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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纪事－1970年（上） 2月5日 大年三十晚上，与同学们顺利地演出《珍宝岛的枪声》、《浑身是胆雄赳赳》[1]等节目。回家后，却是在与母亲和弟妹们的苦熬中迎来农历狗年。
2月6日 正月初一，阴雨寒冷。送衣服和一些猪蹄肉到财贸局“隔离室”探望父亲，互致问候与劝勉。出来时，见一女孩愣愣地坐在办公楼门口，身旁放着一个大斗笠。有点熟悉的圆脸——几天后才知道，她就是几年前随其父到安歧的小学同学陆细英。其父也是“三反”对象，因受不了逼供，悬梁自缢了。2月8日 中午，听说父亲被“游街”，赶到鳌溪桥头。看见父亲在黄业荣、钱于生[2]等人监视下，从桥的另一头走来……傍晚，大弟给我一张缪菁菁[3]写的字条。她对我父亲被批斗表示同情，安慰我想开些，切莫灰心丧气。当夜，我将字条看了好几遍，最后对着那自制小灯的火，将它化为灰烬——我担心再一次“搜家”被发现而影响她——尽管我未给她回复，也未正式表示过对她的感谢，但我从心底里感激她；她作为同学中从精神上安抚我的第一人，永远印烙在我的成长史上。2月21日 当我知道父亲问题的一些人为原因后，在日记中摘抄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4]：“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采取诚实态度的，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的人才靠说谎过活”。由此，我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出路问题。
2月23日 父亲谊兄李大龙[5]来我家。父亲单从家庭经济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打算请李大龙带我去学木工。李大龙表示愿意收我为徒。在父亲跟我谈了他的想法后，我整整两天两夜睡不好、吃不下。心想：是的，全家9口人，仅靠父亲一人每月39.5元工资，原本就很困难。加上父亲“问题”尚未解决，弟妹尚小，今后家庭生活肯定愈加艰难……从减轻父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以及弟妹的培育方面考虑，我强忍心痛，答应父亲的要求。2月底 李大龙又到我家。我们约好：农历二月初三早晨我搭班车到福塆。这样，当日就可“出门”去青安[6]。此后的十多天，我心情抑郁，寡言少语，但天气好时还是去砍柴、下菜地。也正是在这几天中，我第一次将自己与巴金《家》中的觉民相比，只是：觉民是在婚姻上爱与不爱的选择，我是在人生十字路口此路与彼道的徘徊。3月10日 农历二月初三，本是新学期注册的日子。一早，我扒了几口稀饭，告别父母、弟妹，夹着油纸伞，坐上往林坑去的班车。到了福塆——师娘说：因为昨天好“出行”，阿伯昨天下午就“出门”了……当日午后，我乘班车回到城关。到家后，父母、弟妹都感到十分意外。在我叙说后，父亲说：“仔，这是你命中有书读。好了，今后再苦再累也要把你送到高中念完！”母亲接着告诉我：“今天中午，你的几位老师和同学[7]来我们家叫你去报名了。”这时，我才哭出声来……
3月11日 我开始全新的读书生活[8]。我早起、晚睡，尽心去读好功课；偶有饿着肚子去上课的情形（怕迟到，母亲说我是赶着“上京”）。每日下午的课外活动，我不是参加节目排练，就是回家挑着尿桶下菜地，极少像许多同学一样打篮球。每到星期天，我总是尽量多砍些柴；有时是上午砍柴，下午赶到学校排练节目。
[1]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段唱腔。 [2] 黄、钱在当时有“打手”之称，不仅仅是在财贸系统。 [3] 她父亲（浙江人氏）在云峰车站工作，“文革”初期亦被批斗。时仍住车站。车站与旅社互为斜对面，她早知道我。上中学后同一班。约在1973年初随父母调动而离开云峰。 [4] 摘抄于当时的“政治学习材料”。 [5] 官塘乡福塆村人，与父亲有多年之交，每到城关必到我家，时常还与我挤在一张床上过夜。当时他是修建木质房屋的师傅。 [6] 当时民间常把外出打工挣钱叫做“出门”。“青安”是邻省的一个县，这里只是一个地域方位，并非就是到青安去。 [7] 唐多根、王芳玉、王华三位老师，荣贵、钱森、苏宁生、缪菁菁等同学。有一位老师说：我去学木工太可惜了。 [8] 由于多种原因，本学期本年段有一些同学辍学。这一辍学就永远失去求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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