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也可以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通过历史上不同文化应对瘟疫的方式,可以看到历史极其生动的细节和精神的图景。 曹寅老师的这本小书就讲述了19世纪后期,阿拉伯半岛西南角,那个有着圣城麦加的汉志地区的故事,当时统治阿拉伯地区的奥斯曼帝国为应对热带边疆的霍乱等疫情,而建设了现代的饮用水工程,可是这个看起来利国利民的好事,最后却遭到当地人的抵抗,直到崩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 ——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 清华大学历史系曹寅老师的这本小书将普通人的生活搬上舞台,照亮了这些每日环绕着我们的器具。理解身边的基建与日常技术,也是一种深刻理解生活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在英国发生的霍乱疫情,由于约翰·斯诺医生于1854年发现霍乱主要由饮用水传播,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被有效控制。 然而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能顺利地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西方基建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在进入亚洲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的饮用水工程建设的兴起和失败。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现代化进程在亚洲推进时所遭遇的种种波折,并通过饮用水工程这扇小窗,窥见这个古老的亚洲帝国的兴衰。 朝觐经济让奥斯曼的目光转向南方 汉志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部,由于常年受副高压 带和信风带的影响而呈现热带荒漠气候,干热少雨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少于100毫米)。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以及港口吉达都位于汉志境内。汉志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宗教。通过将自身标榜为圣地的保护者,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试图彰显其对于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所具有的宗主权。 随着19世纪下半叶蒸汽船的普及和海上长途旅行的商业化,从世界各地前往圣地朝觐的时间与费用极大地降低,由此也带来了朝觐人数的急剧增长。大量朝觐者的到来为汉志地区带去了丰厚的外汇收入,对于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来说,朝觐活动带来的巨额收入无异于雪中送炭,因此将热带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的直接管理就具有了经济方面的推动力。 饮用水工程作为“征服东方”的象征 供水系统的建设在汉志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叙事话语中,东方的环境往往被描述为炎热且不健康的。这种有别于西方的环境又被认为助长甚至培育了东方文明的专制、懒惰与腐败。 这套“环境东方主义”话语也被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们用来形容汉志地区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阿拉伯半岛炎热而干旱的环境使得贝都因人贫困、好斗且难以管理。要将这些贝都因人规训为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公民,就必须改变他们世代赖以为生的环境。在汉志建设大规模的供水系统因此被认为是汉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起步。 汉志地区的供水系统据传是在公元8 世纪至9世纪由阿巴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妻子贾法尔资助建造的。她出资修建了一条水渠,得以将努曼谷地的地下水引至麦加,为麦加的居民和朝觐者提供了可饮用的水源。 自16世纪汉志归属奥斯曼帝国后,该地区的水利设施断断续续地由帝国在当地的代理人维护着。 18世纪,伊斯兰教神学家瓦哈卜在阿拉伯半岛内陆创立了伊斯兰教瓦哈比派。他批评当时主流的逊尼派堕入了偶像崇拜的歧途,强调要恢复伊斯兰教纯粹的一神信仰。瓦哈比派之后与地方部族领袖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并建立了第一沙特王国,以在阿拉伯半岛推广瓦哈比信仰为己任。 沙特王国19世纪初开始公然挑战奥斯曼帝国的权威,并于 1805年围攻麦加和麦地那。在围城过程中沙特王国的军队毁坏了城市的供水系统,使得城市居民深受其害。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四世要求当时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兵前往汉志平定这场叛乱。 从1811年至1818年,阿里率领的埃及军队与沙特王国之间爆发了一场为期8年的战争。最终沙特第一王国覆灭,而瓦哈比派也遭受了巨大损失。 毒水,水贩 受到战争的影响,水源地被污染,输水渠被破坏,整个汉志的供水系统陷入瘫痪的状态。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汉志的居民只能依靠城市中的井水和雨水作为饮用水。尽管汉志地区的年降雨量不足4英寸,然而季节性的暴雨却并不少见。由于当地土壤沙化严重而缺乏吸水能力,暴雨造成的洪水时常将遍布街头的排泄物冲入水井之中。因为人类粪便是霍乱弧菌的主要 载体,被霍乱弧菌污染了的井水导致了霍乱疫情在汉志的反复爆发。井水不仅易于被污染,且汉志地区水井的数量也不足以支撑其居住人口以及日益剧增的朝觐者,因此雨水成为汉志地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 汉志地区的降雨时间非常不均匀,往往是一年之中仅有几天的时间会降下暴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会选择在城市外的空地用石头建造巨大的水箱用以接收雨水。