际领域中，尤其是复杂事物，就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如果一味追求逻辑的自洽，反而会否定了事实本身的复杂性。 对此，尼布尔比较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虽然有诸多的缺陷，但在处理复杂问题，诸如人的灵性与理性这类神学范围内的问题是值得采用的。 最后，基督教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重要作用，缩短为一句话就是设定了一个最高的灵性，作为对一切理性和逻辑的最终判断，使得人们既崇尚以理性和逻辑为基本工具的社会互动，又随时能够超脱这一社会互动来对理性和逻辑加以反思和调整，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就是英美法系法庭开庭，以及政府首脑就职仪式上的对圣经宣誓仪式——我们遵从以理性和逻辑为基础的运作机制和程序，同时还必须从更高的信仰层面加以确认。 神学之与哲学和科学的不同，在于神学从根本原则上，破除了人类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这种知识上、道德上的自高自大，包括基督教本身曾经有过的宗教不宽容，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悲剧。 神学认为不能从任何人类自身，包括人类历史这些有限的价值来作为一切意义的中心和源头，在这一方面，哲学往往走向极端理性主义，科学则往往走向技术主义，我们常常走向历史主义，这三种主义最后都导致强权和垄断。神学就是要通过破除人类心中的自傲和自我正义，为每个人保留一方良心上的自由领地。
题外话：宗教体验这方面的事我知道得不多，但曾经做过一件事，即是把幼年一些残存的记忆，以及印象深刻的梦境进行记录。 其中有这么一个梦境，大概重复过好几次——一场大检查势在必行，梦境中的我十分慌乱，感觉原来被我藏在地板、柜角里的那具骷髅，或者尸骨会被人发现，因此上蹿下跳地找新地方藏，焦急、害怕和紧张。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每个人的柜子里都有一具骷髅”吧，这个骷髅，就是指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灵魂深处那些暧昧不清的，不可见人的褶皱地带。这个地带之所以能通过梦境牵动我们的情绪，就像尼布尔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单纯靠理性，或者靠情绪都难以驾驭的领域。 只有超越理性和自然的灵性，或者说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才能触摸到这些褶皱地带，这个过程你称为反思也好，称为良心发现也好，也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灵性的自由，也就是哲学中所说的意志自由。 反思才会有毁灭，才会有创造，才会有超越。对理性规律、自然规律、生活常态的反思，对那些不可言说的暧昧不清事物的反思，才是人性中最珍贵、最特色的品质和功能，才是我们所谓的自由灵性的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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