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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黎原回忆组织东南沿海作战前指和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

 兰州家长 2022-07-23 发布于甘肃

组织东南沿海作战前指和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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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部署粉碎蒋军阴谋窜犯大陆的战备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当局乘大陆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在进行小规模骚扰破坏的同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阴谋窜犯大陆。为此,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粉碎蒋军窜犯大陆的准备工作和确定采取的措施。

中共中央于6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准备粉碎蒋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广东毗邻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广州军区立即组织了东南沿海作战的前线指挥所,由当时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前指司令员,指定我担任前指参谋长,临时抽调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各军兵种部分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精干的前指工作班子。前指组成后,即在珠江宾馆集中工作和学习。在我具体组织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敌情研究,掌握敌人动向。除重点研究蒋军现有兵力、编制体制、作战特点,特别是其登陆作战的特点外,重点加强了对美蒋军现实情况和动向的研究。为此,我专门指定主管情报的参谋人员及时加强与总参和军区各有关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建立了每日必议的敌情研究制度。

二、制定机动作战预案,组织前指演习拉练。根据敌可能实施登陆的地区和兵力,及我可能投入作战的部队数量,前指在研究和熟悉战区地形和海岸情况的基础上,拟制了粉碎蒋帮窜犯大陆的初步作战预案。根据预案的设想,我又率领前指人员、车辆并携带通信指挥工具,在广州至粤东之间地区按战时指挥要求,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拉练。其间,我们组织了指挥所的开进、防空、展开和转移等演习。以检验和提高前指的组织指挥水平和机动能力。

三、组织拟参战部队主官入闽进行战场勘察。为立足主动,军区设想,一旦蒋帮在福建和粤东以大规模兵力登陆,除组织粤东地区现有的两个军参战以外,还要调战役预备队第四十七军人闽作战。为此前指又组织该军军师长于6月15日至6月底,进人福建漳州、厦门、泉州地区进行战场勘察。行前,我在珠江宾馆亲自向李化民军长等人介绍了敌情背景和军委的决策与军区的作战意图。

四、具体掌握和熟悉参战部队的备战情况。各参战部队于5月底进入紧急备战,在前指的督促下,将分散在外执行生产、施工任务的部队及时进行收拢,并按照战时编制进行整编,补充兵员,调整武器装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抓紧临战应急训练等。从而进一步熟知了部队的战备水平。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前指已基本上建成一个机构健全、业务熟练、机动灵活、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精悍的指挥机构。由于我们充分的备战活动和对敌之阴谋公开加以揭露,进而迫使蒋帮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窜犯的冒险计划。8月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恢复经常性战备状态的指示,前指的工作随之结束。但这次紧急战备活动,无论是以对军区部队、机关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经历了一次极重要的、近似实战情况的锻炼,其经验是宝贵的。

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干涉不断升级,不仅加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而且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人民解放军罗瑞卿总参谋长分别致电越南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表示中国的关注和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第二天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经与越南方面协商,决定由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组织有可能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部队军师指挥员和少量参谋人员到越南、老挝境内可能作战地区进行战场勘察。两个军区共同组织一个勘察团,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陈康带队,广州军区由我和政治部副主任陈发洪带队。总参指定陈康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广州军区的成员有四十七军的军长、一二七、一三九、一四一师的师长、军区的炮兵司令员、工程兵主任和有关的作训处长共30多人,于1964年8月赴越南北方勘察地形,历时两个多月。

勘察过程中,我们首先听取了越方当地的驻军对预定战区地形、道路等情况的介绍,参观了越军部队阵地和工事构筑。尔后我们又率勘察组在越方有关人员引导下,进行实地勘察和图上对照,并在各主要的战役战术要点上,根据地形和道路特点,研究了我军一旦受领中央军委赋予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后,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进出道路和作战手段等初步设想。在越南北部预定战区勘察结束后,根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我们又用了几天时间对老挝靠近越南的相关地区进行勘察,以便战时参战部队实施大范围的机动和利于与昆明军区人越作战部队的密切协同。通过历时80天的实地勘察,使拟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干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战区的地形特点,了解了当地人民风俗习惯。为部队准备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创造了必要条件。

1965年5月,我被调回四十七军当军长,1970年随部队调防西北,离开了广州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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