这些雨水往往会被储存起来,待到朝觐期或发生干旱再以高价转卖给水贩。后者则将搜集到的水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外地朝觐者或是有需要的平民。由于大多数水箱都是建在旷野地下,因此当洪水泛滥时,这些水箱并不能免于被细菌污染。而当水箱中的水被水贩收购后,水贩疏于清洗的储水罐会对水造成二次污染。最终,这些雨水一方面因被细菌污染而加剧传染病的流行,另一方面又因其高价而使当地平民与朝觐者怨声载道。 在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中,印度穆斯林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印度穆斯林在圣地罹患传染病的现象逐渐引起了英属印度政府的关注。1878年,印度政府派遣了一名印度穆斯林医生阿卜杜尔·拉扎克前往汉志调查当地的卫生状况。拉扎克医生的报告显示麦加与吉达等城市的公共供水系统已经完全崩溃。城市的平民只能从水贩手中购买饮用水,而商人们则利用手中的水箱囤积居奇,哄抬水价。普通人的生活因此而困顿不堪。更可悲的是,人类排泄物经常与饮用水混杂在一起,并被水贩以高价兜售给朝觐者,致使传染病肆虐。拉扎克报告在西方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各国开始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其保障朝觐者的安全。 帝国带来清洁的水 对于奥斯曼帝国政府来说,汉志的饮用水危机极大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作为圣地朝觐的保护者,奥斯曼帝国却无法为朝觐者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这使得其在全球穆斯林面前颜面尽失;另一方面,饮用水问题暴露出的基建缺失、政府失能以及腐败丛生使得奥斯曼帝国推广了数十年的现代化政策受到质疑。 基于这样的压力,汉志的供水系统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19世纪末投入规模最为浩大的基础设施之一。在19世纪80年代,汉志总督努里组织了3000名工人挖凿开了努曼谷地 (位于麦加东北部30公里)的地下水,并用4年时间重新疏通了古代连接努曼与麦加的水渠。疏通后的水渠为麦加城每分钟提供多达6000升的清洁饮用水。政府又在麦加城内修建了9个大蓄水池,并派专人看守清洁,以保证水质。之后政府在城市内铺设水管,使之与城内的医院、餐馆、政府机关、军营、沐浴场所相联结。在吉达市,政府疏通了距离城市10公里以外的一口水井,并动员了3000名工人用了超过3年的时间建造了一条水渠以将井水输入城内。利用这些井水,政府在吉达建造了一个配给站为居民和朝觐者分发洁净的饮用水。 水,财富与统治权 奥斯曼帝国在汉志地区的供水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这个地区的普通居民提供了必要的公共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使这些居民感受到了现代国家的在场感。尽管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完成对汉志地区的完全控制,但是当人们看到政府主持修建的长达数十公里的水渠,公共建筑中的水龙头以及喷泉时,国家的形象及权力便已经植入普通人意识中。 在长期统治着汉志的部落首领们看来,这些供水系统是奥斯曼帝国过度扩张的体现。帝国在汉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为自身提供了可见度之时,却是以削弱地方部落统治合法性为代价的。如果他们对于帝国的这种扩张视而不见,那么他们所享有的自治权便会逐渐消失。 此外,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中的水箱投资者和水贩也对政府兴修的供水系统心存芥蒂。公共供水系统所提供的大量洁净饮用水拉低了水价,致使当地居民和朝觐者不再从水贩手中购买可能受到污染并且价格高昂的雨水。而水贩生意的受挫又直接影响到了势力强大的水箱投资者们的利益。部落首领与城市中的商人因此达成了共识,需要找到办法阻止帝国在该地区的扩张。 新系统的失败:拥抱瘟疫 1907年,英国派往奥斯曼帝国卫生部的观察员弗兰克·克莱默发现吉达城内的居民只能依靠城外私人水箱中的雨水作为主要的饮用水。之前为城市居民提供洁净饮用水的水井被人蓄意掩埋,而帝国政府耗费三年多时间修建的水渠也被人为破坏了。克莱默认为这种规模的破坏行动是由城市中的水箱投资人指使贝都因游牧部落做的。这种破坏旨在让那些既得利益者重新获得吉达饮用水生意的垄断权。像这样针对政府供水系统的破坏行为也频繁出现在麦加和麦地那等地,而帝国政府却无力调拨资源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保护和维修。到了一战爆发前,政府之前所建设的供水设施几乎都已经无法使用,汉志居民的饮水又回到了依靠雨水与水贩的时代。 1906年奥斯曼改革派学者胡赛因·瓦萨福在目睹汉志基础设施的衰败状况后感慨贝都因人的冥顽不化。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们是无私、正直、具有政治远见与现代知识的。这些改革者们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将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贫瘠的汉志,为当地人修建各种基础设施以帮助他们享受现代性的果实。然而汉志地区的贝都因人过于无知,贝都因部落首领又过于贪婪,因而他们不但不想进入现代,甚至还去毁坏那些原本可以给他们带去文明的基础设施。瓦萨福最后总结道,既然这些贝都因人如此害怕文明,那么这里的贫困、干旱、传染病将会永无止境。 实际上,汉志的贝都因人对现代化的抵制进一步增强了伊斯坦布尔改革派的“东方主义”想象,即那些热带边疆的贝都因人确实是野蛮落后且生活在前现代时期的。因此汉志的贝都因人的抵抗愈激烈,奥斯曼帝国改革者想要将现代化推行到这个地区的欲望就愈强烈。不过由于国家能力的限制,以及当地利益集团的抵制,奥斯曼帝国直到覆灭也未能在汉志建立起系统的基础设施体系。 汉志地区的饮用水工程令人惋惜地以失败告终了,对这段历史的回顾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我们与身边基建和日常技术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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